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的兼爱思想

墨翟的兼爱思想

《墨子》：墨翟的兼爱思想

墨翟，战国时宋大夫，是孔子之后又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其生卒及生平事迹不详。他使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消弭于无形。这就是《墨子·公输》记述的故事：

巧匠公输替楚王制成了云梯这种攻城的器械，楚国将攻宋国。正在齐国的墨翟听到传闻，步行十天十夜赶到楚都郢，见到了公输。公输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北方有个欺侮我的人，请你帮我杀了他。公输板起面孔不回答。墨翟说愿意献上十两黄金作报酬。公输才开口说，为了正义我不杀人。墨翟拜谢了他的回答，才说到正题：宋有什么罪呢?楚国有多余的土地但人民不足，还要争地是不明智的。宋人无罪却要攻宋这是不仁。你说杀一个人是不义而不愿干，却要杀大批的人，这能算义吗?公输说，我已答应楚王了。墨子又请求面见楚王，对楚王说，家有豪车却要偷邻居的破车，家有锦绣却想偷邻居的麻布，家有肉食却想偷邻居的粗糠，这是什么人呢?楚王说，这人大概患了偷盗癖吧。墨子说，楚国是地五千里的大国，物产丰富的富国，而宋国是地仅五百里的小国、贫国。攻宋既伤义又得不偿失。楚王说，好是好，但公输已为我做好了攻宋的云梯。于是，墨翟解下腰带与公输比划起来，九攻九拒，公输的招数用尽了，墨子的防守仍然坚固。公输说，我知道怎么打败你了，但我不说。墨翟说，我也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打败我了，我也不说。楚王一头雾水，追问是什么办法。墨翟说，公输的意思是杀了我，宋国就守不住了，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带着我制作的守城器械在宋的城上等待楚兵的进攻了。楚王这才勉强答应：好吧，不攻宋了。墨翟回去时途经宋国，遇上大雨，想进城避雨，守城人却不让这使宋人避去一场大灾祸的恩人进城。墨子及其门人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把爱心献给人民。

墨子和孔子一样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有大批的门人弟子。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有弟子三千，这是一个长期从事教育的累计数，跟随他周游列国的弟子或多或少，最多时也不过达三百人。墨子在救宋行动中，一次也动员了三百弟子，推测他的弟子与孔门弟子不相上下。在墨子言传身教的熏陶下，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并为此付诸行动。因此，在战国时期，儒、墨两家成为可相抗衡的两大学派。《墨子》一书是墨家思想的结晶，并非出自墨翟一人之手，而是他和众弟子的集体创作。据《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共71篇，至宋代佚失了18篇，仅存53篇流传于世。我们从这些篇章中，基本上可窥见墨子思想的概貌。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学术论著中只是自说自话，自述观点，像孔、老虽观点不同，却并不交锋论战;而战国时期的各家各派，却是旗帜鲜明、唇枪舌剑。墨家独树一帜的学说，必然和其他各家的学说发生碰撞，尤其是儒墨之争更为突出。

一、兼爱：墨子思想的核心

《墨子·兼爱》从切中时弊出发，剖析了乱的根源，指出乱的根源在于不相爱。只有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才能“天下治”。并提出“禁恶而劝爱”的主张，认为“兼相爱则治，不相爱则乱”。

墨子说，仁人所要做的事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并列举正反两方面例证：晋文公厌恶穿劣质衣服的人，臣下都穿着华丽入朝;楚灵王喜爱细腰女人，连臣下都节食减肥损身;越王勾践喜欢勇敢的士兵，故意烧船使扑救的百余士兵葬身火海。而夏禹治水，给各州人民带来利益;周文王禁止大国欺小国、势众侮孤寡、强暴夺民产，还抚恤孤贫，所以人民称赞他如日月光照四方。

墨子认为，明君“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好处先给人民然后自己才得到好处。他举了两类国君为例，一类是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侍养之，死丧埋葬之”的言行一致的兼爱之君主;一类是言而不行之君主，“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前为泛指，后说“今岁”是实指人民病死、累死、冻死、饿死，尸抛沟壑的残酷现实。篇中还提出了择君问题，认为天下没有愚夫愚妇，人民有权选择兼爱的君主。墨子的兼爱思想已萌发“民主”思想的胚胎。

二、非攻：兼爱思想的延伸

非攻是对侵略战争的谴责。《墨子·非攻》以入园摘桃李、入家盗财富、入厩窃牛马、杀人劫财物的实例，以小喻大，说吃亏人越多越不仁、罪越大，是非标准人们都清楚，但攻击别的国家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不但不受到谴责，反而认为是义举，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非攻》进一步剖析了攻战的利害得失：贻误农时农民冻饿而死的不可胜计，奔赴战场的士兵去而不返的不可胜数，饥饱不节、百姓患病而死的不可胜数……即使取得胜利，夺取了三里之城或七里之郭，也得不偿失。篇中还列举许多攻战的实例，如吴国崛起，吴王夫差败齐灭越，各小国臣服，兵力达浙江会稽山，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后大肆挥霍，筑姑苏台七年未成，国库挥霍殆尽，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打败，导致国灭身亡的可耻下场。

墨子并不反对一切战争，他所谴责的是“伐无罪”的攻战兼并。他认为，值得赞同的战争应当是“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指出用坚甲利兵攻伐无罪的国家，毁坏庄稼，砍伐树木，摧毁城堡，填平沟渠，宰杀牲畜，破坏祖庙，抢走国宝，杀害民众，就损害了天、鬼、人的利益。从前夏禹征伐作乱的有苗，商汤讨伐无道的夏桀，武王讨伐暴虐的殷纣，上合天意，下得民心，无愧于鬼神，不是攻而是诛。墨子借用天地鬼神来谴责攻战，虽暴露了他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是符合民心的。

在上述《公输》篇中，就记载了制止攻战的实例。其实，在整个战国时期，墨家弟子们都像一群消防队员，为扑灭战火奋不顾身地四处奔波。在那战乱不止的年代，他们的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却永留史册。

三、节用与节葬：兼爱思想的扩展

在《墨子》中，有《节用》、《节葬》各3篇，至宋代已佚失《节用》下和《节葬》上，致后人未能窥其全豹，但发于兼爱思想的“二节”观点仍鲜明地展现于我们眼前。

《墨子》认为，节省财政开支可使国力倍增，提出了划分“用而足”标准和“用财不费”的主张。怎么才能用财而不浪费呢?其认为应当排除珠玉、鸟禽、犬马等一切奢侈玩好，把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弥补衣裳、宫室、车船等用途的不足。并强调不要兴兵征战，并列举征伐的恶果：战士野战而死的不计其数;劳民伤财使民财不足，冻饿而死的人众多;战争使民居不足、饮食不安、疾病而死的众多。从而提出“去无用”的观点，落足点在于爱民利民。

“节用”的重点是“节葬”，“节葬”的对立面是“厚葬久丧”。

“厚葬”就是死后安葬丰厚。自古王公贵族厚葬成风，这沿袭于春秋战国时期之习俗。《节用》、《节葬》篇中揭露了许多厚葬的荒唐事实：王公大人死后埋葬，内有棺，外有廓，还有很多文绣衣物珠宝，诸侯死后用金、玉、珠宝、鼎、钟鼓等陪葬品，更为残酷的是用“贱人”为“送从”，就是用活人随从殉葬：“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举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人殉的风俗到战国时还没有去除，当时还存在所谓的“贱人”，实为失去人身自由、连生存权也没有的奴隶，奴隶制的残余还阴魂不散!

“久丧”就是把办丧事的时间拖得很长，以此表示后人的孝心。篇中揭露了“久丧”风俗的虚伪性：办丧事期间，孝子要不停歇地哭泣，不食为饥，薄衣为寒，冻饥交加的孝子面目塌陷，耳目不灵，手足无力，必须搀扶着才能起身，拄着竹杖才能行走，还要做出悲痛不胜的样子，这样要经过守孝三年。如果照这个规矩，王公大人就不能早朝，农夫就不能耕种，百工就不能从事生产，妇女就不能纺纱织布。文章切中时弊，辛辣地讽刺了儒家倡导的繁文缛节的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