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新常态

李京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下面围绕三大问讨论：宏观经济新常态是什么？宏观经济新常态为什么？宏观经济新常态怎么办？

1. 什么是新常态？

2. 什么是“三期叠加”？

3. 如果非政府主动调控，中国经济是否仍会持续高速增长？

4. 既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稳坐钓鱼台，保持高增长，那么，在元气已恢复的情景下，中国经济为何不升反降呢？

5. 如何实现宏观经济新常态？

一. 什么是新常态？

中国每年有三大会议：一是每年10月小心翼翼举行的中央全会，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大政方针；二是每年12月紧锣密鼓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中央全会精神落实到经济工作上；三是每年3月轰轰烈烈兴办的全国两会，把中央全会以及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到政府工作中。

2015年“两会”有三大热点：新常态、利率市场化和延迟退休。

新常态内涵四个转型：

一是换档位，增速从高增长向中高增长转型。

二是转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型。

三是调结构，经济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升级转型，即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使其更加合理化、高级化，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包括宏观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也包括微观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等。

四是新动力，增长动力由投资、出口驱动向创新驱动，从投资驱动和数量规模扩大向充分发挥人民创造潜能转型，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号角：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资源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体现“真功夫”。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具有许多非同以往的新变化与新特点、新趋势与新挑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还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动力也发生重要变化，有的不断强化，有的出现衰减，体现螺旋式上升，飞跃式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辩证规律，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量变到部分质变、积累到跃迁的过程，也显示了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认识新常态，需要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从大的历史阶段看，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基本国情。诚如习主席所言，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央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从多个角度判断新常态非同以往的特征。

一是中国正在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

198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人均GDP为220美元，属于极低收入组，在世界188个国家中位居第175位。

200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在世界207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141位。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组，在215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120位。

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593美元，在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第96位。并且中国已有8个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0美元（位居世界第88位）。按照这一总体发展趋势，中国将在2020-2023年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今后中国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成功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中国已经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即人类发展指数小于0.700）向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大于0.700）迈进。

1980年，中国HDI为0.423，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

1990年，上升至0.502，进入中人类发展水平

2010年，上升至0.700以上，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

2015年，中国HDI预计将达到0.727，在世界187个国家或地区中居87位。展望“十三五”时期，中国人类发展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也会稳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将更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充分地转化为人类生活需求，人类发展需求也将得到更大满足。

到2020年，中国的HDI将进一步提高至0.760，其中人口教育和健康指标对提高人类发展水平贡献更为显著。到那时，中国在世界的排位相当于目前第69位的土耳其。

三是中国将从富裕型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向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迈进。

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0%和37.7%，到2020年，二者将分别降至30%左右和33%左右（见表1），达到或接近世界更富裕型消费结构国家。这既反映了居民的食品、服装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占总支出的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又反映了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与娱乐领域的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居民生活品质将有进一步改善。由于恩格尔系数指标不受价格水平差异或变动的影响，要比人均收入更能反映中国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质量和水平，因此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

二. 什么是“三期叠加”？

习主席提出“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即增长速度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

一是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改革开放30余年来年均近10%的持续高增长，把中国经济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等基数增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结构分析，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这些内在影响，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外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新世纪以来呈现逐级放缓态势。

2003-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1.6%；

2008-2011年年均增长9.6%；

2012-2014年年均增长7.6%。

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经济增速是7%，2014预期增长目标是7.5%左右。增速并未对就业等带来太大冲击，经济结构逐步优化，说明“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二是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全国各大城市持续出现雾霾天气，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而当前金融与经济数据不同步现象，其主要根源也在于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化、各国应对危机加快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增强了中国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

结构调整并非免费午餐，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企业兼并重组甚至退出市场。一些行业难免受到冲击，有些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结构调整中的“阵痛”。美国经济温和复苏，以大数据、生物科技、页岩气等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再次站到世界经济前沿，积极主动的结构调整为美国新兴产业崛起赢得先机。对于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必须痛下决心。企业兼并重组甚至退出市场，本是市场经济题中之义。只有坚持把市场问题交给市场解决，才有可能赢来“阵痛”后的新生。

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为扭转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及时采取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

2008-2011年，刺激政策效果良好，经济增速最高时达到11.9%，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也对世界经济起到“压舱石”作用，是非常时期非常政策产生的红利。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速逐级回落，进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政策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当期宏观政策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缩小。

中国30余年宏观调控实践表明，政府干预只能像“病人休克”时使用的“复苏器”，而不能成为装在人身上的“起搏器”，更不能成为“人工心脏”，用政府干预来替代市场调节。经过30余年市场经济的“游泳”，中国的市场主体逐步熟悉“水性”。经济增速掉一点也要沉住气，但沉住气不等于没有政策预案，也不等于“坐等”。2013年，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信心、顶住压力，未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其“淡定”给了市场一个强烈信号，即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同时启动了一些既有利于当前稳定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长期结构平衡的项目，如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铁路建设等，大力推进环保节能、信息消费等新产业发育成长，促进内需的作用逐渐显现。

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对中国革命持悲观论者提出“红旗到底能扛多久？”，毛主席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描绘了革命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习主席曾经引用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既然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历史性转型。

三. 如果非政府主动调控，中国经济是否仍会持续高增长？

不言而喻，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到2020年可保持7%增速。回顾前两次金融危机情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跌破5%，结果中国经济增长却达到7.8%。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提出要保8%，结果却增长了9.2%。那么，同志们要问，中国经济30余持续高速增长的秘诀在哪里？

以林毅夫的制度经济学和胡鞍钢的政府经济学为代表揭示了中国经济30余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的秘诀。

1992年，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提出了中国出现经济奇迹的命题，动力机制是东中西三大差距加大，产生落差效应，形成追赶动力机制。胡鞍钢先生提出五年规划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动力机制。中国每年三大会议，10月份的党代会，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3月5日的准时召开的全国两会，最重要议程就是集中全国精英讨论制定国民经济规划。为什么金融危机总是爆发在欧美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虚拟经济膨胀，没有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主要动力机制有三：一是五千年中华文化，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其余三大古文明相继衰落，古埃及的金字塔被沙漠化埋了半身腰。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我最近的博士论文是《从毛主席到习主席：执政党永葆青春的秘诀》，专门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届主席的哲学思想体系，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猫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主席的毛主席思想邓小平理论传承创新论“四个全面”，一手高举毛泽东思想，走群众路线，反腐倡廉；一手高举邓小平改革开放旗帜。三是西方合理理论。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二大到十八大党代会报告，发现两大特点：一是报告主题鲜明，政治性强，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二是改革方式治理模式几乎都吸收了西方经济学合理内核，如宏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制度经济、技术经济、结构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人口经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乃至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律等专业、学科理论框架体系；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原理、信息不对称、约束和激励问题、道德风险等，中国几乎是空白，都以西方理论为蓝本。比如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从心理学解释梦，那么试问梦是什么？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梦进行了既简洁凝练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高度概括：梦是愿望的满足，弗氏理论至今无人超越。

文科基本上以人为研究对象，理工科主要研究自然科学。由于环境影响，我从小爱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其中经济学较为理性，从政治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滴水穿石，铁棒成针，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父亲是“文革”前的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在父亲耳濡目染影响下，我有意无意地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家以人大宋涛先生、社科院薛暮桥先生、于光远先生、刘国光先生、复旦蒋学模先生为代表；西方经济学家以北大胡代光先生、香港大学张五常先生、以及后来居上的林毅夫先生为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先生从政治经济学转向西方经济学研究，具有双向思维视角。

“十三五”时期，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接近美国，中国发展阶段具有如下七大特征：

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预期指标可以确定为7%左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进入大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为此，要充分考虑各种要素（特别是能源供给、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压力、温室气体排放等）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集中解决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期。到“十三五”末期，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还有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同时，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进一步降低，二三产业对农业反哺作用更加突出，农村工业化、信息化建设取得突破进展，农村面貌发生根本改变。

迈向高收入的富裕型发展阶段。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看，正处于从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过渡阶段。从人口比例上看，到2020年，有2/5左右的人口进入高收入阶段；从对美国的追赶系数来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1/3。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看，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且进一步趋同，已经属于国际公认的富裕型消费结构，其中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将达到30%左右，属于更加富裕消费结构。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十三五”时期是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依法治国。

进入生态盈余增长期和环境污染与治理相持期。全社会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投资预计将达同期GDP的1.5%，大气、土壤和水体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雾霾、土壤重金属与化学品污染、水体污染治理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面积持续减少。耕地减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持续下降。

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继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和绝对水平稳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更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思想，更充分转化为人类生活需求的更充分保障与发展需求的更大满足。到2020年，中国HDI指数将达到0.76，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组中HDI较高国家。

中国与世界关系深刻变动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地区事务主导能力进一步提高，国家软实力进一步增强，发展模式、文化产品等国际认同程度明显提高。这就为中国全面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远目标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天时、地利”战略机遇期。

四. 即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都能够保持高增长，那么，在元气尚已恢复的情景下，中国经济为何不升反降呢？

中国经济下行始于2011年，当年GDP增长即从上年的11%降至9%，2012年、2013年、2014年又分别降至7.8%、7.7%、7.4%；今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是政府调控结果，为了“稳增长”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又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并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这一系列政策出台，当然会把经济增长稳下来。

有人因此对经济前景持悲观论；也有人认为，根据经济长波理论，当前经济下行是经济周期性反应，待下行周期结束会恢复高增长。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央提出稳增长，正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作出的决策，可从国际国内作深入分析。

从国际方面看，中国面对对外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30余年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率达到40%，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出口明显受到欧美国家排挤。美国逼人民币升值，美其名曰实行中美“贸易再平衡”。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是美国本土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的国家进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让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涨价，从而制约中国商品出口。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奥巴马政府又加速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两个协定的根本用意，是要全面围堵中国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关于碳排放，2014年联合国在华盛顿召开气候峰会，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碳排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5%，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敢于担当，也是大势所趋。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美国试图建立全球碳排权交易市场。长远看，限制碳排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中国是全球最大碳排国，是碳排权的最大买家，中国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出口，换回的外汇不够买碳排指标。

从国内方面看，以下三个因素也要求中国稳增长。一是自然资源约束。中国自然资源匮乏，可能源消费占世界总量比重高。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占全球20%；而单位GDP能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不仅加大国内供应短缺，而且给国际供应也造成压力。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买啥啥涨，高能耗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中国人口红利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2000年，人口红利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人均产出贡献在20%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2010年，人口红利减弱；第三阶段是2011—2050年，人口红利消失并转为负数。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3年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又减少371万人。据预测，在2020年之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而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年—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抚养负担将不断加重。

三是经济基数不断膨胀，蛋糕越做越大。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增长，2010年GDP已近40万亿，人均GDP也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数大，即使每年再增长1%，所创造的GDP相当于10年前4个百分点的增长。2014年中国GDP是63.65万亿，增长7%，一年净增GDP就有4.46万亿，接近1994年一年的GDP，还超过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经济总量。

四是一些深层次矛盾需要冷处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经过改革开放36年持续发展，中国正在十字路口，正面临深度转型挑战。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加快结构调整，为新一轮增长做准备，中国绝不能丧失调结构大好时机。在全球经济元气恢复缓慢、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需求增长低迷情况下，适当降低中国经济增速，将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环境。解决中国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实质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经济发展长期战略目标，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任重道远，艰难困苦，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中央审时度势把过高速度稳下来，连续5年中央把GDP增速定为7%。

五. 怎样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

抓住“三双一平衡”，确保中国经济稳中有进。

中国经济体犹如疯长时期的青春少年，其经济增长高度远远没有触顶，仍处在长身体的大发育时期，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紧盯“双中高”，打造“双引擎”，推动“双创新”，将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将供给潜力变为供给能力，让中国经济在中高速增长中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质量与数量完美结合。

“三双”，即“双中高”、“双引擎”、“双创新”。

双中高：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速度下来，质量上去”，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在中高速增长中迈向中高端水平，最终实现质量与数量的完美结合。

双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双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

“一平衡”，即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观念适应，认识到位，方法对路，工作得力，努力做到八个“更加”：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正确认识潜在增速与现实增速之间的关系，澄清认识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增长潜力等同于一定或者必然能够实现的增速。实际上，增长潜力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发展差距及后发优势等因素决定的增长可能性，意味着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增速，而并非意味着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速，更不意味着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增速。国际经验如下。

第一，中国潜在增速高，如中国与美国存在至少30年差距，差距本身构成学习潜力、追赶潜力和增长潜力，意味着中国具备后发优势；目前世界上尚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贫困国家，其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也很大，但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快速增长，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

第二，即使实现成功追赶增长的经济体，如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在一定发展阶段，尽管其后发优势或增长潜力相似，但中长期平均增速存在较大差异，受其他外部因素影响。

第三，一些追赶不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高速增长，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却出现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上述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中高速增长潜力只表明增长的可能性，并非自动或必然实现，其实现与否，不仅取决于一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客观环境，更取决于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及发展政策是否与环境变化相适应。

新常态更多的是指客观环境、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发展模式新常态在形成过程中尚需改革完善。从国际经验看，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既可能实现较长时期的中高速新常态增长，也可能实现较长时期的中低速增长，也不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常态，应有清醒认识，未雨绸缪，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表2　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值与实际值（2001-2020）

第二个误区是把增长潜力误认为是每一年、每个时期或者每个区域都能实现的同等增速。实际上，潜在增速是就全国平均增长潜力而言，而现实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影响，从而出现波动，特别是在当前“三期叠加”时期，旧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而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同时还面临调整结构、化解风险的艰巨任务，矛盾错综复杂，个别年份增速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速。因此，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的持续发展，而非过于注重每年都实现中高速增长。如果为了维持短期较高增速，导致结构进一步扭曲，矛盾进一步激化，风险进一步加大，环境进一步被破坏，那是得不偿失。相反，如果结构在优化，矛盾在化解，民生在改善，新的增长动力在形成，那么即使增长速度低一些，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