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

三、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

与坚持父权主义的弗洛伊德不同，巴霍芬是母权制的研究者和赞同者。由于父权主义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母权主义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因此母权制引起社会主义者的兴趣是毫不奇怪的。圣西门、恩格斯、倍倍尔等人都写过肯定母权制的文章。弗洛姆通过巴霍芬走向了对母权制的研究，并深化和发展了他之前的社会主义文献。

母权主义在历史上表现为父系氏族公社出现之前的母系氏族公社。从19世纪开始，就有一些人类学家研究了母系氏族公社。这些研究引起了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关注。在20世纪的人类学家中，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社会的性和压抑》研究了母权制文化，他削弱了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与此同时，伯列福特的《母亲:情感和制度的起源研究》也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兴趣。受这些研究影响，在心理分析的圈子中，对母权制理论也展开了新的思考。赖希是第一个这样做的，1933年他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中写道，母权制是“自然社会”中唯一真正的家庭类型。

弗洛姆也是母权制理论最活跃的鼓吹者，1932年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把伯列福特的《母亲》介绍给德国公众，文后紧随一篇伯列福特用英文写的名为“家庭情感”的文章。弗洛姆特别赞赏伯氏的一个观点，即所有的爱和利他情感最终都源自贯穿于怀孕和出生后一段时间的母爱，爱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假设的依赖于性，其实性更多的是和恨、毁灭联系在一起。弗洛姆也欣赏伯氏对社会因素的敏感，他认为历史上的“男性”和“女性”并不单纯是自然性别的反映，它们源自不同的生活功能，部分地由社会所决定。一夫一妻制是由特定的生活条件所要求的，这种条件不仅体现在性别分工中，而且体现在所有制形式中。弗洛姆总结说，伯氏已经超越仅仅是人种学的范围而进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正如他本人在《社会研究》杂志上超越单纯从“性”的因素分析家庭，强调经济因素在家庭发展中的重要性一样。

弗洛姆认为，与伯列福特相比，巴霍芬没有给予社会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把男女在精神上的不同绝对化了。弗洛姆承认，这表达了一种合法抗议，反对启蒙运动把妇女“解放”到资产阶级男人的位置。不过，在他看来，巴霍芬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左派的影响。弗洛姆拿母权制社会与父权制社会作比较说，“母权制的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和天赋平等，它特别强调血缘的联系和地域的联系，看重怜悯和仁慈;父权制社会的原则是有条件的爱、等级结构、抽象思想、人制定的法律和国家的原则”⁽⁷⁵⁾。正如恩格斯和倍倍尔解释的，父权制社会是与阶级社会相关联的，把责任和权威置于爱和满足之上，并把私有制和性压抑作为当然的前提。

因此，对弗洛姆来说，对巴霍芬进行社会主义的理解会更中肯些。他认为，研究母系社会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其历史兴趣(无须证明它们在过去存在过，因为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于提供了一种可供现实选择的可能性。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弗洛姆用母权制理论否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他承认，这个情结在父系社会中的强化，部分是由于儿子作为父亲财产与地位的继承者以及作为父亲老年的赡养者而造成的。这意味着在对儿子的早期教育中，对经济的考虑更重于幸福。因为儿子害怕失败，所以父子之爱很可能转化为怨恨。爱的这种依赖性可能导致精神安全的丧失和作为生存核心的义务的加强。比较之下，母爱却是无条件的，也较少与社会压力有关。但在当代社会，真正的母亲的力量已受到侵蚀，她不再被看做保护神，甚至自身还需要保护。弗洛姆认为这也同样适合于母亲的替代物，诸如国家和种族。原来母亲式的信任和温暖被代之以父亲的罪感、肛门压抑和独裁道德。新教的发展加强了父亲的影响，而中世纪拥有的子宫似的教堂和圣母崇拜的天主教的安全感却在实际上降低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明显是父权的，尽管资本主义自相矛盾地创造了回到母权文化的条件，因为它提供了大量商品和服务，允许一个较少成功取向的现实原则。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应保持对这一回转的承诺。⁽⁷⁶⁾

弗洛姆评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巴霍芬的研究，指出，不仅恩格斯对母权制的发现印象深刻，马克思、倍倍尔、保尔·拉法格等人也都给予巴霍芬的发现以高度评价。凯莱斯－克劳茨断言，巴霍芬在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旗帜下发掘着，并发掘出一粒新的革命的珍贵种子——共产主义精神的复兴。“巴霍芬指出了现存社会关系的相对性。他强调了一夫一妻制婚姻根本不是永久的‘自然的’风俗。这样的观点只能受到那种提倡现存社会结构根本变革的理论和政治活动的欢迎。”⁽⁷⁷⁾巴霍芬的理论发现了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妇女是社会的权威和中心，而不是男人的奴隶和物物交换的对象。这不仅对妇女的政治和社会解放斗争，而且对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巨大的支持。

随着对巴霍芬兴趣的增长，弗洛姆对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热情不断减少。1935年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著文说明，对弗洛伊德失望的原因，认为弗洛伊德受到资产阶级道德和父权价值的局限。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人格是古典父权制类型的，在其学生和病人的面前都是权威。正统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工作、生育、享受的能力，弗洛伊德强调前两个甚于第三个，他在文明和满足之间发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主张重建社会以使满足获得更大可能的政治激进派，弗洛伊德的态度是持久的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认为是对父亲所作的恋母性的侵犯。事实上，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神经病就是不能适应资产阶级规范。弗洛伊德不能抵制他的背景的进一步证据是，他坚持以钱支付所有治疗。

弗洛姆对报酬问题的看法，表明他认为理论问题具有直接的实践含义。这也是弗洛姆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观点的主要区别所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日益走向纯理论的批判，马尔库塞虽然诉诸实践，但他的虚无主义必然使他的实践策略只有破坏性而没有建设性。弗洛姆则试图在实践中实现理论的原则。

弗洛姆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强调，对人的本质作出规定是不可能的。弗洛姆则认为，虽然历史地看，人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但在某一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又有其现实的本质。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这两种相互作用都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因此弗洛姆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像罗马人的“自然”(Natura)那样固定的概念，而毋宁说是相似于古希腊的“自然”(Physis)这种人的潜在本质的观念。据此，弗洛姆总是十分强调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学含义。在这方面，他和进入研究所之前的马尔库塞而不是和霍克海默、阿多诺相近。与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的是，弗洛姆常常利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特别是在后研究所时期，为了给他的完整的人提供基础，他注意到像斯宾诺莎、杜威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自然概念。40年代他超越心理学，企图在人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伦理学体系，这完整地表现在《逃避自由》和《自为的人》两本书中。

40年代，弗洛姆不但离开研究所，也离开了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早先思想的各个方面，后来他自己也认为“我从未离开过弗洛伊德主义”:

除非把弗洛伊德和里必多理论等同起来……我认为弗洛伊德的主要成就是其无意识概念(它体现在神经病、梦等现象之中)以及抵抗和人格的动态概念。这些概念在我所有著作中保持着基本重要性。那种认为我放弃里必多理论就是放弃弗洛伊德主义的说法，是一种只有从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立场才可能有的非常强烈的说法。……我的全部工作都是以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为基础，其心理玄学则除外。⁽⁷⁸⁾

然而对其他观察者而言，放弃里必多理论和弗洛伊德原来思想中的其他一些重要成分如俄狄浦斯情结等等，就意味着弗洛姆已远离正统理论，有理由称其为十足的修正主义者。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临床发现与元心理学⁽⁷⁹⁾之间所作的区分，不能使那些认为两者有紧密联系的人包括研究所的同事满意。

虽然弗洛姆从未停止调和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但他后来较少依靠弗洛伊德著作的某些方面，而更重视心理分析中某些为马克思本人所期待过的一些洞见。弗洛姆着手写思想传记时认为，马克思是他思想发展中更重要的人物，“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⁸⁰⁾。弗洛姆青年时持有的普遍和平的思想引导他欣赏由马克思提出的类似看法，并逐步离开较少肯定含义的弗洛伊德思想，虽然他始终相信弗洛伊德的许多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