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学强国”———中华民族觉醒的新起点

“兴学强国”———中华民族觉醒的新起点

19世纪末的天津“形胜甲于天下”，作为拱卫京畿的门户，清政府设立了直隶总督衙门。首任总督即是朝廷重臣、洋务派首领、文化殿大学士李鸿章。当时的李鸿章可谓权倾朝野，文化殿大学士不同于一般的大学士，乃是内阁首领、宰相首辅，且又担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负责洋务，并兼办海防，统领当时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在他长达25年的经办洋务中，天津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达，需要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人才，随之新式学堂在天津建立起来，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等。新式学堂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当时全国之最。新式教育的发展，也为大学的建立作了前期的铺垫。

“千呼万唤始出来”，近代天津已经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诞生作好了全面的准备，而这第一声催产的惊雷就炸响在甲午海战!

清末的中国，腐朽没落，积弱难返。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国势濒危。此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将扩张的矛头直接指向近邻中国。1894年，震惊中外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署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笼罩在危机之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喊出了四亿国人的悲愤。为了救亡强国，光绪皇帝开始变法维新，发出《强国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图自强而弭隐患”，面向朝野征求“自强”、“求治”之策。一时间，朝野上下总结失败教训，筹划救国之计，成为头等急务。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主张改良政体，“废科举，兴学校”，批判“中学”提倡“西学”。严复发表《救国决论》，指出八股取士无补于挽救国家危亡，只有“大讲西学”才能使中国“转机”而富强。1895年9月，洋务大臣盛宣怀响应《强国诏》，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这一“兴学强国”的主张，并将兴办新式大学的奏折上报光绪皇帝。

甲午之战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据1897年4月出版的《中国商务报》记载:“甲午战后中国风气忽大为更变，中国变动之机，从未有如此之速者。”全国各地在极度悲愤中发愤图强，大办近代民族工业和教育迅速形成高潮。用今天的认识来理解，这民族“新起点”的实质是国人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意识的“觉醒”。

甲午惊雷震醒了中国人民，在举国上下感受到教育和科技落后带来的切肤之痛后，“兴学强国”建立大学，迅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成为国人的共识。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强国强种，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在国人的殷切期盼中，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诞生在海河之滨。

1895年10月2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建立。他不仅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而且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预示着中国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