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应当以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应当以 政治解放为基本内涵

确认政治解放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对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毋庸置疑，马克思所讲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是指“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形态，这个经济形态是“自然史的过程”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从实践上看，中国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论点。如果说前30年的计划经济的最根本教训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市场经济的排斥，那么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认识和实施市场经济的过程。从最初“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方针的提出，到最终确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伟大战略，我们在理论上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实践上我们正在深化和拓展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已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性的科学论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开始。总起来看，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起步时期起，就围绕着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这条主线不断延展，经历了十余年的摸索，直到90年代初，我们终于确认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明确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目标，使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和扩展。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进而，根据政治解放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我们也完全可以从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出发合乎逻辑地作出推断: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为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的政治解放——不论我们赋予它什么新的称谓——也必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同样是合乎规律的，具有“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客观性质。进一步说，如果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政治解放的基本任务就应当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因为没有政治解放为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真正地、完备地建立起来。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正在改变我国政治发展的世俗基础，并且正在逐步明确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从理论上去把握这个过程的性质和趋势。为此，依据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我们完全可以提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推进并完成马克思所阐释的“政治解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

政治解放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客观关系要求我们必须从政治解放的意义上理解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并实在地、实际地推进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封建专制制度堪称在历史上达到了最完备的形态。封建专制不仅表现为专制权力，而且深深地内化到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乃至人格结构中。在这种交换手段极不发达的社会中，除了封建专制的政治观念、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外，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社会大众都无从想象和理解其他可能的政治形态，也不可能提出超越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政治制度上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机。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一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至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力图通过非市场经济模式，即所谓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计划经济是否为优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对此，我们至少目前还很难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论证。但可以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基础上的，旨在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固有缺陷。然而我国的计划经济却不是奠基在市场经济完整、完备的发展基础上，而是直接落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这不仅使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根本不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由于没有经历市场经济的完整发展，积淀在文化传统中、内化在大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的封建专制意识，不但得不到彻底的清除，而且还借助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改头换面地延存下来，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本加厉地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存在着被封建政治意识所扭曲的危险。这表明，真正消灭专制制度或专制统治不仅仅是对政治制度的革命改造，更重要的是让交换手段充分发达的经济形态取代专制政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或世俗基础，亦即消除和改变专制统治赖以生存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乃至社会大众的心理结构。这也是政治解放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政治解放的任务，首先要求我们必须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上重新理解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涵，确认现代民主政治形式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不经过政治解放，我们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获得有关民主政治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不可能真正认识现代民主政治形式的内涵和意义。现代民主政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的确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或局限性，揭示和批判这种矛盾和局限性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尽管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是我们政治建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生长的直接土壤，我们所希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能直接从封建主义的政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更进一步说，没有经历完整意义上市场经济和政治解放，就不可能真正结束专制权力的统治，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为人类解放的最终形式创造条件。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人类解放都不可能在专制权力的统治中实现。对于这一点，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就有可能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改头换面地走向专制政治的老路。

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马克思所述说的政治解放，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不管以什么名义或采用何种名称，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都必须完成三大任务:其一，必须把国家从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宗教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使宗教和信仰成为私人领域的事情，并完整地确认社会成员信仰自由的权利;其二，必须明确地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私人财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确认公民自由地使用和处置私人财产的权利;其三，必须明确国家和政府的最基本的功能和责任就是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公民的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权利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并通过一定的民主形式在政治上体现出来。不难看出，这三大任务也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最基本的权利主张。国内一些对自由主义政治保持“高度警惕”的学者很有可能把完成这三大任务视为实施自由主义政治策略而加以反对。对此，笔者有必要指出，政治解放的这三大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就必须通过完成这三大任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尽管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主张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也的确是以维护市场体系为目的，但不能认为完成这三大任务就是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我们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应当完成这三大任务，而在于是把以这三大任务为基本内容的政治解放理解为人类解放的终极形式，还是理解为人类解放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确切地说，政治解放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却是我们趋达最终目的所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5]

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正在沿着政治解放的路线行进。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更为明确地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其中特别是第一次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条款郑重地写入宪法，并重申了公民所享有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强调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于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我国第一部“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利以及对这种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作出了更为详尽的法律规定。如前所述，政治解放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使国家能够作为一个国家，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去实现和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其中特别是维护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利和信仰自由的权利。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的颁布和施行正是体现了现代政治国家的这一基本精神。尽管这些法权的落实并不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所能实现的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一种实在的、实际的解放。即便是将来的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也必然以人的基本权利的全面实现为基础，而不可能以侵犯个人基本权利为前提。这就是说，不经过完整意义的政治解放，就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