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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城市规模

时间:2022-06-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最优城市规模经验告诉人们,城市聚落小了会有不足,过于庞大则又会产生压抑和混乱,还有它们僵滞或衰落所带给人们的烦恼,说明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生物体,有一个适度的规模。于是,经济的多样化就局限在最大的中心城市,企业的集聚经济主要与城市规模相关。

最优城市规模

经验告诉人们,城市聚落小了会有不足,过于庞大则又会产生压抑和混乱,还有它们僵滞或衰落所带给人们的烦恼,说明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生物体,有一个适度的规模。凯文·林奇(1981)说亚里士多德曾提到“十人无以立城,十万人则令城不再”,因为在政治社会形态下,要决定是非曲直和根据各人的长处分配公职,城市就不能大得使公民难以彼此相互了解。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大多数希腊城邦只有1万名公民或比这更少,雅典的人口最多,约25万,包括自由人和奴隶,其中有4万人是公民。

施坚雅(1977)发现,中国从汉朝直到清朝,县级权力机构的数字增长很小,而与此同时版图增加却很大。在汉朝,县级区划的数目有1 180个,隋朝1 255个,唐朝1 235个,宋朝1 230个,元朝1 115个,明朝1 385个,到清朝是1 360个。这些数字变化不大,增长极有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工业化意义的城市化,县衙门的功能一直只是行政中心。除了必需的赋税,政府的统辖力是有限的,这种统辖的“涣散性表现为现职的官吏很少,这决定于国家的财政情况,它反过来又决定财政的收入”(马克斯·韦伯,1978),除了强大的氏族势力以外,政府的统辖还遭遇到村落有组织的自治体的对抗。赵冈(2006)也认为,城市发展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城乡人口流动性的大小,二是城市的粮源。由于城市需要从外部取得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其人口之生活,所以农村的余粮率(即农民自我消耗后所剩余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举例来说,假如一国的余粮率是10%,则在无进口粮食的条件下,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很难超过10%。如果农业生产力提高,余粮率上升至20%,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城市人口就可以增加到20%的上限。反之,如果余粮率下降,则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便随之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不但要减少,还要疏散城市人口加以调整。这种情况一直到中国20世纪50—70年代还经常发生,国家将城市户籍人口与粮食配给挂钩。曾经有过的城镇人口大增以及紧接着出现的非自愿的回乡下乡人潮,无论给政府还是老百姓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而政府在政策和行动上的过于谨慎,造成了过去几十年里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的现象。

城市究竟是小好还是大好,究竟以什么作为标准,或者有没有最优城市规模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过,也难有定论。这有点像人们谈论“美人”的话题,恐怕数千年来也拿不出科学标准,而经常是带有主观性的,有时借用黄金分割律,甚至干脆就拿谁也没见过的古人(如越女西施、古希腊的海伦)来说事。与此相类似,城市人口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相对于不同的城市功能来做比较的不同目标,在动态的状况下,有极大的弹性或者不确定性。通常文献讨论城市的最优规模,有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5 040人至20 000人起,逐渐增加,直到容纳25万至50万人。然而,如果试图奉行这种最优规模,就像阻止伦敦的扩展,其结果是提高了住房的价格。实际上阻止超大型城市扩展的大量努力一般都收效甚微。经济学家看到大城市中的实际收入和生产力比较高,因而推断出大城市比小城市在经济上更有效率。即使如此,最优规模依然是人们的理想。赞成最优规模的理由,在凯文·林奇(1981)看来,包括了对社会交往的影响,对政府的、社会的控制力的影响,由于累积的污染造成的对环境活力的影响,对社会的、知觉的、刺激的可容忍水平的影响,对路上所花时间的影响,对经济生产的影响,以及对维持不同规模城市所花代价的影响等等。

的确,人们在谈论何种城市定居模式较“好”时,往往有一个“隐含的最优人口分布”的概念(安德鲁·M.哈默,1998),认为城市的景象应是一个由中小规模中心组成的密集网络,这些中心作为一个整体,其产出至少与现在的城市相同;大的城市聚集区将是很少的,农村部门将会不断发展,而不必把大群工人及其家庭转移到大的或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相反由于许多现代经济活动发生在农村,其工作环境将会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于是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所有地区,都可以在和谐中获得升级,并比真实世界更快更便宜地得到公共服务。因此,如果背离这种“最优”状态,会被认为是无效率的和不正确的。这种概念在中国的很长时间里,尤其在运用管制和许可证的手段来约束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就业增长的背景下,被广为传播而不乏市场。其中曾经家喻户晓的“五七指示”和“小城镇”理论就是被滥用了的。与这种分散主义不同,集中主义观点看到大城市的规模是与集聚经济相联系的,认为强制地把经济活动迁移到别处是破坏性的,并且将影响一系列目标的实现,这些目标包括迅速的进口替代、对大规模企业的控制和管理(诸如总部经济)。但是分散主义所焦虑的问题,如在大的中心城市,劳动力和土地的更高成本、基础设施投入和建成地区开展公共活动的困难,会抵消掉人口密度高、城市规模大带来的潜在规模效益,结果基础设施的单位成本会相对较高。对于今天的大城市而言,这的确并非多虑。

实际上,城市的定居模式受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模式和相应的公共政策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是由其生产和贸易的商品、服务及由此派生出的需求决定的,这意味着一国在某一发展阶段,某一类型的城市地区可能会发展得更快。一般的路径是,早期工业化围绕着以资源为基础的交换活动建立起来,包括农业加工、采矿、建材、纺织、简单机械制造和修理以及港口和服务中心。需要接近自然资源的活动趋向于分散,而不受某些特殊资源约束的大多数工厂在选址时把城市经济(与城市规模相关的节约)作为首要条件。早期工业活动在城市之间没有专业化分工,地区间运输和通讯设施以及城市服务的公共投资不足。中央政府打算尽可能利用捷径以实现现代化目标,往往对在某些方面表现突出的中心城市(包括行政首都、主要港口和其他大城市)给予优惠的政策。于是,经济的多样化就局限在最大的中心城市,企业的集聚经济主要与城市规模相关。渐渐地,有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围绕着中心城市的腹地市场的增长,这为中心城市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城市的发展超过了“最优规模”,这时二级城市可以成为较低成本分散城市财富的工具和避免移民大量涌入的手段。第三,随着生产活动已变得程式化,在二级中心城市对其进行仿效是有利可图的。其中的原因在于,集聚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与城市规模相关,而是与相关活动的集聚(地方化经济)相关。集聚经济性质的转变有助于都市以外的扩张和分散型发展,大量的就业在专业化的二级中心城市兴盛起来。当然,这种转变的速度依赖于地方公共服务和地区及地区间交通的改善。事实上,在二级城市的外部交通显著改善之前,地理上的邻近性(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内或周围)一直决定着主要生产企业的选址。

下面我们尝试用经济学工具来讨论最优城市规模问题,以帮助了解经济分析的方法。首先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做出分析,如图5.2所示。

图5.2中,纵轴衡量成本和收益,横轴衡量城市总人口即城市规模。假定成本和收益只与城市规模有关。AB是合并平均收益曲线,表示由于城市扩大规模而增加的平均每人的收益,其趋势是开始迅速增加、随后减弱、最后下降;MB是边际收益曲线,表示城市每一位新增成员的相应收益;AC是平均成本曲线(AC可以理解为按人口计算的所有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公共成本和社会成本),它随人口增长先是下降而后上升;MC是边际成本曲线。P1点是城市最小合理规模,人口少于P1点的城市是不经济的。P2点是城市生活每人净收益最高时的规模,AB与AC之间的差最大。但此时MB>MC,城市人口仍要继续增加。在P3点,城市追加一个成员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边际收益,该点为城市所得到的总的收益达到最高时的规模,对决策者而言最为理想。但此时AB>AC,由于个人只考虑平均收益,因此人口还将继续增加。到了P4点,AB=AC,这时如任凭人口继续增加,就会超越城市最优规模的上限而出现不经济的情况。一般习惯上将P4点视为最佳点,例如在讨论某一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佳规模时,就可以这样理解。使各种政府部门的长期平均成本降到最低点的人口数,有从救护部门的5万到行政部门的140万(艾伦·W.伊文思,1985)等等。

图5.2 最优城市规模(巴顿,1984)

我们还可以用环境外部性中交通一项来简化城市规模的讨论。假设某大城市有480万居民,其中1/4为工人,这120万工人每人每年挣3万元,再假设在该市,从城市边缘到市中心所花的通勤时间比平均规模的城市多1/2小时,假定一年中有250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需出行两趟,而出行的时间价值为每小时8元,则在交通方面,大城市的工人比普通小城市的工人多支出2 000元。大城市不仅房价较贵,环境也比一般规模的城市差,光是通勤成本一项(暂不引入边际社会成本的讨论),就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在经济学讨论中,由于在均衡时,新增工人对于居住在大城市或是一般规模的城市抱无所谓的态度,这时两城市的实际工资趋于一致:如果大城市工人的年工资是3万元,那么在一般规模的城市由于较低的通勤费用,工资就将是2.8万元,大城市的每一新增工人多得2 000元,是其生活成本较高所致。这一均衡点,就是从工人通勤的角度考虑的有效的城市规模。

其实,所有讨论城市最优规模的概念性框架和结论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都各有不同的关注点,比如有的讨论便于管理的最优城市规模,或者以城市公共设施利用效率的视角来考虑城市规模,还有的用微观的观点去分析城市规模;比如,有人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25万左右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教育、文化、医疗等设施比较完善,就业机会比较充分,由于集聚经济的作用,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增加,公共设施利用率大为提高,公共交通、公共娱乐和文化设施(图书馆、电影院)不管人多人少都要照常开放,当城市规模扩大到一定极限,就会出现工业经济效益下降,而商业、交通、通讯、银行、保险、咨询、信息等行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的情形,这使企业和居民在城市的花费产生重要影响。总之,我们可以明白,尽管可能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分布,然而单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却没有,这是因为城市规模变化带给不同的企业或居民的收益也是不一样的。或者如凯文·林奇(1981)所说,如果能够找出最优城市规模的准则,那它的出现形式很可能是一个系列的规模,这些规模适合于不同的功能,尤其是适合于居民对诸如个性、可达性和控制管理等方面的不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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