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

第二节　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

《墨子》书中的《兼爱》《天志》等篇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子的基本主张。墨子认为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使得“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墨子·尚贤下》），成为天下的大害，而战争与争夺的根源在于缺乏“兼爱”的精神。他说：

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孝慈。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傲）贱，诈必欺愚。（《墨子·兼爱中》）

所以，他认为“兼爱”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一剂良药。

墨子也把“兼爱”称为“仁”，把具有“兼爱”精神的人称为“仁人”，与孔子提倡的“仁”字面相同，具体内容却有很大差别。孔、墨都不满意当时社会动乱的局面。孔子不满的是“礼坏乐崩”和“小人”“犯上作乱”，墨子不满的是“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特别是“强执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贱”“智欺愚”。孔子站在维护周礼的立场上批判现实，墨子则站在弱者、寡者、贫贱者、愚者的立场上批判现实。孔子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宗法制的“亲亲”原则，对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见《孟子·滕文公》），“爱无厚薄”（见《墨子·大取》）。“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之争，是儒、墨两家交锋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墨子虽然不能揭示儒家观点的实质，但他反对“爱有差等”，便具有反抗宗法等级制度的意义。

墨子对推行“兼爱”充满信心，他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要求处罚和谴责那些“不与其劳，获其食”（《墨子·天志下》）的寄生虫；还提出“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的节俭原则，反对厚葬、逸乐、锦衣美食的奢侈风气，要求取消一切于民众不利的浪费，把“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看成是协调一致的，经常讲“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墨子·非乐上》）。墨子天真地认为“兼爱”的理想可以使社会上不同的人的利益协调一致，实现“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的理想。

“非攻”就是反对攻伐战争，它是“兼爱”原则在国与国关系上的运用。当时战争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墨子提出并组织墨家集团参加反对攻伐战争的实际活动。墨子的“非攻”思想有两点值得肯定。①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揭露了战争的危害。《墨子·非攻中》篇列举了战争在九个方面带来的“不可胜数”的灾难，如消耗大量物资，损失大批武器，伤亡众多牛马，残杀千万人民，等等。《墨子·非攻下》指出，战争使得“农夫不暇耕稼，妇人不暇纺绩织纴”，人民“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者，不可胜计也”。因此得出结论说，攻伐战争是最大的不义。②墨子区分了进攻战争和防御战争，还区分了“伐”与“诛”。他坚决反对攻伐“无罪之国”的战争，尖锐抨击攻伐小国的大国，说这样的大国的统治者不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土，却去掠夺小国，就像一个人“舍其文轩，邻有敝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必定是患了“窃疾”（《墨子·公输》）。但当一个国家遭到别国的进攻时，墨子主张积极防御，他发明过多种守城器械，以进行防御战争。他的弟子禽滑釐曾带300人帮助宋国守城。另一位墨家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国，与子徐弱等183人殉职（见《吕氏春秋·上德》）。有人反对“非攻”，诘问墨子说：“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回答说：“彼非所谓攻，谓诛。”（《墨子·非攻下》）这里包含着对战争性质分类的思想，值得注意。

不过，墨子既然肯定了历史上禹、汤、武王进行的“诛有罪”的战争，于是当时进攻别国的君主也可以说自己是“诛有罪”。鲁阳文君就说：“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我将助天诛也。”（《墨子·鲁问》）墨子回答说：“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岂不悖哉！”（同上）墨子的这个回答，显示了他的辩才，但无论如何是与他肯定“诛有罪”的观点自相矛盾的。既然肯定诛“有罪之国”的战争，就不能一概反对任何进攻性的战争。事实上，“非攻”所主张的是反对当时的一切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统一，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