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远看，利剑总是败给思想。”富有感召力的文化价值观念往往能触及人的灵魂，因此，要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不断提高、扩大中华民族的世界文化影响力，就必须大力发展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以坚实的文化基础作为依据的。没有文化本体这一基本构成要素的强大支撑，就没有文化软实力可言。
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取决于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积淀与传承，也决定于文化时代精神的丰富与补充。因此，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人类先进文化的强有力支撑。我们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必须注重用富有感召力、亲和力的思想价值观念提升软实力，这样才能赢得世界文化博弈的战略主动权。
（一）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发掘文化优势
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首先应立足于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才能孕育和发展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化。因为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传统在构成着现代，而现代也在重新构成着传统。就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1]“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62]
传统文化思想是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思想，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形成和塑造了民族文化，同时还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不断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走向。
1.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文化精髓，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软实力资源”。张岱年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方面。他认为，《易传》中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个命题，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所谓“自强不息”就是努力向上，决不停止，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精神的写照；而“厚德载物”是指君子应以大地一样的胸怀包容万事万物。在金开诚先生看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复杂，但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他认为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63]还有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探究；三是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64]
总括学界的各种不同的论述和分析，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突出的内涵和精神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是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易传》把天、地、人合称为“三才”，认为“人”在宇宙间同天地一样重要。《孝经》也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是天地间最有价值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虽然先秦人将最高统治者均称为“天子”，“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是在民与君的关系上,“天生民而树之君”，就是为了利民，君之“命”在“养民”，而不必计较个人“命”之长短，“利于民”也是“君之利”。[65]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为天子。”[66]荀子也明确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67]君主应以“天”为榜样，博爱无私，布施恩德和仁爱以厚待人民，反对横征暴敛。强调各级统治者要“躬行其实，以民为先”。（《朱子语类》）统治者要“节用而爱民”，“因民之利而利之”，以至“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68]。“民惟邦本”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民本思想。
二是“贵和”精神。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69]《春秋繁露·卷十六》曰：“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荀子·天论》亦曰：“万物各得共和以生。”《中庸》指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把“和平”作为自己价值追求目标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战争对社会发展的破坏作用。在他们那里，维护和平与反对战争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虽然主张为“礼”而战，但他反对一切暴力现象，并一生追求“善人为帮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孟子、荀子等中国古代儒学人物虽倡导“天吏可伐无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但他们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非正义战争则深恶痛绝，认为，“争则乱，乱则穷”，坚决主张对“善战者服上刑”。墨子对造成祸国殃民，涂炭生灵的战争也给以彻底否定，认为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他说：“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所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
三是“兼爱”精神。在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文化强调“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忠、孝、友、悌，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亲睦九族”、“协和万邦”的理念和思想，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实现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合作共生。“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可见，“兼爱”思想充满了与人为善、“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等合理思想。
四是“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与国际关系中的“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主义和专制主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制度等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所以主张不同的文化都应以博大宽广的心胸，以有容乃大的气魄对待他文化，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也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在“不同”的基础上相“和”，才能促使事物发展。而“同”泯灭了事物个性，不仅无法达到“和”的境界，反而会使事物走向衰败境地。因此，“和而不同”思想坚持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和而不同”还主张对由于文化差异性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应通过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来解决，在求同存异中达到“和”的目的。“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和而不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兼容并包”的价值追求。
五是天人合一的精神。生命源于自然，自然是人的母本。这一事实注定了人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永远摆脱不了对自然的依赖性，自然环境、生态状况是人存在与发展的自然价值和生存意义，破坏自然与生态环境就是毁灭人类自身。所以在人与天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人、物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系统，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宇宙万物浑然为一体，与天地同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亲善关系。“人与万物皆生于仁，本是一体。故人合下生来便能爱，便是亲亲，由亲亲而推之便能仁民，由仁民而推之便是爱物。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亦以生物为心，本来的心便是仁，本来的人便是仁。”[70]强调天人协调，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认为“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所以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71]。总之，“和合”文化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高超的智慧，“它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突出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知行合一的实用理性，直观体验式的思维方式，非功利性的价值尺度，从容中道的人生态度，尽善尽美的理想追求，贵合持中的人际关系，充满人性的人文关怀，重视天人关系和谐与现世人间性和人间秩序等重要内涵”[72]。这些从长期历史发展承传下来的中国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从深层次上构成了中华民族心理发展和历史传承的要素和共有的精神家园，使我们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渐趋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在，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创造共同繁荣的世界文明秩序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例。当今世界之所以冲突不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一些大国在国际交往中秉承“和而同”的文化理念，认为世界不同文化的存在不利于世界的和平，所以它们恃强凌弱，以己之心度他国之腹，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取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来维持自己文化的中心地位。因而遭到他国的强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在多元化的世界文明面前，世界各国唯有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通过跨文化对话进行和平的交往而非所谓文明的冲突，来解决某些分歧、摩擦与矛盾,增进互相理解与合作，才能实现世界不同文明共生共荣、和谐进步。对此，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就曾明确地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73]。
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随着人类技术理性的日新月异，社会物质福祉不断提高的同时，对大自然的破坏程度也在与日俱增，严重危及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以主客二分的文化理念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生态当作是欲求欲夺的对象而肆意蹂躏、掠夺，从而日趋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紧张。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华文化讲求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认为世上万物都是相依相存的。如果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遭到破坏，人类生存的共同危机也必然会到来。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解决资源贫乏等人类共同性实际问题。它不但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深厚的哲理基础，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有效地弥补了西方文化发展中的严重不足，有利于世界文化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说：“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74]综上所论，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自身的局限而无法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迫切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性也是西方世界进入后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2.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方法
中华传统文化中所积淀着的其他民族文化所没有的精髓，不但在中华大地上显示了独特的魅力和光彩，而且还充分展现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深远影响。而这恰是构建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也是吸引和影响其他国家的力量源泉。“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75]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有积极、优秀的文化成分，也有消极、糟粕的文化因素。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既包含着超越时代发展的，并对社会前进和发展起积极预见、引导作用的“精华”，又包含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时的、落后的、消极的“糟粕”。比如：封建专制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宗法思想，长官意志、特权意识等“官本位”思想，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保守传统等。正如有学者所言：“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主流，但其本身又都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作用。积极的一面促进了政治的贤明和经济的发展；消极的一面套上沉重的枷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76]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和发展的二重性，不加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拒绝接受新文化和任何外来文化的“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是不行的，抱残守缺、固守传统只会使原有鲜活的精神源泉日渐枯竭。同样，一味推崇外来文化，根本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全盘肯定、完全西化，只能使民族文化失去根基，走向灭亡。因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任何文化都是在既有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也不能建立在虚无缥缈之上，它只能在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基础上产生。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7]“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78]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对待传统文化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79]。总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的方法是，在客观、理性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持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必须站在现代性、时代性的高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审视、剖析、鉴别民族文化，凡适应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要大胆地认同和继承，并结合时代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更主动地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和存在形式”[80]，以使其古为今用；凡是不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要求的，应坚决地抛弃。只有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创新中国文化，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才能凸显中华文化独具魅力的特色，从而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感召力。
（二）吸纳世界先进文化，增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力
通过文化创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有全球视野和眼光，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择善而从，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
1．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等构成的观念的复合体，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长期积淀和凝聚。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系统性对于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政治存在形式的区域的共同体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对于维护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不可缺少的。
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的孤芳自赏，与世隔绝。相反，民族的文化只有在与世界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互相交流、相互融合，甚至发生冲突中，才能得以完善和发展。这是因为世界上各民族既有共同的文化方面，又有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所以才能在历史发展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缺点，各民族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没有哪个民族是完整的，因此所有民族都设法补充自己。一个民族发展的程度越高，它就越有必要补充自己，因而也就越有活力。”[81]著名人类学家F.博厄斯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他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交流的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文化最原始的部落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82]因此，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开放性。民族文化如果游离于人类文化发展轨道之外，那么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不断衰亡或窒息。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与他文化的交流、选择、吸收、创新中发展壮大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文化互相开放，互相交流，相互吸收，同时又在这个过程中整合与分化，这是各文明形态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各民族文化发展互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人类文明史证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愈是具有包容性和整合力，它就愈是丰富博大、历久弥新。从西方历史来看，长达千余年的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欧乃至全部西方文明之源，它奠定了西方文明中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传统。然而它并非是自我封闭、绝缘地演进的。它和当时的东方（近东与北非）文明虽颇有差异，却正是在同早先已获丰富成果的后者的跨文化交往中吸取其文明的成果，从而激发了希腊、罗马民族的灵感，也融会了东西方诸多地区民族的智慧，最终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希腊古典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也得益于西亚和埃及的科学与宗教思想，特别是埃及、巴比伦的天文学、数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和神话，对希腊哲学与宗教的起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比如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很早就传到欧洲，为欧洲文明的崛起提供了技术条件。马克思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83]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激发文化活力的必要条件。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的文化交流，每次都是对己文化和异文化的超越，使文化得以发展，并超越自身。恰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数次大规模的文化借鉴热潮，而几乎每次热潮都促使一种文化得以兴盛，同时推动了欧洲文化的发展。”[84]布罗代尔也明确指出：“在各种文明中，西方恰好利用了它汇集着无数文化潮流的优越地位。千百年来，它从各个方向吸取营养，甚至向已死的文明借鉴，这才使它后来光芒普照，风行全球。”[85]
从中国历史来说，中国号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化之所以没有像埃及、巴比伦那样发生中断，是因为其无限的生命力源之于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别是汉代以来，在中国和印度的跨文化交往中，印度佛教与佛学在中国知识界和民众中广为传播，并形成多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与佛学流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它们和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家又互有渗透、吸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演进。唐朝之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有和谐、成功的跨文化交往，一些本来属于外域的东西，都逐渐成为中华“本土”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是通过多种形式的跨文化交往，以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吸纳了外部世界的不同优秀文明成果，经过不断充实、丰富才得以发展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先辈（在座的也有）很热诚地参加学习西方的活动，许多留学生到日本、到西洋去。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现在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批宝贵的遗产。”[86]
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都说明，任何一个文明要想取得长足进展，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借鉴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87]。仅仅依靠一种文化就能生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同文化只有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才能获得共同进步。文化封闭只能导致僵化、停滞和落后，带来民族的危机。
2.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必须要加大文化的开放性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剧烈的文化转型时期，不仅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还存在着“同主流文化相对抗的反向文化、以及落后腐朽文化以外，还有大量处于从属补充地位的大众文化形式和具有潜在文化竞争力的亚文化”[88]。国际上，则面对着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严峻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文化要发展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国际上要占据文化竞争的主动性，固然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发展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89]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先进文化绝不是靠单纯弘扬传统文化所能奏效的，它要求我们必须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使其熔铸于本民族文化建设之中，本民族文化才能保持勃勃生机。在当代特别是要加强与资本主义文化的交流，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90]因此，“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能否不断了解世界，能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能否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91]。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治观念、人权理论，以及自由意识、公共意识、市场意识等，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的，也恰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必需的。
马克思曾把汲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视为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条件之一。列宁也曾尖锐地批判了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指出建构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能脱离以往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92]，而是在吸收和创造了两千多年来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93]所以“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94]。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如果不学会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只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成果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牢固的基础。“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取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社会主义。”[95]邓小平也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八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才更有保障。”[96]
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民族文化需要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中国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襟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积极、科学地吸纳、借鉴和融合中西文明的有益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97]。“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98]只有置身于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之中，不断地积极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养分，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狭隘性、局限性，不断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并建构起具有时代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同其他非社会主义文化抗衡的竞争力；也才能在自身文化的不断变革和扬弃中生长出与世界文明潮流相吻合的文化，立于世界文化的潮头。反之，如果我们一味地闭关锁国、唯我独大独尊，不但会白白丧失文化全球化这一大好时机，而且会越来越远离世界先进文化前进的总方向。总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才能产生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因为，文化越是民族的，越能焕发自身文化所特有的魅力，越能引起世界的关注；越是世界的，其普遍性的内容就越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在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彼此碰撞中越能被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可和接受。这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础。
当然，在文化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同时，我们要特别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曰“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文化激进主义”。前者或出于盲目的民族文化优越感，或出于对外来文化的恐惧感，或出于维护文化整体性、纯洁性的动机，以“国粹”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守护者自居，抗拒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后者则无原则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将原有的传统文化统统丢弃。
显然，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秉持的都是“文化中心主义”。前者坚持的是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后者坚持的则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华夏中心”说都不是正常、健康、理性的心态。无疑,这两种倾向都是极为有害的，都不利于发挥民族文化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性质和特点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各具千秋，不可相互替代。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重建，既不能走复古的道路，也不能走西化从而否定传统的道路，而应当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外来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就要求我们，在高扬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以开放性的视野，积极、科学地吸纳、借鉴和融合中西文明的有益成果，强化和锤炼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同时，必须抛弃盲目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任何“中心主义”的思想，破除中西对立、“体用两元”的僵化思维方式。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应根据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兼采中西、古今，经过综合创新，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气息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才可望实现对本土传统文化和世界外来文化的双重超越。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国文化应“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99]。
（三）创新文化，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引领世界文化走向
任何先进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对本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对外来先进文明成果的吸纳。任何文化只有在传承和开放中才能发展。但这仅是文化进步的一个条件。文化要永续发展，还要不断地创新。古今中外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质所在。
1．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文化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文化创新是民族兴衰发展的关键，是文化的生命之源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在空前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就必须与时俱进，摆脱陈旧束缚，破除文化迷信，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先进文化来。只有创新的文化，才是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发展方向的文化。如果不站在科学文化的制高点上不断创新，我们的文化就可能落后于时代，失去自己的先进性。胡锦涛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创新型的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只有创新型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创新型的政党才能永葆先进性。”[100]“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101]
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所以处于劣势，固然有其经济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但文化创新能力不强也是制约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领世界文明风气之先长达200余年之久，如上所说，与其强大的文化创新力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直接规定和影响着该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和提高的可能性，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就没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普遍提升。
如第四章中所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文化方面的辐射力、影响力仍显落后。其中，文化创新能力不强，是制约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正是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能力低下，所以当前中国文化呈现给世界的多是太极拳、少林功夫、唐装汉服、中华美食等浅层文化符号，而非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反映时代精神的深层文化价值的内容产品。正如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所说，中国虽有物质基础，但软实力有限，因为实力需要有价值观的吸引力。[102]这既与中国是世界大国的文化身份相背离，也与中国在当今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地位不相符合。
文化创新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如果中国的文化没有创新,就必然面临着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风险，必定直接影响国家、民族的团结、稳定和凝聚力，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
2．文化创新的价值取向
文化乃国脉所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和文明的集中体现。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衰，则国家衰。因此，“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03]。
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就要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只有依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才能始终反映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引领时代发展的前进方向。正如胡锦涛指出：“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引领人民思想的文化，才能始终赢得人民，才能始终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104]
在当下，要创造既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又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文化，必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吸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105]。
（1）文化创新要立足于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不仅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更是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生产实践中，生产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还创造了人的意识、语言和思想，因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它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与发展的，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06]因此，在人的实践的基础上生成与发展的文化，其创新就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去盲求和杜撰，而必须依据实践的发展提出某种文化观念。正如列宁在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逻辑的发展”[107]。只有植根于今天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新的实践发展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文化上不断打开新视野，开拓新境界，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清醒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才能确立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并“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对人的实践的反映和实践的产物。正如人的实践的能力与水平是一个不断积累与进步的过程一样，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成与发展也是一个不断积累与进步的过程。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存在状况及实践条件决定着这一时代的思维内容、形式和思维的方式方法。文化创新是一个无止境的建构过程。“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势必被历史，被人民所抛弃。”[108]
（2）文化创新要凸现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文化本来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持续创造出来的一个人工世界。因此文化与生俱来蕴涵着为人的价值取向。这种为人的价值需要包括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有的人把这种需要划分为物质性(自然性)需要（如生理需要）和社会性需要（如人的劳动需要）、实践需要和交往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向高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与保障，爱与归属，尊重和发展需要。他指出，人们在物质需要和基础性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转向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自身发展的最本质、最原始的规定，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人类的一切活动无非是要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人类的一切对象化活动无非是要使自己的需要对象化、现实化。总之，对人来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09]。恩格斯则把人的需求概括为生存需求、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他认为，“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10]。但是由于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所以要对人的这种多层性的需求要进行概括的话，我们可以把其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两种基本需要。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就非常鲜明地把人类社会的生活分为“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两部分，并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主要是满足人类肉体生活的需要，而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则主要是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说，除了物质需求之外，人还有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精神文化需求是人的本性和内在规定性，是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111]
人的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主要限于物质需要。受物质贫困和饥饿生存条件的驱使，人类不得不终日为满足基本物质生存而奔波、劳作，几乎谈不上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但是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人类告别物质资料极为匮乏的时代后，人们便开始超越对低级的基本生存的物质需要，而进入对文化精神等更高层次的需要上来。精神文化生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因而关注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不断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按照国际通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是文化消费高涨的临界点，人们消费结构会发生明显变化，即精神文化消费比重会不断增加，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时则是爆发期。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因此，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明显呈现出有别于过往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人们不仅对文化产品的质量、水平要求提高了，而且还要求提供的精神文化产品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提供更多类型的文化品种、类型和艺术格调。
新时期的文化创新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力争“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让百姓充分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健康的发展。唯此，才能感染人民群众，最终掌握广大群众。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比较强，意味着这个民族比较有能力为其他民族的更好生活做出贡献。这样的民族因此就比较容易赢得其他民族在观念上的尊重、情感上的亲近、行动上的支持。”[112]
（3）文化创新要体现时代性要求。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精神产物，所以任何文化发展是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统一。从时间性上讲，任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它们固有的历史时间，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之分；从空间性上看，任何文化都有其地域为依托的载体，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别。
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差异，不仅仅是文化空间和性质上的差异，同时也是文化时间和文化时代上的差异。在时代推移中展现的不同发展程度的民族和地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时代性的差异。
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13]因此作为一定时代的产物，任何文化都要受时代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是对时代问题的一种抽象性思考和反映，因而不同时代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都体现着特殊的时代精神。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14]文化“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15]。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文化主体身上，文化的实现方式和表现有不同的特征，会打上时代的、民族的、个性的烙印。所以特定时代产生的文化兼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文化必须充分反映时代的变化，一定要与时代同行、同步。只有反映时代精神、代表社会进步潮流的文化才是具有先进性的文化。反之，不与时俱进，不实现自身文化价值观的现代化、时代化，就难以同外来的文化实现对接和对话，因而也就必然被时代的发展潮流所遗弃。可以说，任何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建设都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而文化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呼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16]任何文化必须以一定的历史课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或以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为基础。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也不是一个凝固不变、封闭、僵化的体系。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创新要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只有立足于时代，准确把握时代的主题，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明确回答时代问题的文化创新，才能创造出符合时代化发展需要的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
（4）文化创新必须以为人们提供精神引导为导向。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跨越而不断创造出来的精神结晶。因此，从本质意义上讲，人类文化及其创造就是人类文化主体不断摆脱和超越自然和社会奴役、束缚而实现自我解放、自由发展的过程。因此，文化的根本价值体现为人的自由。而所谓自由，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117]。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发展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的自由和对社会的自由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自由的全面实现，又取决于文化对自然和社会必然的认识和掌握程度。“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118]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即是说，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以文化对客观自然必然性与社会规律的认识和遵循为前提和条件的。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文化对客观规律的完全掌握的基础上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因为文化是人类在掌握和驾驭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类文化越先进，人类对先进文化成果的运用越自觉，他们获得自由的工具也就越先进，条件也就越充分，程度也就越大。文化与人的自由发展成正比关系。但客观事实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人化”出一个文化的世界，这个文化世界也反过来作用于人类自身，使自己的本质得到文化的熏陶，人类为进一步掌握和驾驭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提供工具、创造条件的同时，却日益陷入历史必然性的束缚之中。因为文化一经产生，它就在不断地创造、传承和累积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变成了一个“客观的”存在，具有了与人相对立的“实体”的性质。这个文化的“实体”，对于个人和某一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外在的力量，在未来的发展中又会变成人提升自身能力的羁绊。
人类创造文化，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自由地生存。所以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克服和扬弃主体性的异化状态，达到自觉的高级阶段，完成自身的超越，将历史必然性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使人成为世界的真正主人，即成为与“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成为“自由的人”。[119]一方面，需要对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需要对人类掌握世界的两种方式(观念的和实践的)作自觉的、合理的调整和更新；另一方面，必须对自然的必然性和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进行自觉的把握和超越。“未来必须从现在的土壤中生长出来。”[120]“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21]人类只有自觉能动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并从其中发现客观规律，并以此为根据，才能生成能动的、可持续的文化创造。而这既是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先进文化的价值体现。因为文化是人立足于现实而又力求超越现实的存在方式。文化不仅创造了人，还赋予了人类不断改造客观世界、超越自己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对真、善、美的追求把人类与其他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并提供给人类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和动力，完成着文化对自然的超越，文化人对自我的超越。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文化，就在于它在不断反思和阐释以往的成绩的基础上，能够对主体精神进行自觉的高层次的建构，通过为新的全社会成员提供所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为那些一直羁绊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为人类摆脱必然的束缚，走向自由发展理想的彼岸指明方向。也就是说，能够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为人类未来发展寻找终极意义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提供精神寄托之所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
综上所述，不断创造出与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相适应的新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多元竞争的世界里始终占据文化的制高点的根本保证。新时期“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122]。中国的文化创造只有在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的基础上，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华文化才能成为被世界其他文化尊重与推崇、学习并效仿的样板，才能增强对西方文化的反渗透能力，在长远和根本上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王志章：《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3]﹝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6页。
[4]﹝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李启、周立方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5]﹝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6]龚铁鹰：《软权力的系统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
[7]〔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銛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8]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机制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9]於贤德：《民族审美心理学》，三环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1]同上，第9页。
[12]〔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独霸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13]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
[14]参阅〔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15]李长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
[16]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3页。
[17]转引自《“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
[18]〔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05页。
[19]转引自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0]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
[21]张岱年、程义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
[2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6页。
[23]﹝英﹞培根：《新工具，格言129条》，许宝暌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页。
[24]W.H.Medhurst.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By，London:John Snow，2b，Paternoster Row，1838，p104-107.
[25]﹝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26]﹝日﹞森鹿三：《世界文明史——大唐盛世》，地球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54页。
[2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28]〔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10-611页。
[29]《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3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33]参见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34]〔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35]〔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36]〔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页。
[38]林良光：《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39]〔美〕巴里·R.温格斯特：《有限政府的政治基础:17—18世纪英格兰的议会和君主债务》，转引自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张宇燕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26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4页。
[41]刘景华、丁笃本：《“日不落”的落日——大英帝国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4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18页。
[43]张立平：《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网站，2006年10月9日。
[44]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45]〔美〕理查德·M.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杨鲁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46]〔美〕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7]张占、李海军：《国际政治中的中国软实力三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
[48]Thomas L.Friedman.Medal of Honor.New York Times，Dec 15,2000.
[49]戚华：《中国文化影响力缘何不及国力》，《环球时报》2009年4月2日。
[50]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5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52]同上，第3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55]《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56]《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57]同上，第27页。
[58]〔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59]《聂运麟教授访谈.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60]﹝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页。
[63]金开诚：《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重要思想及其古为今用》，《新华文摘》2007年第1期。
[64]赵玉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探析》，《东岳论丛》2008年第5期。
[65]《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2页。
[66]同上，第2774页。
[67]《荀子》，王杰、唐镜注，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68]《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71页。
[69]《论语·学而》。
[70]刘宗周：《刘子全书》，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2569～2570页。
[71]《易传·文言》。
[72]王东莉：《道德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73]〔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74]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75]佘远富：《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创新与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76]邓克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河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7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7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80]〔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8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战略文化》，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8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84]〔英〕伯特兰·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8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肖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8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87]丁宗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88]陈晓梅：《论当前文化建设中应把握好的十大关系》，《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89]《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9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92]《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93]同上，第332页。
[94]《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95]《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21页。
[96]俞新天：《强大的无形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320页。
[97]《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98]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2年第1期。
[99]《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10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101]《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02]转引自俞新天：《中国价值观的世界意义》，《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103]《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9年6月16日。
[104]《论文化建设——要论述摘编》，学习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10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107]《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08]刘伟胜：《文化霸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5～536页。
[112]童世骏：《文化软实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6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
[1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0页。
[1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119]同上，第760页。
[120]参见〔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页。
[122]《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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