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二字，当指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各个领域，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等各个层面，涵盖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理论、制度、实践等各个环节。“从严”二字，当指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它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一系列复杂的、严峻的考验。不如此，它就不足以承担起历史所赋予它的神圣责任。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气魄表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勇气、决心与信心。
全面从严治党，同样继承与弘扬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先秦墨家思想与实践的优秀传统。
墨子一派学说先秦时代曾与儒、道三分天下。其后，走入民间。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兴起时，墨子成为革命党人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号上，便刊登了墨子的图像，将墨子与黄帝、华盛顿、卢梭并列为四大伟人。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称赞墨子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毛泽东年轻时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写过一段批注：“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24]1939年2月1日他致信陈伯达，评价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25]。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又称道“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26]。
墨子的学说和墨家一派的实践，可以给我们全面从严治党提供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先秦诸子中，唯有墨子一派立场鲜明地站在地位卑下的劳动者一边观察问题、思考问题，他们的观察与思考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墨子·兼爱中》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何谓“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鲁问》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清楚地道出了他们思想与实践的根本宗旨。
针对当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许之谋愚、贵之敖贱”[27]的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墨子提出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28]。
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就是确认人都是社会的人，个人、家庭、国家都不可能孤立而存在，应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应彼此互爱互利，“诸侯相爱则下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可是，不能不承认，如今现实状况却正与此相反：“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29]正因为如此，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便分外迫切。墨子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30]
孙中山之所以称赞墨子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即基于墨子这一“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毛泽东专门论及墨子的兼爱主张，说：“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31]
有些研究者常常以为墨子这一主张虽体现了劳动人民质朴、纯、善良的品性与愿望，但终究无法实现，因此，只是一种反映了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与理想的乌托邦。其实，墨家对于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路径作了相当系统的探究。
首先，墨家要求人们必须破除自私自利之心。“兼相爱、交相利”，不是不讲利，而是要求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墨子·经上》说：“义，利也。”义与利本质上是统一的，但义强调的是“爱利万民”[32]，是“中国家百姓万民之利”[33]。“兼相爱、交相利”所反对的主要是“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许之谋愚、贵之敖贱”中那些专门损人利己的强者、贵者，反对他们“亏夺民衣食之财”[34]。墨子主张“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35]，人人“各从事其所能”[36]，“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37]。据此，墨子认为，兼爱互利必须是普遍的，不应当有人例外：“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38]他相信：“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39]正是凭借这一点，“兼相爱、交相利”就不是空想，就有实现的现实基础。墨子的这些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所一贯提倡的反对剥削与压迫、为人民服务、各尽所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致力的理想、思想、信念建设，显然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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