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品倾销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冲击

美国商品大量倾销到中国市场，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战后中国的物资短缺，对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及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但是由于中美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巨大差异，除依赖中国特有资源的行业外，美国几乎在所有的工业品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上都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商品凭借强大的竞争优势，以低廉的价格超大规模的涌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幼弱的民族工商业造成剧烈冲击，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抗战中艰难生存下来的中国近代工业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美货的冲击和损害。其中以轻工业中的水泥、食品饮料、卷烟、纺织业受打击最为严重。

如水泥业，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1946年，中国共进口水泥459 196公担，其中来自美国水泥达279 292公担，占总进口额的64.2%。美国水泥的大量进口使中国水泥生产企业难以生存，1946年7月，中华水泥工业联合会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递交的呈文中称“考美货水泥进口成本连同水脚杂费在内，每包约合国币四千元，加征关税百分之四十，在沪售价仅约五千余元。反顾国产水泥，因煤斤短缺、运输困难、工资昂贵、资金枯竭等种种关系，每包成本计需九千余元。但为应付倾销、挽回利权，每包现仅售六千余元。长此以往，必致无法维持，迫至停业。”^[44]

食品饮料业也遭到重创，上海原有食品罐头厂180余家，到1946年年底倒闭的多达130余家，少数幸存者也都开工不足，勉力维持。从1946年至1948年三年间，中国进口美国牛奶5 259 657公斤，奶油37 513公斤，奶粉4 006 483公斤，炼乳520 197公斤，不仅进口规模庞大，而且价格低廉，致使中国本土乳业难以为继，不少乳牛被杀掉。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将可口可乐原液输入中国，由上海的屈臣氏汽水厂装瓶，倾销各地，以致本国汽水业大受打击，很多工厂被迫停产。1948年7月上海中央汽水厂等九厂向政府联名呼吁:要求政府保护岌岌可危的中国饮料业。^[45]

由于美国尼龙丝袜大量倾销，致使上海袜业难以为继。著名的中华、勤益、华安、福康等十余家袜厂停工。1947年9月1日，上海工业协进会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了一分呈文中称:由于美国尼龙丝袜大量走私进口，导致上海丝袜业“遭受严重摧残……吾人平时有纳税义务，政府应对吾人负责，法令应为吾人保障……”政府应“禁止美货尼龙丝袜大量走私进口”。^[46]

1946年上海80余家卷烟厂中2/3被迫停工，诸如“本厂因受外货压迫……不得已惟有破釜沉舟，宣告清理”的关厂告示常见诸报端。少数勉强开工者也是主要靠进口美国烟叶、卷烟纸、香精等原料维持，实际成了美国的加工厂。^[47]

重工业由于多由政府垄断经营所受冲击相对较轻，实际商品差价也相当惊人，如钢材，美国钢材每吨市场售价58万元，而国产钢材每吨成本即达18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1946—1947年年底，国统区20多个大城市倒闭工厂达27 000余家。其中上海倒闭工厂达2 590家，占该地区全部民营企业(3 400家)的76%。到1947年，天津70%的工厂倒闭;其他城市倒闭的民营企业也多在70%～80%。中小城市情况更为严重，1947年成都90%的土货工厂停工;1948年青岛700余家民营企业全部停业。^[48]随着美货的大量倾销，华资企业的倒闭，中国原本可以自给的许多行业，如面粉、烟草等不得不大量进口，造成中国经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此外，农业也受到美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由于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先进、有规模经济效益，加上免税进入中国，故其在中国市场的售价普遍低于国产货。如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棉花，在中国售价大大低于中国所产的棉花。1946年中国进口美棉(包括援助物资部分)比战前的1936年增加了近20倍。进口的美国橘子在南京市场售价300～400元一只，而四川广柑在产地即需800～900元一只。在内战及美国商品倾销的冲击下，国内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如河北各地“悉受外麦充斥影响，本省产品无处宣泄。乡农以终岁勤劳所得代价，几难供两月之饱，交通不便之区运输维艰，市价尤廉，甚至售卖田园，或举高利贷以度日者，随处皆是”。^[49]1947年，广东抛荒耕地占可耕地总面积的75%、江苏抛荒地占60%、安徽和湖南抛荒地也都达30%以上。1948年与战前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17.1%、油料作物减产24.1%、棉花减少了35.1%。到1948年，江苏棉花生产量竟不及1918年的50%。^[50]

农村经济的衰退，导致农民购买力下降及棉花等工业原料的匮乏，进一步打击了中国最大的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该业在原料短缺、美货冲击、恶性通货膨胀的共同影响下急速萎缩，其他产业也未能幸免。1949年年初，上海工业协会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电报称:“沪市工厂被迫停工减产者比比皆是。”^[51]

抗战结束后，处于前现代化的中国与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在生产率差异极端悬殊的情况下，签订了权利完全对等的贸易协议，实质上构成了美国在华新的特权。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贸易壁垒大幅度削减，产业的普遍落后，竞争力低下，使中国市场完全向美国商品敞开，导致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处于极端不利的竞争地位。加上内战的爆发，官僚资本势力的膨胀，经济环境的恶化，中国企业完全无法抵御外货的冲击，以致纷纷破产，工农业经济严重衰退，资金外逃、投机盛行，国统区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彻底打破，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统治下经济的总崩溃，中国半殖民地性对外贸易也走向了终结。

【注释】

[1]樊亢、宋则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8页。

[2]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卷，第375页。

[3]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回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18页。

[4]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5]汪敬虞:“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载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6]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7]国民党用于恢复抗战中遭到破坏的工业的资金及从国外获得的工业设备总额仅占所需的9.2%。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2～483、496页。

[9]转引自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页。

[10]《关于世界贸易宪章草案及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之说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1]《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1月27日，第4版。

[12]刘相平:“金问泗与关贸总协定”，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3]《美国外交文件》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828页。

[14]《对于我国应否接受夏湾拿(哈瓦那)宪章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5]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3页。

[16]《关贸总协定》第一轮谈判，所有缔约国平均减让关税35%，而中国减让幅度近60%。参见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1～372页。

[17]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页。

[18]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民营进出口企业，到1948年春，上海的民营进出口企业达1621家，是战前1936年(306家)的两倍多。在国民政府的进口限制政策及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民营进出口企业只有1948年春的53.9%，另有不少企业名存实亡，无法从事经营活动。参见《上海外贸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149页。

[19]《上海外贸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9～160页。

[20]［美］纳尔逊:《中国在列强中的地位》，第93页。转引自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

[21]转引自《上海外贸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41页。

[2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39～1440页。

[23]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页。

[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25]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0页。

[2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27]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8页。

[28]董长芝、马东玉主编:《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29]进口只包括一般商业进口，不包括联总救济物资及1948年的美国援助物资。

[30]1945年1-8月国统区与沦陷区进口额合计为2 278.7万美元，出口合计为1 427.1万美元。根据表5-1和5-7计算。

[31]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

[32]表中所列为商业性进口及联总物资合计数量。其中半制成品主要包括:化工产品、五金及木材等。

[33]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

[34]进口总值中包括联总救济物资。

[35]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36]钦本立:《美帝国主义侵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版，第56页。

[37]特种物资以美政府或联合国的名义输入，享有免税、免验特权，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承购。

[38]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39]《上海联合晚报》，1946年6月15日。

[4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版，第11页。

[4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589页。

[42]《解放日报》，1946年7月8日。

[43]《北国春秋》，1960年第2期，第25页。

[44]《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251页。

[45]中央汽水厂等九厂致南京政府经济部呈文，1948年7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上海工业协进会转呈第四区针织工业同业公会请求禁止美货尼隆丝袜大量走私进口的呈文。1947年9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7]《上海外贸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44页。

[48]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1～112页。

[49]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缉，第805页。

[5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9页。

[51]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