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其人，《墨子》其书

毛泽东读《墨子》一书，起点在1917年以前（这在后面会具体提到）。起步不可谓晚，但是，现在还没有收集到他读书的故事。为着理解他读《墨子》那些精辟警人的议论，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墨子其人和《墨子》其书，打个基础。

墨子（约公元前479—前403年），本是战国初期人，但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对他的生平事迹只知道个梗概。只是在《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末尾附记中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寥寥二十四个字虽然使我们知道了他的姓名、职任、主张和生活时代，但对要了解一位大思想家的生平来说，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无疑是太简单了。清人孙诒让作《墨子间诂》一书，其中附录一卷，有辑录的《墨子传略》资料；民国时蒋伯潜作《诸子通考》，其上编第九章《墨子及“墨者”》，下编第十二章《墨家之书——〈墨子〉及其他》，亦有墨子生平扣《墨子》一书的资料。据两书可较多地叙述墨子传记。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出身平民。曾为造车匠人，自认为“贱人”。生活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和人民接近，所以比较了解当时社会实际，了解人民挣扎在穷苦饥饿线上的生活。在先秦诸子中，其作风是最接近于下层劳动人民的。

早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因不满其烦礼与厚葬，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有弟子数百人，与儒学同称显学。墨子长期致力于私人办学事业，他说自己“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小农或手工业者，而是一位上升到“士”的比较接近农工商人的知识分子。

墨子善制作，重节俭，劳身苦志、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不以利禄萦心。他的手工制作技术非常精巧，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鸢鸟，能在天上飞翔一天。还比公输盘（鲁班）更早地发明了云梯这一器械。他对物体运动中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针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力学、光学、几何学方面的认识，广泛深刻，具有先驱意义。这位“士”，应该说又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

墨子是一个实践的思想家，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奔走各处。“生于鲁而仕宋，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治让：《墨子传略》）与孔子一样，曾率领学生们周游列国，从鲁出发，先后到过宋、齐、卫、楚、魏等国。

墨子不辞劳苦止楚攻宋的故事千古流传。大概在公元前445年左右，楚惠王利用公输盘（鲁班）制造的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叫弟子们拿了他研制出来的防御武器在宋城备战，自己则日夜兼程，奔波十天十夜来到楚都，先用道理打动公输盘和楚王，然后和公输盘进行攻、防演习，致使楚方攻械尽而理屈，不得不放弃攻宋计划，因而制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流血战争。这位“士”，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墨子》一书是墨家经典的总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二十余篇代表墨子学说的基本内容，阐述墨子的主要思想；《耕柱》至《公输》五篇记录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则全讲机械制造和守城之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总称《墨辩》，是墨家后学的逻辑学和科学著作。

这部书里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逻辑推理和自然科学等知识。书中《墨辩》部分，是属于后期墨家的作品，其余多半出于门弟子的记录，也有为后人所增加的。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对墨子学说各有记录，后来合编成书，所以《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非儒》等十篇，原都分上、中、下，而其内容仍然大体一致。

在社会管理方面，墨子主张兼爱的思想。他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况，关注人民的疾苦，抨击“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兼爱中》）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提出“兼爱”作为社会伦理的准则，要求人们不分贵贱亲疏，“兼相爱，交相利。”（同上）“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他“兼爱”的范围覆盖整个社会：“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是墨子核心思想，其他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的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这是针对当时社会弊病而提出的治国主张。使得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爱、互利、互助的关系。这说明墨子是站在同情受剥削、受损害的劳动者的角度，为弱者呼吁的。但是，墨子把实现自己美好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和上帝鬼神的身上。主张依靠“王公大人”解决人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三患”（《墨子·非乐上》）。他反复劝说王公大人行仁义，做好事，并且说上帝能通过赏善惩恶维护百姓的利益，王公大人只有遵行这个天志、天意，才能兴国，否则就要灭亡。可以看出，这是小生产者本身的软弱性在墨子学说中的反映，带着空想和保守的色彩。

在治国用人方面，墨子主张尚贤使能。他认为：尚贤使能，是治理国家的一条根本措施。他说：“尚贤者，治之本！”他在反复抨击“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任人唯亲的旧制度上，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而下之”的任人唯贤观念。并指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以任人唯贤的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尚贤使能，反映了自由平民和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对立，反映了当时人民参政议政的要求，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改善政治社会地位的呼声，反映了墨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墨子的这种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为墨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诸子百家中，远为其他诸子所不及。

在经济思想方面，墨子主张：“强本节用”。所谓“强本”，就是增加农业生产，“使各从事其所能”；所谓“节用”，就是限制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人民只要有简单的生活资料即可。在《节用》《节算》等篇中，墨子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在军事思想方面，墨子的学说也是反映小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是为弱者呼吁、为弱者设想的，是体现行会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的。它的基本特点是：一、非攻；二、救守。这是一个完整体系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墨子的“义利观”也不同于其他诸子。他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为了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出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为天下、为万民兴利除害。孔子经常讲仁，而墨子处处说利，如“交相利”，“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他言功利，不是利己，而是主张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好似“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一样。

墨派学说从“农与工肆”的小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兼爱互助，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他们推求天下的乱源：一是战争，二是篡夺，三是乖忤，四是盗窃，五是欺诈。而起因却出于不相爱，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才是维持社会最好的办法。当时，还在兼并战争剧烈的战国时代。墨家针对时代的症结所在，提出十条纲领性的主张，十大主张都是有的放矢的。这十条主张又分成五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其中推重贤才，主张节约，反对命运，反对不义战争，都是进步的；但认为天有意志、相信鬼等就是错误的。由于时代局限，他的兼爱学说带有超阶级观点。他一方面反对宿命论，一方面却把人间祸福归结于天鬼的赏罚，反映出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的宗教思想。他过分强调节用，甚至对所有的艺术都加以反对，这和人民的要求不相符合。

墨子在春秋战国四分五裂的时期，大胆猛烈地批判了儒学，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独自建立起来的墨家学派，也就是他私人创办的一所强调实践和献身精神的流动性综合学校。墨家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是有组织的集团，其领袖称为巨（钜）子。巨子的职位由前任巨子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墨者都服从巨子指挥。他们还有一定的法规，“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他们生活极为清苦，但非常勇敢，“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墨者学习谈辩、说书、从事等三科，穿粗衣，着草鞋，少饮食，与贱者为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所亦工亦读的私学，采用手工业者收徒的做法，带有浓厚的结社性质，因此墨家学派又是一个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政治团体。

墨子死后，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墨家分为相里氏、相夫氏（亦作柏夫氏或祖夫氏）、邓陵氏三派。后期墨家放弃了墨子学说中“天志”“明鬼”等宗教迷信观念，对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学、光学、力学等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对名实关系、感觉与思维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在古代逻辑学和认识论上有很高成就。秦汉以后，墨学渐衰。西晋时鲁胜注《墨辩》，力图振兴墨学，因无人继续，几成绝学。直至清中叶，墨学著作才被学者重视研究。

墨家和儒家当时是显学。墨子其学说和孔学对立，对儒家持批判态度。墨子反对儒家的分别亲疏及提倡礼乐和厚葬的学说，更反对儒家仅止于士阶级的尚贤，主张只要有德有才的人都可以参加政治。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做过太史令，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评论墨家说：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评论的意思是说：墨家也崇尚尧舜的道术，引述尧舜的德行说是：堂止三尺高，土做的阶不过三级，用茅草盖的屋顶，未曾修剪整齐，用原木做的屋桷未加断削，吃的是土做的簋里面所盛的饭，饮的是土做的瓦器里面所盛的羹汤，饭用粗米做的，汤用豆叶做的，夏天穿葛制的单衣，冬天着鹿皮裘衣。他们葬死者用桐木做棺，厚不过三寸，号丧不过于哀恸。他们的丧礼，就是这样的简单，来作为一般人的表率，使天下的人奉以为法则。像这样的作风，尊卑就难以分别了。我们想到时代改变，事业自然不尽相同，所以说过于俭约，后人难以遵从。总之，务实节用，确是人们兴家富足的最佳途径了，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一家都不能废弃的。

司马谈指出了墨家的要旨、主要特征和长短项，是公允平实的。只是他批评墨家使“尊卑无别”，消除等级制，则是站在上层官僚贵族和富裕阶层的立场上讲话，则不足取。

总的来看，墨子称得上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严肃的教育家、卓越的科学家；是墨家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