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体系建立的过程，既是西方文化的全球性传播、非欧民族文化传统动摇的过程，也是殖民地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反应、反思和选择的过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现代文化重建的过程。概括地说，西方的文化在非欧民族之间引起了三种反应和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民族自卑心理和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把传统的东西一概视作落后的，把西方的一切都看作是优秀的，不加批判的全盘接受；第二种把西方思想和文化看作是对传统的颠覆和破坏因素，一概地排斥和拒绝；第三种态度是，既反对盲目崇拜，也反对一概拒绝，而是能动地批判，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
正因为世界民族对西方文化的能动反应，才使这个传播过程具备了双重的性质和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西方政治经济优势在全世界的确立，西方文化深深地动摇了非欧地区的传统社会，摧残了非欧地区的传统文明，中断了传统社会正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新的话语内涵。我们是谁？他们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要受他们的主宰和支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促进了民族观念、民族思想的滋生和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自我意识觉醒并发展成为成熟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的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和进步的内容，也为觉醒的非欧民族主动地接受，成为他们反对殖民主义、推翻殖民体系、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基本成分、概念和原则，渗入非欧民族的社会思想之中，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武器，并且对民族独立之后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文明开始成为西方以外地区和民族现代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参与了世界各民族现代文化的重塑，而非欧民族现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西方文化的变迁，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
现代世界文明重构过程中的这种双向互动，正说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不同观念和习俗的种种碰撞和冲突、排拒和斗争中，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和习俗逐渐形成，取代淘汰了一些旧有传统，改造更新了原有民族文化的结构和内涵。此正所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破不立。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不同民族的交往是文化发展的契机，而在这种交往中实现的多种成分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新的创造。人类文明便是在这种不断的交往和创新中获得无限生命力的。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一种促进文化交流、重建现代文明的媒介作用。
美利坚民族的诞生 欧洲列强对全世界的扩张、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向全世界的扩展，将世界各地卷入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把西欧以外的世界置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外缘地位，对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必然地造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矛盾的激化，导致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并由此开始了改造这个体系、改变自己在体系中受欺凌、遭排挤的被动地位的长期奋争。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拉开了世界范围内反对殖民体系斗争的序幕。
独立战争之前，北美洲13个英属殖民地，已经发展成为功能健全的社会。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殖民地人民，在长期的殖民地生活中，学会了相互共处，并且日益融合进一个共同的社会。殖民地的经济，也冲破了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束缚，改变了原来单纯向宗主国提供稻米、棉花、木材、生铁等生产资料的单一产品结构，发展起了酿酒、制铁、加工、制陶、玻璃生产等工业。七年战争期间，北美殖民地利用英国忙于同法国作战、无暇顾及殖民地的机会，工业迅速发展。13个殖民地之间，也冲破了只准与英国贸易、禁止相互贸易的禁令，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1763年，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在消除了法国的威胁、获得了巨大的新殖民地之后，宗主国决定加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就在七年战争结束的当年，英国议会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为王室产业，禁止13州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植，重申北美13个殖民地必须只同宗主国进行贸易的义务，并且颁布了“糖税法”、“印花税法”、“汤森税法”等一系列法案，强行向殖民地征收新税，将繁重的税收负担转嫁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且通过“驻兵法”，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
宗主国的这些政策，在北美殖民地引起强烈的反应。经济冲突很快演变为政治冲突。殖民地人民坚决反对英国议会有权在这些不是由他们选举的议员所代表的土地上征收税款。1774年9月，北美各殖民地代表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殖民地人民提出了“国家自由”的要求，并且形成了一个把殖民地建立成独立国家的运动。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发表《常识》一书，把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斗争提到了一场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的高度，提出美洲自己管理自己。并且认为，美洲的自由精神应该推动美洲人选取一种共和政体并且签署一个保障“自由与安全”的宪章。《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广泛传阅，大大激发了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独立意志。
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上，来自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的代表，通过了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庄严地阐述了约翰·洛克和其他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曾经多次表述、托马斯·潘恩等人在革命前夕奋力传播的人民主权理论和天赋人权思想，把它同殖民地人民的现实斗争和未来命运结合起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的政治联系、在世界列国之中取得自然法则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就有一种真诚的尊重人类公意的心理，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那些驱使他们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公布出来。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他们一定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政府一旦损害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起来废除它，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独立宣言》阐述的这些革命思想，立即变成了凝聚美利坚这个新兴民族、引导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巨大精神力量。在独立宣言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北美殖民地人民组建军队，英勇战斗，终于迫使英军1781年在约克敦投降。在178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上，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从此，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国家昂然进入了世界民族之林。
新兴的美国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国会分为参、众两院，职能是负责征税、主持共同防务、关照共和国的总体福利。行政权被赋予拥有管理职能的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三个部门中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对其他两个部门实行宪法监督和制约。在这个意义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是欧洲进步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付诸美洲社会实践的结果。它被称为“杰弗逊式的民主”，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丰富和发展了西方政治文化。
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形成 北美原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欧洲传统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随着移民的到来，自然而然地成为殖民地最初社会文化主流，欧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不仅对殖民地时期的政府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也体现在独立宣言中，体现在独立以后的国家机构、制度和法律中。在某种程度上，北美社会是对欧洲社会的移植。
但是，从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土地那一天起，北美人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就在以坚韧的毅力同荒野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从第一批移民来到北美之时起，直到1890年，300年来，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从东海岸一直到大西部，开拓着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把美国的边界不断地向西推进到太平洋海岸。向西部不断开发的独特历史，造成了美国人与他们欧洲先辈之间的基本差别，也铸造了美国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与此同时，美国的民族文化也发展并成熟起来。
美国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对美国独特历史和民族特性根源的自觉探索。1893年，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特纳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一改过去的历史学家强调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从中世纪日耳曼社会中寻找美国政治制度根源的传统，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美国的历史和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强调边疆传统对美国文明的重要影响。特纳写道：“美国社会的演变，在每一处新开拓的边疆都从头至尾重复一次。这种周而复始的再生，这种生活的流动性，这种向西发展去寻求机会，这种对原始社会俭朴生活的不断接触，使美国民族的主要性格得到充实”，“边疆的向西推移，意味着不断地摆脱欧洲的影响，意味着沿独立的美国道路走下去。研究边疆的向西推移，研究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研究边疆开拓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就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
特纳的论文，在美国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对特纳思想的讨论，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美国的历史。移民、欧洲和美国观念的相互影响、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传教士和理想主义者的热情，这一切都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影响，参与了美利坚新兴民族性格的塑造。一部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本地因素、外来传统和沸腾的现实生活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在冲突矛盾中寻找平衡、在多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格的历史。美国独特的自然环境，边疆大片的自由土地，缓解了像欧洲那样因为土地问题而激化的社会矛盾；同样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同样艰难的创业经历，削弱了拓殖者之间社会的等级界限，增进了他们的平等意识；在拓荒生活中形成的习俗、积累的经验、培育的精神，构成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坚实基础，成为支持美国宪法和制度的重要力量。正是在“适应一个非凡发展和扩大着的民族的各种变化”的过程中，美国形成了它的具有活力和弹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边疆地区艰苦的生活和拓殖者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铸造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坚强的意志、狂放不羁的性格，无情的个人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成为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如同美国学者克雷科夫尔所言，“新世界的生活将从旧世界受迫害的农民身上造就刚强的、自力更生的、能独立思考的公民”。这种精神不仅使北美殖民地赢得了政治经济的双重独立，并且规制了美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城市化 新生的美利坚立即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表现出与欧洲不同的特色。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给新大陆带来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先进技术，并使这些新技术在新大陆生根开花。富有开拓能力和奋斗精神的美国人，立即在独立后的美国抓住机会，大力发展了运河和铁路运输，改善了国内的运输环境。1825年，纽约州的伊利大运河竣工通航，把大西洋与五大湖连接了起来，到1850年，美国又建成了连接大西洋与密西西比河的水上运输网络。
工业和运输革命，促进了城市的迅速崛起与发展。位于大西洋岸的纽约，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港口城市的有利条件，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贸易中心。1870年，纽约人口已达133万人，到1930年，已超过百万。其他靠近河流和运河的城市也因方便的交通大获其利，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到1930年，芝加哥人口达到337万，洛杉矶达到220万，费城的人口也达到195万。
大城市的发展和迅速的城市化，带来了食品、住宅、卫生、供水、防火、治安、债务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也使相应的各种城市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市政设施、公交系统相继建立。19世纪，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道主义的改革运动，取消了负债坐牢的刑律，改善了监狱条件，建立了精神病院。突飞猛进的城市化，以其无可阻挡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改变了新大陆传统的乡村特色，发展起了现代城市文明。城市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主体，到目前，美国全国总人口中只有不到4%的人口以农业为生。
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多样性 如果说独立战争时期北美13州的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荷兰等地的移民，人口构成比较简单的话，那么独立战争之后，随着大量移民的加入，美国人口在种族构成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有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1798年，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起义失败后，大批爱尔兰革命者流亡美国，在主要海岸城市建立起爱尔兰联合会的分支机构，鼓舞了更多的爱尔兰人移居美国。19世纪中叶，在爱尔兰历史上的“饥饿时代”，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移居美国，使美国的爱尔兰人在1860年达到160万。
最早到美国的德裔居民，是18世纪独立战争期间受雇于英王乔治与大陆军队作战的雇佣兵，其中有几千人后来在美国定居下来。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又有数以千计的自由主义者对德国四分五裂的现状和专制独裁的政治感到失望而移居美国。1851年以后，更多的德国农民因马铃薯病虫害造成的食品匮乏而来到美国。与此同时，大量的法国人、北欧人、犹太人、东欧和南欧人以及亚裔移民，也纷至沓来。19世纪末，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起了修建铁路的狂潮，大量华工被引进美国。这些人的到来，使美国成为拥有多种民族和宗教的国家。
大量新移民的到来，在改变美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犹太教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教派和团体，都纷纷在美国落脚。除了这各种宗教信仰之外，新移民还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带来了啤酒、音乐、餐馆和圆舞曲这些与老13州清教传统相抵触的生活习惯。此外，各种各样政治思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也都随着移民进入美国，形成了美国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种族文化上的多样性。
内战和解放黑奴 宗教和种族文化集团的多样性存在，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即教派冲突和各移民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偏见，在美国建国初期，这类问题随处可见。然而，相对白人和黑人之间根深蒂固的隔阂，移民之间的这些冲突与摩擦，都不过是新的社会成员在学会彼此适应、相互容忍的过程中爆发出的小小火花，是美利坚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润滑剂。如何对待非裔黑人、如何解决奴隶制的问题，才是对新兴国家的真正考验。
美国建国后，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反对奴隶制和对黑人的压迫，要求废除奴隶制，但是新的联邦政府迫于奴隶主的压力，并没有解放黑人废除奴隶制。独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没有给黑人应有的法律地位。黑人依然被置于非人的地位，是奴隶主合法的财产。黑奴没有任何人权，不能合法地结婚，无法拥有自己的家庭，黑奴配偶常常被拆散，卖往他处。
奴隶制的存在，激起了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奴隶制是美国的耻辱，是对美国民主和独立宣言的讽刺。黑奴的解放，不仅仅是黑人自己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美国社会制度的事情。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种族和肤色而处于屈辱的被压迫地位的时候，当社会允许一部分人使用暴力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时候，美国就不可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美国宪法中所谓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就是一句空话。美国历史上的废奴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废奴运动的高潮，则是由一部揭露奴隶制的小说推动的。这就是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先是以连载的方式在一家反对奴隶制的周刊《国民时代》上发表，1852年3月首次以书的形式出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年就卖出了30万册，以后的几年里仅美国就销售了近300万册。在英国还出现了近40个海盗版。在国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40种文字。该书直接地影响了南北战争的爆发。斯托夫人也因此而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小说家。1863年，林肯政府在内战正酣之际颁布了废奴宣言，从此，美国黑人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成为自由人。长达300多年的黑人奴隶的漫长历史结束了。
拉丁美洲民族意识的形成与高涨 欧洲殖民者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以及在殖民地强行推行的以欧洲和世界市场为依归的依附性经济，在殖民地不同种族的居民中间营造了一种共同的社会氛围和经济生活。这种共同的社会经济生活，促进了殖民地不同种族集团之间日益广泛的经济社会联系和文化融合。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种族文化背景不同人民，在经常性的交往中，在共同反抗宗主国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争取自身生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熟悉和理解，产生一种生存与共、利益与共、防卫与共的感觉，一种基于共同生活压力、共同心理经验、共同历史命运之上的认同感。这种休戚与共的感情，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
在拉美，民族意识的形成，是伴随着殖民地各族人民反抗宗主国的斗争开始的。殖民地各族人民反抗宗主国的斗争，从西方殖民者征服之初就开始了。不甘被奴役命运的印第安人、黑人奴隶，采取了各种形式，反抗宗主国殖民者的暴虐统治。从打死监工或奴隶主、烧毁庄园、逃亡、投毒，甚至自杀等个人反抗形式到起义、暴动、集体逃亡等大规模的群体反抗形式。如1630—1697年在巴西发生的长达67年之久的黑人起义，历史上称“帕尔马雷斯黑人国”事件；1680年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大起义；1780—1781年由图帕克·阿马鲁领导的秘鲁印第安人起义等。这种争取生存、反抗压迫的斗争，增进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下层人民之间的理解、亲近和认同。
促使拉丁美洲民族意识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土生白人和欧洲白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殖民地长期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土生白人克利奥尔人。克利奥尔人虽然是白人殖民者的后代，随着殖民地政治经济的发展，克里奥尔人积累起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他们以“功臣后代”自居，希望从王室得到更多的特权。这种愿望与宗主国王室独占殖民地利益的初衷产生了矛盾。王室从政治和经济上都对土生白人采取了防范和排斥措施。在政治上，王室将殖民地所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司法和教会的职务，都授予从母国派去的心腹，而土生白人则被排斥在重要官职之外；在经济上，宗主国采取严格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只允许殖民地生产那些能使宗主国在国际市场上牟利的产品，如棉花、甘蔗、烟草、可可等原材料，严禁发展工业，生产棉布、毛织品等工业品，并且禁止殖民地与宗主国之外的人进行贸易。
克利奥尔人在政治上受歧视受压迫、经济上受排斥受控制的现实，激起了他们对母国的强烈不满，对母国的感情越来越疏远，而对与他们生活在同一土地之上、同样遭受宗主国剥削压迫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他们反抗奴役争取生存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理解和同情。一些土生白人知识分子开始潜心研究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赞扬印第安人高度发达的文明，呼吁殖民当局停止对他们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凌辱和非人的待遇。土生白人和印第安人、混血人种之间的关系逐步变得融洽，心理隔阂逐步消除，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认同的“同胞”感情，而把西班牙王室和直接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半岛人”看作是外来人，是贪婪的吞食殖民地财产的“昆虫”，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到17世纪，一些土生白人中已经有了“美洲人”的概念，不再把西班牙、葡萄牙看作自己的故土，而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美洲产生了深切的眷恋，对美洲土地上共同生活的居民有了情感上的认同。
18世纪下半叶，土生白人克利奥尔人不仅接受了欧洲大陆的启蒙主义思想，也从北美的独立中找到了希望和榜样。一些克利奥尔人还远涉重洋，到欧洲接受教育。许多克利奥尔人从伏尔泰、潘恩、卢梭、杰弗逊的思想中汲取革命的学说。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影响下，殖民地人民明确地表达出这种新的美洲情感和美洲认同。1797年，由曼努埃尔·瓜尔墨等人领导的委内瑞拉大起义，就号召“白人、印第安人、黑人、混血人种应和睦相处，平等以待，情同手足”。1810年墨西哥独立运动领袖何塞·马利亚·莫雷洛斯明确表示，“以后，除在宗主国出生者外，全体墨西哥居民不应再称为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等，而应称为‘美洲人’”。拉美独立战争领袖西蒙·玻利瓦尔也说，“对于我们来说，祖国就是美洲，我们的敌人是西班牙人”。这种独立的拉美民族意识，成为拉美民族独立风暴最深厚的社会基础。
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建国风暴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独立战争，不仅在欧洲大陆文化界引起了希望和祈盼，也直接鼓舞了拉丁美洲的人民。当欧洲各国反对拿破仑战争烈火正旺之时，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也卷起了独立运动的风暴。在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启发鼓舞下，拉丁美洲成为一系列革命的舞台，开始了推翻欧洲殖民统治的斗争，走上了创建民族国家的历史里程。
1791年8月，法属殖民地海地的黑人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年的浴血奋战，赶走了西班牙、英国殖民者，打败了法国远征军，在1804年建立起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独立国家。海地革命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序幕。在海地革命的鼓舞下，整个拉丁美洲从北到南，迅速卷起独立运动的高潮。
1810年9月16日，墨西哥人民在伊达尔哥教士的领导下，发出了“独立万岁、打倒坏政府”的“多洛雷斯呼声”，进行了第一次墨西哥独立战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混血人加入独立战争的队伍。伊达尔哥在瓜达拉哈拉建立了政府，颁布了解放奴隶、取消人头税、把土地归还印第安人的法令。1811年伊达尔哥被俘牺牲后，莫雷洛斯继承他的事业，控制了墨西哥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召开国会，颁布“墨西哥主权和独立宣言”。1815年，莫雷洛斯战败遇害后，独立运动转为游击战。经过长期的斗争，墨西哥人民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823年12月2日，墨西哥宣布成立共和国，翌年，通过了共和国宪法。
在墨西哥革命的影响下，中美洲也在1821年宣布独立，成立了中美洲联合省。1838年，中美洲联合省分为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五国。
当中美洲和墨西哥独立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南美洲北部以委内瑞拉为中心的独立运动也蓬勃而起。1810年4月18日，加拉加斯人民推翻了殖民政府，翌年宣布成立独立的委内瑞拉共和国。克利奥尔人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被任命为爱国军总司令，与西班牙军队展开了武装斗争。米兰达牺牲后，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夭折。西蒙·玻利瓦尔继承他的事业，继续开展独立战争。
1815年，拿破仑帝国瓦解后，重新登上王位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向西属美洲增派一支万余人的军队，试图用刺刀重建殖民统治，拉丁美洲各地的独立事业遭受挫折。百折不挠的玻利瓦尔，在流亡牙买加和海地期间积极总结经验积聚力量，于1816年在委内瑞拉重新登陆，翻越安第斯山脉，进军波耶加、直捣波哥达。1819年12月，成立了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21年，又解放了加拉加斯，1822年解放了厄瓜多尔。
在玻利瓦尔连年征战的时候，何塞·马丁领导的南美南部的解放组织也捷报频传。1817年圣马丁率领一支包括黑人在内的远征军翻越安第斯山，进军智利平原，1818年解放智利，1821年占领秘鲁首都利马。1822年，圣马丁与玻利瓦尔的军队在瓜亚基尔港会师，胸襟宽广的圣马丁把独立战争的领导权交给了玻利瓦尔，自己隐居欧洲。1823年，玻利瓦尔联合阿根廷和智利的军队，解放了秘鲁全境。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国旗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黯然降下，西属美洲全部获得独立。而葡萄牙殖民地巴西也在1822年获得了独立。拉丁美洲三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结束了。
俄国地处欧洲的东部，与欧洲有着直接的地域联系。但是，由于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的影响，俄罗斯离开了欧洲的发展轨道，而与东方世界发生了深刻的联系。这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公元988年接受东正教，二是13世纪蒙古的入侵和统治。自1237年开始的长达两个世纪的蒙古人的统治切断了俄国与西方的联系，当1480年俄国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时，俄国文明显现出完全不同于欧洲文明的特色。由于东正教和蒙古统治的长期影响，在17世纪之前，俄罗斯文化一直游离于西方文化之外，俄国统治者对西方文化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对东正教以外的文化嗤之以鼻。17世纪，西欧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市场以及西方文化对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迫使它重新思考自己文化的归属，在维持传统还是实行西化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
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西化 16世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成为欧洲大国，沙皇政权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并且在每次冲突中都痛切地感受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由此而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现实需要。17世纪下半叶，沙皇阿列克塞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随着与西方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思想开始渗入俄罗斯。
17世纪末，彼得大帝的改革加速了俄罗斯西方化的进程。1689年，彼得推翻了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的摄政，建立起个人统治后，便开始了他的西式改革。他花了十年时间到荷兰、英国等地旅行，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考察了西欧的科技教育和实业，参观工厂学校博物馆，旁听英国国会的议会辩论，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访问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化人士。彼得回国后，立即在俄国上下发动了一场西方化改革，在上流社会推行西方的礼仪，号召贵族剪去被东正教视为上帝礼物的胡子，改革传统的俄式服装，举办大型社交舞会，并命人编写了西式礼仪教科书《青年正则》，以养成贵族子弟的文明习惯。1699年，俄国放弃以往使用的教会历，使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1710年，俄国推行简化斯拉夫字母体系；俄国建立科学院，从国外聘请了第一批院士。在彼得统治时期，俄罗斯建立起第一个博物馆和图书馆、第一座专门的公共剧院，绘制出俄国的第一幅全国地图。彼得还对东正教进行了改革，将教会的部分财产收归国有，废除总主教一职，把管理宗教事务的权力置于由沙皇任命并向沙皇宣誓效忠的宗教事务管理局手中。在经济上，彼得鼓励兴建制铁冶金和军事工业。兴建道路，开挖运河。在军事上，彼得学习西方创建一支常备军，从农民中招募兵员，每20人中须有一人服终生兵役。为了保证维持西式军队的人才和装备供给，彼得不仅改革了税制，还选派大批优秀青年出国学习，并创办了算术、工程、造船、航海、海军、炮兵、陆军、医护、外交各类学校。彼得“向西转”的最大的一个作为，就是为俄国夺取到波罗的海出海口。1709年，在同“北方狂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波尔它瓦战役中，彼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芬兰湾获得了一个通往西方的出海口。彼得在这里兴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彼得堡，并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彼得统治时期，共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强制性的西化改革，并且对反对西化政策的传统势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为此，不惜将反对改革坚持传统的儿子阿列克塞拷打致死。
彼得的改革开启了俄罗斯西化的道路。40年后，在叶卡捷琳娜女皇（1762—1796）时代，彼得的西化政策得到全面的继承。出生于德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继续向俄国介绍西方的思想，与启蒙学者伏尔泰等人通信，实行“开明专政”，创办了弃婴收容所、助产士学校、公共医疗机构和贵族女子学校，制定了“男女儿童教育总则”，并在全国第一次试种了牛痘。从国外大量聘请医生、建筑师、工程师、各种工匠、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并不惜花费巨资大量购买西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的珍贵绘画和其他艺术品，亲自为进步杂志撰写文章，努力营造俄国的开明形象。叶卡捷琳娜还继承了彼得的扩张政策，拼命地向西开疆拓土，在她统治时期，俄国吞并了波兰的大部分土地，并且通过同土耳其的两次大规模战争，取得了从第聂伯河到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大片土地，以及黑海的出海口。18世纪末，俄国已经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西化，在俄国社会造成了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改革造成了一批欧式贵族，他们开始更广泛、更直接地模仿西欧上流社会，兴办贵族教育，引进西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使得年轻贵族迅速西化，与俄罗斯传统社会和文化脱节。另一方面，这些西化改革，并未触动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和下层民众的社会习俗，传统文化继续影响着90%以上的居民，上层贵族和下层人民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文化差距。这种平行的反向运动，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上半期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以前，俄国的西式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同时，西化政策也培育起俄罗斯第一代具有西方自由思想的年轻贵族，他们要求民主和改革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对后来俄国的历史发生了重要影响。
十二月党人起义和俄国农奴制改革 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叶卡捷琳娜的“开明专政”发生了重大改变。普加乔夫起义和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叶卡捷琳娜和俄国统治者的警觉，他们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反对专制的自由民主倾向是与俄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背道而驰的，因而对国内政策进行调整。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后，叶卡捷琳娜立即撕下了“开明专制”的面具，一方面在国外充当“欧洲的宪兵”，到处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国内的专制统治，扩大贵族特权，强化农奴制，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沙皇的西化政策和专制统治，很快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腐朽的农奴制的斗争出现了高潮。1825年12月，俄国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十二月党人是自由派贵族的杰出代表，他们生长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些人曾留学西欧，更多的人则是在莫斯科大学、军官学校及皇村高等专科学校这些新兴学校接受的西式教育。西方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亲身参加了1812年反对拿破仑侵略的战争，并以胜利者身份进入欧洲腹地，占领了法国大革命发源地巴黎。在这个过程中，俄国青年贵族亲眼目睹了启蒙运动在欧洲结出的硕果，亲身感受到了消除农奴制并建立了立宪制度的西欧国家的政治生活。与自己还在盛行农奴制的祖国两相对照，更加深了他们对专制农奴制的强烈仇恨，使他们成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者。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死后，这批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影响、自称是“1812年的儿子”的俄国贵族军官发动起义，希望在俄国制定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十二月党人起义被以“东正教、专制和国家”为目标、顽固地恪守传统的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俄国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十分重要，他们所从事的已不是对某种西方理论的宣传和对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的抨击，而是开始把西方的进步思想变为现实的实际行动。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说明，彼得以来的俄国社会变化，已经使沙皇不能依靠腐朽的农奴制实行其专制统治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使沙皇和俄国社会各阶级意识到，要保住其强权地位，已不能完全依靠其广大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口以及由此而来的庞大而原始的军队，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于是，1861年俄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1906年又进行了斯托雷平的村社改革。这些改革对俄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俄国在西化道路上的进展。
处在双重性文化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西化进程造成了俄国社会文化的两重性，也造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分裂。一方面，作为西式教育的受惠者，俄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崇尚自由，向往西方的政治民主，反对专制主义，渴望祖国富足强盛；而另一方面，俄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和农奴制的极端腐朽，农奴制下村社农民惊人的贫穷与麻木，常使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的命运和归宿感到绝望。西方文化和俄国现实的巨大反差，一方面造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民族的迷惘感；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对历史和文化进行最深刻的剖析批判和最彻底的自我否定。
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地理与历史文化背景，使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对于充当这种碰撞媒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尤为惨烈。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恰达耶夫和赫尔岑，都是带着这种深深的痛苦思考俄国历史、表述俄国未来的。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失望与赫尔岑对西方的失望，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始终萦绕在俄国知识分子心头的对“祖国”爱恨交织的痛苦情感，表现出俄国思想界在“西化”和“民粹”两条道路上无所适从的精神窘迫。
恰达耶夫（1794—1856）运用黑格尔和谢林的历史哲学解释俄国的历史，认为俄国历史和文化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只有放弃东正教皈依天主教，俄罗斯才能加入整个欧洲的发展进程，实现社会进步。“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我们既没有东方的传统，也没有西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这种痛彻骨髓的自我否定，正是为了唤起俄罗斯自我意识的觉醒。恰达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力量并没有在历史上表现出来，它还处于潜在的状态，俄罗斯的力量是在未来，而不是现在。俄罗斯有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它的落后为它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在对俄罗斯现实极度的绝望之后，隐藏的是对它未来的无限希望。
俄罗斯文化的这种两重性，俄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这种分裂，造成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几种类型，从“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到坚定的革命者。“多余的人”是在俄国独特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人民面前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与深重的负罪感，他们深知是广大的农奴在用那宽阔的肩膀支撑着整个俄罗斯的大厦，并为农奴中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宽容、和谐、集体主义所倾倒，把为农奴服务、解放农奴作为自己的使命。但社会分裂所造成的农奴的愚昧落后与麻木，使他们在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后，又不能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他们痛感专制制度下俄国的落后状态，为俄罗斯的现实和农民的命运感到悲哀，然而又对改造俄罗斯现实束手无策，从而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成为无所作为的“多余人”。
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在俄国的传播 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广为传播，并且经历了三个时期：受圣西门和傅里叶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民粹派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为代表，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田园诗般的，而不是政治的。他们甚至相信，就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可以实现俄国的社会主义。民粹派社会主义从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出发，提出了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社会主义胚胎的思想。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是这种民粹派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对西方绝望后转而相信俄罗斯的农村公社，认为俄国的农民就其本能来说就是社会主义者，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胚胎。70年代是民粹派的高峰时期。1874年后，民粹派知识分子为了尽自己的义务，赎自己的罪过，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他们穿上农民的衣服，学习农民的语言，深入农民当中。民粹派的目的，是要和农民打成一片，教育农民，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但是，这些“忏悔贵族”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专制农奴制度造成了俄国农民根深蒂固的落后、麻木和愚昧，一些农民反而向地方当局告发民粹派，使他们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和镇压。一些民粹派在失败和失望之后，转而诉诸暗杀手段，成立了秘密组织“民意党”，1881年3月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民粹派运动归于失败。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问世，1883年，俄国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劳动解放社”。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写了《论一元论历史关的发展》、《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著作，批判民粹主义思想，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和“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明古国埃及的觉醒 拿破仑军队的到来，把沉睡的埃及和北非从中世纪的酣梦中惊醒。和其他东方民族一样，面对列强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埃及社会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率先进行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革。然而，阿里的改革却在英国的压力下遭到失败。外国势力迅速深入埃及，掌握了埃及的经济命脉。
外国列强的干预和控制，激发了埃及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1882年，埃及人民在阿拉比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外国干涉和控制的大起义。阿拉比起义尽管失败，但却标志着埃及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阿拉比起义以后，埃及实际上成为英国的属土。英国表面上承认埃及主权，实际上视它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立即宣布埃及是它的保护国，把埃及统治者的名称由“赫迪夫”改为“苏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断然拒绝埃及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埃及人民再次奋起，在萨阿德·扎格鲁勒（1857—1927）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斗争。1918年11月28日，埃及组建了以扎格鲁勒为主席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起草了内容包括废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君主立宪政府的委托书，得到埃及社会普遍响应，在委托书上签名的人数达200万。翌年3月，英国当局逮捕扎格鲁勒等人的暴行，激起了更大范围的反英起义。开罗的大中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者高呼释放扎格鲁勒、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英国军队撤出埃及等口号。开罗的工人也以罢工支持学生的行动。开罗的游行示威很快波及全国，并演变成为全国规模的反英民族大起义。在人民起义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当局被迫释放了扎格鲁勒，并于1922年2月28日发表宣言，结束英国对埃及的保护，承认埃及独立。1922年3月，埃及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政府，成为继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之后第三个独立的非洲国家。但英国仍然掌握着保卫英帝国在埃及的交通设施和侨民的特权。以后英国又通过1936年的“英埃条约”，取得了对运河区和对埃及苏丹的控制。
1951年，埃及废除“英埃条约”，1952年7月，在穆罕默德·纳吉布领导下，埃及自由派军官发动起义，推翻了君主制度。1954年，埃及同英国达成协议，英国守备队撤离运河区。1956年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埃及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的独立。
现代埃及民族文化的塑造 改革受挫、起义失败，国运日衰，近代埃及经历的这种残酷事实，促使埃及人对自己的经历进行深刻反思。自阿里改革以来，埃及在政治制度、法律、社会生活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西化，但是西化并没有带来民族的富强，反而使埃及对欧洲列强的依赖加重。由上层发动的西化运动并没有解决埃及积弱不振的问题，没有使埃及摆脱被奴役受压迫的命运。埃及需要的是从政治上摆脱列强的控制，振奋民族精神，焕发民族活力，使埃及能以独立向上的姿态立于世界。觉悟了的埃及人对西方的冲击作出新的反应。在接受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的同时，从伊斯兰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寻找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道路。伊斯兰复兴运动和现代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其早期代表就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出生于阿富汗，曾侨居印度、麦加、君士坦丁堡等地，后来迁居埃及，在那里的大学任教。阿富汗尼反对帝国主义，主张阿拉伯的统一和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建立立宪政治。阿富汗尼认为，穆斯林世界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宗教上的僵化，是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穆斯林国家内部的君主专制和宗教权力机构及乌里玛（伊斯兰神学家）的腐朽造成的。阿富汗尼认为，理性、科学和哲学对伊斯兰教来说并非外来之物，伊斯兰教本身是进步的和变革的宗教，是理性和科学的宗教。它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像马丁·路德一样的人物和改革。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曾为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世界提供了联系纽带，现在它同样可以作为穆斯林团结和统一的纽带。关键是要清除乌里玛对伊斯兰教的扭曲，复兴伊斯兰教，使之适合现代社会。伊斯兰教的复兴和穆斯林的团结，是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赢得政治和文化独立、恢复穆斯林荣耀的先决条件。
针对传统主义者拒绝和排斥西方文化的态度，阿富汗尼提出，被压迫民族的复兴不可能因忽视或拒绝西方而获得，而只能通过勇敢地面对现实和积极奋争。阿富汗尼区别了采用西方思想、技术和拒绝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同。欧洲的征服和统治威胁了伊斯兰民族的特性和生存，必须坚决反对，但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欧洲的政治制度，诸如立宪和政治参与制度，是欧洲力量的源泉，必须学习。他说，“摆脱西方辖制的唯一希望，在于学习西方的方法，获得科学的观点，掌握西方技术，从而增强力量，捍卫伊斯兰世界”。阿富汗尼不仅是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1882年埃及反抗英法殖民势力控制的阿拉比起义，积极支持1891年伊朗人民反对外国势力渗透和经济控制的烟草抗议运动，告诫人们经济特许是导致外国统治的第一步。由于参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现实斗争，阿富汗尼遭到伊朗政府的软禁，并多次流亡国外。在国外开展活动。
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是阿富汗尼的学生，曾与阿富汗尼紧密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文章，并因参加阿拉比起义与阿富汗尼一道被政府驱逐而流亡欧洲，在巴黎组织秘密协会，发行报纸，继续宣传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回国后，阿布杜担任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又成为埃及的穆夫提（伊斯兰教中解释宗教法典的官员）。阿布杜提倡司法、教育改革，宣传天启和理性的相容性，谴责盲目因循传统。为回应现代生活的要求，他还利用自己的穆夫提身份对《古兰经》进行了新的解释，批评一夫多妻制及其对穆斯林家庭的不良影响，主张提高妇女地位。阿富汗尼和阿布杜反对殖民主义、复兴伊斯兰教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影响深远，被后人视为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先驱。他们培育了包括扎格鲁勒等人在内的大批具有现代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在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的建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教育为先导的现代土耳其文化重塑 早在18世纪末，为了阻止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进一步衰落，奥斯曼王室中的一些改革派便陆续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军事技术为突破口，率先引进了西方的军事教育。苏丹塞利姆（1789—1807）统治时，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两所培养军事工程人员和海军军官的新型学校，雇佣法国人和瑞典人担任教官。塞利姆改革失败后，苏丹马哈穆德（1809—1839）再次发起改革运动，创办了医学、工程和军事学校，选派优秀学生去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留学。并且采用了拉丁字母，简化了土耳其的书写文字，用土耳其语取代了阿拉伯语进行教学。
1839—1860年，土耳其发生了“坦其马特”运动，即立法、行政和教育改革运动。“坦其马特”运动的参加者基本是受过欧式教育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现代欧洲社会在许多方面优越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若想生存，就必须进行改革，适应欧洲社会。土耳其社会进步的关键就是要抛弃传统的宗教教义，进行科学的启蒙。他们积极主张兴办西式教育，获得有用的科学技术。在“坦其马特”时期，土耳其建立了穆斯林女子学校，学习科目主要是持家、缝纫等家庭实用课程。女子学校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土耳其中学世俗教育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起，土耳其开始了初级教育世俗化的进程。1869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7岁以上儿童实行四年制初级义务教育，建立起许多世俗中小学。土耳其教育进入了世俗教育与传统教育互为消长的时期。传统的穆斯林学校马德拉萨和官办世俗专科学校共存，普通公立中小学和私人学校并存。
在世俗化的影响下，马德拉萨学校的教育在体制上和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从19世纪80年代起，马德拉萨学校中出现了把现代科学与伊斯兰教育糅合起来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发展，形成了20世纪初土耳其的教育改革。1912年，教育部长埃凡迪对马德拉萨教育体制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创办了伊斯兰科学学院，该学院后来发展为土耳其第一所现代大学，即伊斯坦布尔大学。1914年，颁布了马德拉萨改革法，对伊斯坦布尔所有的传统学校马德拉萨进行改造，改建成现代形式的初中、高中和大学，制定了包括伊斯兰学科和现代科学在内的统一科目。1916年，这项改革推广到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地区。从此，土耳其教育的领导权从宗教部门完全移交到政府教育部门。1924年，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又颁布了《统一教育法》，关闭了所有的宗教学校，实现了教育的世俗化。
青年土耳其运动“坦齐马特”运动和以后的一系列西式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土耳其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新式学校成为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摇篮，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汲取了自由民主思想，形成了民族独立意识，认识到西方殖民统治的本质，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另一方面，西式军队的建立也使土耳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受过欧洲军事教育的军官阶层。他们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同时，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希望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振兴民族和国家。土耳其青年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就产生于医学院，19世纪末发生的青年土耳其运动，就是由这样一大批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和青年军官发动的。
青年土耳其运动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它在1908年俄国革命的余波中掌握政权，企图塑造一个以法国启蒙运动原则为理论基础的不分民族、语言和宗教差异的新土耳其。青年土耳其的军官发动兵变，迫使苏丹恢复1876年宪法，但是，青年土耳其1908年的革命也以失败收场。青年土耳其运动结束了阿卜杜尔·哈米德的独裁统治，但却没有废除帝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德国的承诺，这一点成了它的致命伤。它的失败，加速了帝国残余部分的崩溃。因此，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从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的结构转移到军事和独裁政体，从对世俗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
凯末尔革命与土耳其民族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签订了色佛尔条约，压迫战败国土耳其将东色雷斯和爱琴海上的几个岛屿划归希腊。在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民族主义革命，迫使列强修改了色佛尔条约。根据1923年7月签订的洛桑条约，土耳其收回了东色雷斯和爱琴海岛屿，废除了治外法权，不向列强支付赔款。
1923年10月，以凯末尔·阿塔图克为总统的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凯末尔（1923—1938年任总统）的领导下，土耳其开始走向全面的土耳其化和西化的道路。凯末尔在土耳其实行了强硬的西化改革，将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到安卡拉，废除哈里发制度，通过宪法，按照西式政府结构，设立总统、总理、内阁和国民议会，采用以瑞士、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为蓝本的新的民法、刑法和商法，废止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关闭了苏非道堂，禁止穿戴教士服装。废除一夫多妻制，强制推行世俗婚礼，又以罗马拼音取代了阿拉伯文字，鼓励妇女摘下面纱，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给予妇女选举权。凯末尔革命使土耳其向现代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社会上层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西化了，但是凯末尔革命却未能改变土耳其农村社会的结构，农民中的大多数仍然沿袭古老的传统和习惯。成为后来土耳其社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社会基础。
伊朗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 西方势力进入波斯后，通过经商和其他种种活动，带来了与传统不同的西方文化，使波斯社会出现了一批具有西方思想的革新派，他们希望学习西方的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改造腐败无能的专制政府和积弱不振的波斯现状。
1848年，具有改革思想的阿米尔·卡比尔担任了伊朗首相，着手进行了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在经济上，他整顿了吏治和税制，减少了政府开支，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商人繁荣商业，鼓励国内工匠仿制外国产品，派遣留学生和工匠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各种技艺，大力提倡发展国内建设和农业生产；在文化上，大力提倡现代教育，他不仅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聘请欧洲教员和教授来波斯任教，还创办一所包括医学、军事和外国语教学的新式大学，并且在德黑兰创办了伊朗历史上的第一份现代日报《事件报道》，组织翻译国外书籍等，期望通过这些措施唤醒民众；在军事上，阿米尔·卡比尔还在欧洲教官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正规军队，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枪支。
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很快使国库出现盈余，但是，改革触动了王公贵族的特权和外国势力的利益。1851年，阿米尔·卡比尔被解职，翌年被处死。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他的许多改革措施被取消或中断了。但是，在改革中创办的那所新式大学，出版的报纸却得以保存下来，1860年，《事件报道》更名为《伊朗国家日报》。新式教育和新式报纸，在伊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烟草抗议运动 1890年，波斯国王将波斯烟草从加工销售到出口的全部垄断权授予英国公司。引起了波斯上下的激烈反对。愤怒的波斯商人、宗教人士和革新派采取一致行动，发起了“烟草抗议”运动，反对政府将特许权授予外国公司。利用外国资本在伊朗建成的现代电报网，抗议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担心英国对烟草的垄断会损害自己利益的俄国，也对波斯国王施加压力。在这双重压力下，波斯国王被迫取消特许权。
“烟草抗议”运动是波斯民族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在波斯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运动，对国王权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国王和政府是可以受到约束的，甚至可以通过人民起义来推翻这一新的思想为人民所熟悉，并且开始深入波斯社会各个阶层。
“烟草抗议”运动以后，伊朗人民为胜利所鼓舞，群起要求改革，批评专制统治。旅欧学者为1905—1906年波斯人民争取宪法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原伊朗驻英国大使马尔科姆由于与当权者的矛盾，也在伦敦创办了《法制日报》，披露专制政权的罪恶，倡导法制，要求改变伊朗的专制制度。这些活动，为后来的伊朗立宪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立宪运动和1906年宪法 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1905年12月，伊朗爆发了反对西方经济控制、反对腐朽无能的卡扎尔王朝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国王被迫罢免了专横的首相，同意设立法院履行民众的意志，并且颁布了立宪敕令。1906年9月7日，伊朗召开了第一届伊朗国民议会，制定出一部以比利时宪法为蓝本的君主立宪制宪法。宪法限制了国王的专制权力，规定国王应在宗教学者的帮助下，弘扬伊斯兰教，致力于伊朗社会的进步，国家在不违背伊斯兰教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自由教育。
1906年宪法是伊朗社会第一部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所制定的宪法。虽然它仅仅具有温和的民主色彩，但却受到专制政府的敌视。1908年6月24日，专制国王借用俄国军队炮轰国民议会，大部分议员或是被杀、或遭逮捕、或是逃匿。伊朗历史上第一次立宪运动失败了，酝酿中的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处于英国和俄国势力控制之下的半殖民地状况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
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战争中诞生的苏维埃俄国放弃了以往在波斯的特权和所有未偿还债务，废除了与伊朗之间的不平等条约，1921年又与伊朗缔结了苏联—波斯友好条约。伊朗北部得以摆脱沙皇势力的影响。
但是，控制着伊朗南部的英帝国主义却企图乘虚而入，将整个波斯据为己有，逼迫国王将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权力都交给英国。英国的野心和国王的软弱引起了波斯人的不满。1921年，年轻的陆军军官礼萨·汗发动政变，迫使国王任命他为国防大臣和陆军总司令。1923年，礼萨就任首相。1925年礼萨趁国王外出之机，废除了卡扎尔王朝，自己登上王位，由此开始了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礼萨希望把西方制度和文化照搬到波斯。从1921年夺取权力起，礼萨就开始在伊朗进行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在经济上，铺设了一条横贯伊朗的大铁路，建立了一系列的包括纺织厂、水泥厂、卷烟厂、糖果厂在内的现代工厂。在社会生活方面，和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一样，礼萨·汗的改革也强调民族主义，将阿拉伯语从波斯语中清除出去，仿照伊朗古国埃兰的名字，把国名波斯改为伊朗，意思为雅利安人的国家；按照古代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建筑式样兴建现代伊朗的建筑，并且废除了妇女戴面纱的习俗。礼萨·汗的改革，成为伊朗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伊朗开始向西化的方向大步迈进。直到1979年霍梅尼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伊朗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霍梅尼革命和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 1979年，伊朗发生了驱逐巴列维国王的革命。革命的中心人物是阿亚图拉·霍梅尼。霍梅尼终生反对巴列维王朝，曾于1964年遭流放，先后在伊拉克和法国避难。霍梅尼革命颁布了一部旨在严格按照伊斯兰律法和什叶派传统对社会进行重新塑造的宪法。宪法规定有一位民选的总统，但所有的官员都要受宗教权威的监督和任免。霍梅尼反对民族国家和现存国际体系的观念体系，他把与西方的斗争看作是善与恶的二元斗争，号召各地人民用物质和道德的力量反对以美苏为代表的撒旦统治，建立伊斯兰的政府，输出革命。伊斯兰复兴运动和霍梅尼革命，改变了伊朗发展的方向。革命后，伊朗迅速向伊斯兰传统回归。
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16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者探险活动的开始，古老的中华文明首次遭遇到近代西方文化。1552年，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抵达广州，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以后又有南怀仁、汤若望、金尼阁先后到来。利马窦等人采取和平传教方式，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按照中国的习俗进行传教活动，并且研究中国的历史典籍，还向中国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艺术，参与编译书籍、修订历法、绘制地图等学术活动，把近代西方的学术成果传到了中国。利马窦等人撰著的《乾坤体义》、《坤舆图说》、《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人的学说和五大洲的概念，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提出了汉字拼音方案。耶稣会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推动了西学的输入和东西文化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了徐光启、黄宗羲、王夫之这样一批了解西学的科学家和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启蒙思想家，促进了明清之际中国科学文化的一度繁荣。
然而明清之际的这种文化交流形势，却因罗马教廷狂妄愚蠢的政策和清朝官吏士大夫的无知自大和排外情绪而葬送。1704年，罗马教廷接受反对派的意见，否定利马窦等人的传教方式，派特使来中国，宣布了教皇关于禁止基督教徒祭祖祀孔，禁止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实行礼拜的教谕。此举导致了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反目。1724年，雍正颁布禁教令，驱逐了大部分的传教士，一度繁荣的中西学术交流遂告中止。1757年，乾隆下令闭关，只留广州一口通商，中止了中外的经济交流。清政府的这些政策，给中华文明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断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阻断了正常的中外交流，扼杀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科学，使中国失去了平等走向世界的机会。
沉沦中的警醒和抉择 1840年，当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世界形势已经今非昔比。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实力空前提高。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碾碎了清政府妄自尊大的“天朝梦”，物美价廉的西方商品，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一切，刺激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的华夏夷狄观，放开眼睛看世界，了解认识西方文化。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广泛搜求西方列强的信息、了解西方制度文化和中西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教训，系统地阐述了学习西方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聘请西方教习、改革教育制度、培养骨干人才，“以彼长计，御彼长计”，以求克敌制胜的战略思想。1852年出版的《海国图志》百卷本，不仅进一步介绍西方各国的制度，并且对其议会政治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大加赞扬。《海国图志》等书不仅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走上了学习和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而且为中国人了解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
洋务运动及其局限 在“师夷长技”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的部分官吏士大夫中间产生了主张学习西方、“弃虚崇实”、兴办实业、以求自强的洋务派。在他们的倡导支持下，19世纪60—90年代，中国开展了洋务运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60年代，开办了江南织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各省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70年代又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兰州机器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办或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80年代又建立了北洋水师。
洋务运动中，不仅开办了近代的工业和企业，还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先后设立了方言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实业学堂等西式学堂。其中有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聘请西方教习，教授八旗学生外国语言文学，培养翻译人才。1863年，广州、上海等地也设立了同文馆。还有福州船政学堂等。这些学堂一方面进行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和外语。并且派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技术和科技知识。
洋务运动是对“师夷之长以制夷”主张的具体实践，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和军事，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造，建立了最早的西式教育，组建了西式军队。洋务运动还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代技术人员，这些参与洋务运动的人员，一旦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封建传统背道而驰的思想和主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参加了变法和革命，成为维新和革命运动中的中坚力量。
但是，洋务运动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只是效法西方科技长处，而没有利用西方文化和制度的长处，洋务运动促进了传统义利观的改变，从传统的重农抑商转变为重商扶农，但是却没有改变儒家总体的价值标准，“变器不变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逐渐失去了变革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
维新运动的兴起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1898年的八国联军之役，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不改变腐朽的政治制度，是不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各种变法图强的思想应运而生。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举行“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在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和报馆，宣传变法维新。其中，严复等人借助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大声疾呼中国变法图强，自强保种，向中国人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在社会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伸民权”、“抑君权”、“设议院”、“变法图强”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改良思想在民众之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变法维新形成一种政治力量。
1898年，面对德国强占胶州湾、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威胁，康有为再次进京，创立保国会，以保国、保民、保教为宗旨，倡导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张，颁发了数十道改革诏书，废八股、办学堂，设译局，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广开言路，提倡上书言事，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筹办京师大学堂；设中国银行，矿物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倡办各种实业、学会和商会，编制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岁入。这些改革被称为“戊戌新政”。
戊戌新政的核心是改良，维新派期望通过制度的改良谋求富国强兵，并没有触动帝制的根基。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温和的改良运动也受到了极端守旧势力的反对。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杀害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废除新政，罢免了陈宝箴、黄遵宪等维新派官员。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归于失败。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 维新变法的失败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擦亮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眼睛。早在变法之前就已在酝酿之中的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政治的民主革命思想开始深入人心。20世纪初，推翻腐朽政府，走革命救国之道路的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走在民主革命运动最前列的，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农民家庭，其兄孙眉是檀香山的一位华侨企业家。由于哥哥的资助，幼年的孙中山得以泛舟大洋，到檀香山、香港等地读书，认识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在强烈的东西对比中痛感中国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败，萌生了民主革命意识。他一面积极投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一面潜心研究日本、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提出了用民权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方案。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首次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使革命党人的斗争口号从古代反朝廷起义的论调转变为现代西方政治革命的主张。
190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章程》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同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进一步把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大内容。民族主义的根本，是推翻对内实行专制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封建专制的清朝皇帝，建立“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的民族国家；孙中山的民族国家，不是汉民族的国家，而是在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五族共和”。孙中山认为，“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孙中山认为，民族革命必须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而政治革命基本内容，就是按照国民平等的原则，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国。每一个国民均有平等的参政权，总统和议会制度都建立在国民公举的基础之上，实现真正的主权在民。孙中山认真研究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认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西方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已经不适合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国不能简单地步西方国家之后尘，而应该建立真正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权国家，使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此他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思想。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孙中山对西方制度又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既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改造中国的落后面貌，又反对一切照搬西方。他认为，欧美等国所以爆发社会革命，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实现平均地权，不仅能够给全社会带来无尽的福利，而且也能避免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弊端，毕其功于一役，实现没有贫困剥削、人人富足平等的美好社会。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吸收西方政治经验结合中国具体现实而提出来的系统性的民主革命理论。随着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不断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西方文化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打开了西方文化流入的闸门。西方文化的涌入给印度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来自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有关人民主权的崭新理论对习惯了神权和君主权力的印度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英国殖民当局实行的文官制度、西式教育、社会改造以及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对于打破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革除种种传统陋习，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英语教育中传播的西方文化和技术也使许多印度人眼界大开。一些印度人，特别是那些最早接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热烈地崇尚西方文明，用西方思想作为标准衡量印度，产生了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怀疑和批判意识，批判印度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主张用西方的观念改造印度社会，促进印度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另一方面，殖民统治很快就暴露出了它的民族剥削和压迫的实质。在政治上，虽然虽然实行了文官制度，允许印度人担任公务员，但印度人却被排斥在高级文官的范围之外。无论是在军队中还是在政府中，印度人不管条件如何，都不能升迁到一定的等级。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寇松勋爵就直言不讳地说，“印度最高级文官的职位必须由英国人充任，因为只有他们，部分地由于遗传、部分地由于教养、部分地由于教育，才具备担任这些职务所必需的关于治理国家的知识、心理上的习惯和性格上的魄力”。在社会生活中，英国人的种族歧视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印度人被禁止出入一些旅馆、公园、俱乐部和一些社交场合。英国殖民者这种无处不在的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对印度人及其文化与传统嗤之以鼻的蔑视态度，严重地伤害了印度人的自尊，激发了他们自然而然的反抗意识。在经历了一个痛苦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后，一种既崇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又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现代民族意识不可避免地成长起来，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民族主义运动。
罗姆·摩罕·罗易和印度早期的民族复兴思想 19世纪20年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印度民族资本的产生。一些经营自己产业的商人和与市场联系密切的自由派地主，由于经济利益和与外界的联系，较早地感受到种族歧视和机会的不平等，要求有较多的独立发展机会，遂萌发了最初的民族意识。印度最早一代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其先驱是被称为“近代民族复兴的先知”的罗姆·摩罕·罗易。
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出生于孟加拉的一个显贵的婆罗门家庭。由于父亲在伊斯兰教统治者手下服务，他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伊斯兰教育，熟谙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以后又学习了英语、梵文、拉丁语和希伯来语，接触了东西方多种宗教经典和哲学名著。16岁，罗易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印度教的偶像崇拜，激怒了印度教的保守分子，被迫离家出走，游历了北印度一些地区。回到孟加拉后，1805—1814年，罗易在英国税收部门工作。罗易丰富的经历，使他既有机会深入印度社会，了解人民的苦难，认识传统的弊端，也有机会接触英国的官场，目睹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人民的剥削压榨，从而具备了比较开阔的视野，用比较和批判的眼光观察印度社会的现实。1814年，罗易辞去政府职务，迁至加尔各答，全力以赴地投入改造印度社会的事业中。
1818年，罗姆·摩罕·罗易发动了反对撒提（即寡妇为亡夫殉葬的制度）的运动。他撰写檄文，抨击撒提是吃人的制度，是愚昧的陋习。罗易的举动受到正统派的攻击，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但他坚持不懈，在社会上征集到数百人在反对撒提的请愿书上签名，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促使殖民当局在1829年颁布法律禁止殉节风俗。1830年，罗易作为高级种姓中第一个突破了禁止出海戒律的人，到英国向枢密院力陈撒提的弊端，打退了正统派的反扑，赢得了反撒提运动的胜利。罗易还对多妻、童婚、禁止寡妇再嫁等陋习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倡导妇女教育和妇女继承权。
罗姆·摩罕·罗易大力提倡近代教育，主张从各方面唤醒民众。他认为，西方民族在近代享有优越的地位是因为他们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先进。印度必须抛弃中世纪经院式的教育，采取一种更加自由开明的教育制度，把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同学习印度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1817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印度第一所将西式教育与印度教育结合的近代学院——加尔各答印度学院，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采用了英印双语教学。以加尔各答印度学院为榜样，1818年，孟买在商人的资助下建立了同样类型的爱尔芬斯顿学院。这一东一西两所学院，标志着印度民族教育事业的开端，并且成为印度近代知识分子的摇篮。后来印度的许多民族主义领袖就是在这两所学院接触到新思想和新学说的。
罗姆·摩罕·罗易还积极倡导创办反映印度民族意识思想的报刊。1821年，罗易创办了孟加拉文周刊《明月报》。翌年，又创办了以“为印度人谋求公共利益”为宗旨的波斯文报纸《镜报》。这两种报刊是印度民族主义报刊之始，成为宣传宗教社会改革的重要阵地。1823年，罗易和五名律师一起上书殖民当局，用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反对殖民地当局颁布的旨在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报刊法”。这项行动被认为是“印度宪政鼓动的开始”。1827年，罗易联合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共同上书，反对当局的歧视性的“陪审团法”，提出了司法公正、平等的问题。罗姆·摩罕·罗易的社会改革运动点燃了印度复兴的火炬，揭开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帷幕。
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 在印度，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和英国的殖民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殖民地的特殊历史经验，使得像罗易这样具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英国的统治抱有幻想，期望在英国的统治下，通过社会改良，获得民族尊严和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他们进行的早期改革和复兴活动，也仅仅限于在英国统治的框架下进行，没有提出自治和独立的要求。
1857年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后，英国殖民当局改变了对印度的统治政策，在经济上，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取消英国工业制造品的进口税，但却禁止印度本地生产的工业品输出国外。在政治上积极拉拢土邦王公进入议会，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采取压制态度，接连颁布了印度语言报刊限制法和武器管制法，在社会生活中也表现出更多的种族歧视。殖民当局的这种政策，使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促进了民族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的奠基人是达达拜·瑙罗吉和马哈底瓦·伦纳德。
达达拜·瑙罗吉（1825—1917）出生于孟买，在爱尔芬斯顿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19世纪30年代，他曾主办《真理之声》杂志，宣传进步思想，号召和组织人民向传统陋习宣战，争取印度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852年，他和朋友创办了“孟买协会”。1855年以后，他作为一家公司的代表常驻伦敦，组建了伦敦印度协会，积极开展争取改良的活动。就是在英国期间，瑙罗吉深入地考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政策的关系，认识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1873年，他发表《印度的贫困》一书，对英国在印度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提出“财富外流”的理论，揭露了英印关系的本质。瑙罗吉指出，英国的统治固然给印度带来了统一和秩序，但其代价是无休止地榨取印度的财富。“英国统治者站在印度的大门口，让世界相信，他们在保卫印度免受外来人的侵犯，而实际上，却在后门把他们在前门守卫着的那些珍宝偷走”。英国对印度的剥削，是印度贫穷和遭受各种痛苦不幸的根源。但是，瑙罗吉并没有提出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是呼吁英国改变其殖民政策，按照公平正义原则行事，并提出由印度人担任高级官职，降低关税，发展印度民族工业等要求。
马哈底瓦·伦纳德（1842—1901）出生于孟买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在爱尔芬斯顿学院毕业后，参加文官系统，先后担任过法官、治安长官和孟买高等法院法官等职务。70年代，伦纳德参加了浦那人民协会，并成为负责人。伦纳德在大学时就受到瑙罗吉思想的影响，认为英国的剥削是印度贫困和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与瑙罗吉不同的是，他认为，造成印度贫穷的关键是英国压制印度工业的发展，把它变成农业附属国，而不是印度财富的外流。改变印度经济落后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印度的民族工业。和瑙罗吉一样，伦纳德也把印度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英国改变殖民政策上。他要求殖民政权考虑在印度的长远利益，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实行保护关税，发展新兴产业，培养科技人才，实现印度的工业化，建立印度农村信贷网，向农民提供信贷，发展农业资本主义。
瑙罗吉和伦纳德的理论，代表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为印度民族主义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成为国大党建立的理论基础。
国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 1885年，在各地区域性的民族运动组织的基础上，印度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民族运动组织——国大党。国大党建立的初期，基本上是一个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的运动。它采取了温和立场，致力于通过教育与社会和宗教的改革，建立一个自由的、世俗的、民族的国家。其目的是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模式，争取印度成为大英帝国内的自治领。他们希望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生活、思想和品德中的一切优秀的成分，通过建立国大党引进代议制民主政治改革，运用公共集会、选派代表和呈递请愿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国大党持严格的世俗态度和西方思想，基本上属于一个精英集团的组织。
19世纪最后十年，随着国大党影响的增长，大批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国大党，给国大党输入了新鲜血液，也使国大党内部出现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激进派别。
激进派的代表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1856—1920）出生于马哈拉斯特拉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在孟买接受大学教育。1890年和朋友一起在浦那创办英语学校，第二年又创办了《马特拉人报》和《狮报》，意在唤起印度民众，复兴印度。兴学办报的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磨砺了思想。他逐渐认识到印度的根本问题是丧失了政治独立，要复兴印度，首先必须争取恢复印度的政治独立。“只有一种药能治印度的病，这就是政权。它应当掌握在我们手中”。
国大党成立不久，提拉克就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是，他很快对当时国大党领导人热衷改良而不愿提出独立要求的温和态度感到失望，遂成为党内激进派的领袖。1895年，提拉克在《狮报》发表文章，提出了“司瓦拉吉”（独立）的口号，在印度人民中获得了热烈的响应。与国大党领袖表现出来的轻视民众的上流精英派立场相反，提拉克认为，印度民族解放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工农是印度的基本要素，国大党应该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应该成为“人民的国大党”。1896—1897年，马哈拉斯特拉发生灾荒，提拉克一面在《狮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殖民当局减轻地税，一面组织人员分赴灾区，号召民众奋起抗税。针对殖民统治在印度社会造成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心理，提拉克主张用印度传统的文化和印度教号召民众团结民众，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共同投入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去。他对古典的《薄伽梵歌》进行了新的解释，并针对外国威胁发起了护卫圣牛运动。由于提拉克等人的活动，印度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温和运动转变成为人民大众的群众运动。但是提拉克等人把民族运动诉诸印度教复兴的行为，也造成了印度教徒和伊斯兰之间的隔阂与分歧，埋下了印巴分离的隐患。
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印度被英国拖入了战争轨道，承担着英帝国战时供应的任务。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面利用这个时机，在战争的夹缝中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一面积极支持英国的战争，希望用这种支持，换来英国的回报，在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仍希望像原来一样统治印度。1919年，英国公布了以蒙塔古——切姆斯富德改革方案为蓝图的《印度政府法》，只用两院制的立法会议取代了原来的总督立法会议，总督参事会仍然是印度的最高行政机构，只对英国国会负责，而不对印度立法会议负责，距资产阶级希望的自治目标非常遥远。同年，英国议会通过《罗拉特法》，授权殖民当局拘捕任何被怀疑为“反政府”的嫌疑犯，不经审判而监禁、不经辩护而判刑。
以反《罗拉特法》为契机，战后群众性的反英斗争掀起高潮。领导这场斗争的，是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
甘地出生于西印度一个土邦官吏家庭，属吠舍种姓。1887年，甘地中学毕业后，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1891年，甘地毕业回到印度，在孟买、拉吉科特当律师。1893年，他赴南非处理诉讼事务，没想到在那里一待就是20多年。南非之行，改变了甘地的生活道路。他抛弃了律师的地位和收入，全力以赴地投入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在南非，甘地阅读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美国作家亨利·大卫·索罗的《文明抵抗》等著作，学到了索罗的公民不服从和消极抵抗方法，以及劳工神圣和社会改革的观念。他把这些思想与印度教传统中的非暴力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
甘地反对以暴制暴，提倡以爱制恶，他把对正义、和谐、真理的追求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把人的独立和解放诉诸人类爱的本性。甘地认为，暴力只会增长仇恨，而不能实现真理，诉诸暴力的斗争，人类社会就会因暴力而沉沦。印度之丧失独立，与其说是英国用剑征服，不如说是印度人自己拱手相送。印度要取得司瓦拉吉（独立），必须克服自身的缺陷，以精神力量反对物质力量，达到精神的完善和社会的协调。甘地认为，西方近代文明对物质的追求导致了精神的堕落，是一种反宗教的文明，未来印度的美好、和平的保证就是杜绝近代物质文明，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非暴力主义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力更生的、服从于自己良知和道德观的无所畏惧的国家。
1915年，甘地回国，把他的非暴力思想运用于印度的反英斗争实践，他吸收印度教耆那教的非暴力和自残受苦的观念，创造出了一系列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法，如抵制选举、抵制出庭、抵制公立学校、放弃公职、罢业、抵制英货，等等，很快就把印度人民对英国统治的义愤转变为非暴力的抵抗运动。抵制运动作为近代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有创造力的行为，吸引了下层民众广泛的支持，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在英国殖民者的心理上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力。1934年英国放弃了反对印度改革的死硬政策，开始在不同的条款中作出明确的权力移交。随后通过的《印度政府法案》，在扩大选民数量的基础上组建省级责任政府。1942年，甘地和国大党领导印度人民展开了要求英国人“退出印度”的运动，迫使丘吉尔政府表示同意战后印度独立。
甘地还发动了反对贱民制的斗争，1932年，他创办《哈里真》周刊（意为神的儿子），为解放贱民而呼号。1933年11月7日，他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全国巡回演说，开展解救贱民的宣传，并为贱民事业募捐。甘地的行为受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许多地方的庙宇、公共道路和水井向贱民开放。为独立后的解放贱民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1947年，艾德礼工党政府在印、巴分治的情况下，向印度、巴基斯坦移交权力，印度、巴基斯坦作为自治领留在英联邦之内。1950年1月26日印度正式独立，1956年，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南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闭关锁国的孤岛 1542年，一些葡萄牙水手因船只失事而漂泊到日本，这是西方人首次到达日本。此时，日本正值各地大名互相混战时期。由于日本浪人对明朝东南沿海的不断骚扰，明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往来。这为葡萄牙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葡萄牙商人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垄断了从长崎到澳门之间的居间贸易。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葡萄牙传教士也来到日本，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到德川幕府建立初年，教徒已达30万人。德川幕府建立后，担心天主教势力的传播会危及日本的传统社会，遂颁布命令，下令所有传教士离境，信徒必须放弃其天主教信仰。拒绝改宗者处以死刑。接着，德川幕府又下令驱逐了荷兰人以外的所有西方人，并将荷兰商人的贸易活动限制在与长崎口岸仅有一条栈桥相连的出岛上。同时，幕府还进一步将这种限制扩大到日本人身上，禁止日本人出国，禁止建造用于远洋贸易的船只。这样，德川幕府便关闭了除出岛以外所有与外界接触的门户，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闭关锁国政策，断绝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从被迫开放到明治维新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在江户抛锚，并转交了美国总统的一封信，要求日本开放装煤港，保护失事的美国船只，并以交战相威胁。迫使日本于1854年3月31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开放下田和函馆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只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任何一方认为合适的时候，互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1856年，又缔结了《通商条约》，日本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1863年，英国炮舰借口一名英国人被杀而炮轰萨摩藩首府。翌年，英法荷美等国的联合舰队由炮轰下关。日本被迫与荷兰、英国、俄国和法国签订类似条约。这些条约结束了日本的闭关自守。一时间，日本面临着沦于外国控制之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
西方列强的蛮横，震动了日本社会。日本人下决心要变革过时的政治制度，强大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开始的。
早在德川中期以后，日本社会就有许多热衷兰学的下层武士，明治维新后，政府制定了“万机决于公论”、“求知识于世界”的基本国策。明治维新五条誓文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在自由民权运动人士的推动下，开发民智，更新民情，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景观。明治政府特别注重学习西方文化。明治维新后政府制定的第一个教育预算就把其中的12%用于派遣留学生，让他们学习西方的思想。文部省的预算中另有10%用于支付语言学、医学、科学，甚至哲学和法学的外籍教师的工资。1869年东京大学成立，其教育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把儒学的伦理和西方的技术结合起来。东京大学在十年时间内成为铸造日本民族主义的熔炉。1871年，工部省设立技术训练局，其全部工作人员都来自英国。1872年，日本颁布法令，取消双重阶级的教育制度，推行普及和统一的全民教育。同年，明治政府还废除传统的天保历，改行西历，定西服为官服。1878年，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创办了日本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庆应大学，提出了独立和实用的办学宗旨。1879年，明治政府颁布教育令，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科学技术课程。
在大力提倡西式教育的同时，日本社会还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福泽谕吉还于1875年发表了《文明论概略》一书，尖锐批评日本“权力偏重于王室武门”、“国民不重视自己地位”的传统，他的《劝学篇》、《帝室论》等通俗性的著作，宣传商业和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期的另一历史学家田口卯吉也不遗余力地扭转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轻视商人重视武士的传统。他出版了《日本开化小史》一书，广泛论述了经济政治、文学和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叙述了人心的进步与财货的关系。1889年，日本在钻研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制度后，颁布了一个宪法，引进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
跻身帝国列强的日本 在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后，日本就开始了对亚洲扩张的道路。日本首先发动了对朝鲜的扩张。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军队虽英勇作战，却无法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1895年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得到了台湾岛、澎湖列岛。甲午战争的胜利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1894年，英国放弃了在日本的治外法权，1899年，其他列强也放弃在日本的治外法权。1911年，日本收回了关税自主权。1904年2月8日，日本未经宣战就袭击了俄国在辽东半岛旅顺港的基地，并且打败了俄国。1905年9月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使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和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并且得到了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利益。日本不仅免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日本的强盛，对非欧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它以有力的事实向殖民地人民表明，欧洲人的统治并不是天定的，东方民族并不是注定要遭受奴役的。它也表明西方现代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的力量，促使非欧民族学习西方，进行改革，走现代化之路。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在富强之后，立即奉行帝国主义政策，投入了侵略亚洲人民的战争，把新的不平等条约加诸亚洲人民身上，成为世界大战的又一策源地。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文化的兴起 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法律制度，但是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思想和议会制度并没有为政府所吸收，相反，德国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传统却对日本的政治影响很大。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不仅确定了天皇制权威体制，而且肯定了国家神道对其他宗教的统治地位。1882年和1890年，日本先后公布了《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谕》，把儒家传统的忠君思想与国家主义相结合，把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精心炮制的神道教结合，向国民灌输天皇制国家主义思想。日本逐渐形成了一种军国主义文化。
1896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加藤弘之，发表《日本的国是》一书，断言日本不应该采取“商国主义”，而应该奉行“武国主义”的方针，日本不具备自由民权的条件，应该实行国家主义。另一军国主义分子大川周明，在1921年发表的《日本文明史》中提出，日本文明综合了佛教和儒教思想，是“全亚洲”的代表，日本有举世无双的皇统，从未受过异族征服的尊严，有便于保持祖制传统和思想感情的地理位置，理应成为亚洲思想和文明的保护者。这样，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与扩张要求相结合，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国家神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摇篮，宪法的民主方面日益减退，而军国主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文化对20世纪初日本的民族扩张和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建娥、杨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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