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战略与文化软权力化

构建什么样的国际传播战略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意识形态安全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目标的核心部分。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是一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不断扩展本国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影响力。因此，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国际传播战略，国家的传播战略要始终服从服务于意识形态安全和扩展的需要。美国媒介分析家赫曼和乔姆斯基提出的“宣传模式”就认为，美国的精英集团为了推行共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共同利益更加趋于一致性，他们日益强大的媒体操纵能力和娴熟的媒体操纵技巧使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效用最大化^[61]。由于历史原因，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主流话语权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因而在诸如人权、自由、民主、个人价值、个人与国家社会的观念看法上，西方一直享有稳固的话语霸权，它们围绕这些基本价值建立起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并为其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价值基础和理论支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媒体全球化中，大型联合企业的渗透性活动，达到了支配整个世界的思想意识的程度^[62]。因此，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民族要增强对外传播能力，提高传播效力，就必须培养构建起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这个体系是包括对外传播在内的一切传播形式的核心内容、基石和战略目标^[63]。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的学者们更多的是从建构主义范式来对文化的软权力化现象作出解读，从而开创出一条本国民族文化软权力化的路径。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理解，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文化)观念”，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就此而论，文化的软权力化就是文化的共有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通过对外传播力促进有普世价值的本民族文化上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即共有观念。比如，中国要加紧建设以“和”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充分调动人力资源和大众传播媒介把“和谐世界”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