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推荐书籍左传战国策

（一）《左传》、《国语》：《春秋》内外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据《史记》）。《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大致与《春秋》相合。《国语》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全书共21卷，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片段，其年代从周穆王至鲁悼公（约前1000—前440），司马迁、班固及以后的一些学者认为，《左传》《国语》皆为鲁国太史左丘明所作，《史记》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班固在《汉书》中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汉书·司马迁传》

至唐代刘知几，更在其《史通》中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始自汉代班固）：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列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

——《史通·内篇·六家第一》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在讲述《春秋》时，其中暗含褒贬，不能见之于文书，故口传于七十子，左丘明惧七十子之学流变而致夫子之意灭裂，故此写作《左传》，以传孔子《春秋》原旨。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古代学术传承中，一方面需要有相应的教材，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应的辅助材料。《春秋》是鲁国史书，内容异常简略，本质只是一部大事年表，其讲授必然要丰富相应的历史细节（班固所谓“本事”）和相应的微言大义。其中，讲述历史细节的就是《左传》，讲授微言大义的即是《公羊传》、《榖梁传》。《左传》的作者要编著《左传》这样的辅助材料，必定要采择大量的古书，总揽各国的材料，然后按《春秋》剪裁，将其插入年月顺序之中（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这种用以作成《左传》的材料在古代被称为“语”，而据《国语》记载，“语”乃是古代贵族教育中一种常用教材：

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国语·楚语上》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种内容与形式都与《国语》类似的古书，整理者定名为《春秋事语》，张政烺认为其特点是：“这十六章文字，记事十分简略，而每章必记述一些言论，所占的字数要比记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见，也有评论，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春秋事语〉解题》）20世纪90年代，上博楚简出土，其中与《春秋事语》类似的古书约有20种（《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这显示出，“语”在先秦时代曾经非常流行，《左传》作者据之以撰述《左传》，《国语》作者据之以纂辑《国语》，这应该是二书成书的真实过程。

据学者研究，先秦的“语书”可分为“事”、“语”和“事语”三种（张铁：《语类古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5月）。所谓“事”，它主要是单纯性历史掌故，即故事性的资料，这样的事是有典型性的、可以引证的事；所谓“语”指脱离具体言说语境而单独存在的单纯性的“嘉言善语”（名言警句）；所谓“事语”，即结合了记言与叙事特征的“语书”，章学诚认为：“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也。”“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文史通义·书教下》）这种不记空言的要求，使得记录著名言论的语书，有了记事的内容。

《左传》综合运用了“事”、“语”和“事语”三方面的语书，既有“事”的细节融入（与《春秋》的大事轮廓相对而言），又有“嘉言善语”的道德评价和价值评判（如《左传》中出现的“君子曰”），又有“事语”关于具体事件的著名言论，加之《春秋》时间和大事具体轮廓的辅助，使《左传》成为远较《春秋》丰富细腻的编年史。《国语》则主要运用的是语书中“事语”方面的材料，《国语》一般被认为是记言之书，但由于《国语》所记言论大多是针对某件具体的事情而发，因而被称为“事语”。值得指出的是，《国语》对附于言的事件的记载，大致因果关系清楚，可完整独立成篇（如《周语中·王孙满观秦师》）。《左传》则因为编年的缘故，有时不得不将原本因果联系很紧密的材料进行剪裁，这容易造成因果分置，叙事不明。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左传》叙事时经常采用“倒叙”（或“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手法，颠因为果。“倒叙”常用一个“初”字领起，追述事情起因；“预叙”则常用占卜、预言，预先言明事件结果。从叙事上看，“倒叙”、“预叙”等叙事手法虽属于编年体史书不得已而用之，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左传》文学叙述跌宕多姿的叙事效果。

在叙事上，《左传》具有多样化叙述的文学叙事特点；在内容上，《左传》也表现出丰富浓郁的文学色彩：

1．《左传》擅长描写复杂的军事战争。《左传》对春秋发生的三四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都有较为生动的描写和记述。尤其是对其中几次著名的大战役，如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齐晋鞌之战等写得更为出色。《左传》笔下的战争不单纯描写军事行动和交战过程，而是把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结合起来，深入揭示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如晋楚城濮之战，《左传》在晋文公整饬军纪、倾听臣下意见，晋国君臣团结，争取“与国”同盟，楚国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傲慢轻敌的对比描写中，将战争的酝酿、筹划、进展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且暗示了战争的必然结局。《左传》注重叙事的完整性，还全面交待了城濮之战的结果：晋文公霸主地位确立，楚国子玉兵败自杀。最后以“君子曰”（嘉言善语）来进行价值评判，融入道德训教，叙述圆满结束。

2．《左传》擅长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但每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即便是同一个人，随着环境的不同，性格也随之发展变化。如晋公子重耳：前期是个不谙世事，贪图安逸享乐的贵族公子；流亡到秦国后，当“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时，便沉醉于温柔之乡，再无奋斗之志；后子犯与其妻子齐姜相谋“醉而遣之”，以期他重燃斗志，但重耳醒来后，大怒“以戈”逐子犯，其公子哥式的玩物丧志特征暴露无遗。后期，经过政治的磨练，重耳逐渐成长为胆识、谋略与度量皆备的春秋霸主，这在晋楚城濮之战中集中表现出来。

3．《左传》擅长记述行人、大夫的外交辞令。春秋时代，各国为了取得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经常派出擅长辞令的行人（外交官）开展外交活动，从而凭借辞令取得主动或折服敌国。这类记言文字皆“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卷十四·申左》）。如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秦晋联合攻打郑国，郑国派出烛之武到秦营游说，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欲擒故纵，先将郑国的利益故意置之不理，首先谈到秦晋两国力量的此消彼长，郑国的灭亡只会增长晋国的实力，相对而言，秦国的力量就相形见绌了。同时，郑国的灭亡，也使秦国在东方失去了有力的策应。最后，烛之武以秦晋之间的过往经历，指出了晋国背信弃义的本质，秦国不可能在晋国那里获得丝毫的利益。一番辞令之后，秦穆公最终退兵。《左传》中的行人辞令佳作甚多，除去烛之武退秦师外，尚有展喜犒师、王孙满对楚子、吕相绝秦、子产坏晋馆垣等，风格各异，但都用词典雅，刚柔相济，具有极高的修辞艺术水平。

与《左传》相比，《国语》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具有典型的“事语”特征。它集中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的思想观念，西周以来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如《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中把人民的力量比喻为可以冲决坚固堤坝的洪水，聚集起来就可以推翻暴虐的统治。《晋语》“晋阳之围”写赵襄子之所以能够反败为胜，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民无叛意”，强调了民众的作用。《国语》篇章有的是政事语录，有的是重大事件的片段，有的是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不同国家的记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周语》多长篇大论，行文婉曲，说教意味浓厚，《鲁语》篇幅短小，言语隽永精粹，《楚语》、《吴语》、《越语》则气势磅礴，文字流畅。

从文学角度看，《国语》的文学性比起《左传》要大为逊色。但有些篇章叙事详明，富于传奇性，语言朴实，富于文学性。如《晋语》写晋献公诸子争位，先写晋献公宠姬骊姬的阴谋，再写太子申生被谗致死，继写公子重耳的流亡，皆波澜起伏，跌宕而有奇气。其中齐姜醉遣公子重耳一节，写重耳子犯相骂的对话，还显现出幽默风趣的一面，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此外如《越语》勾践灭吴等篇章也都能通过人物对话刻画人物性格，语言简练，逻辑性强，有不少生动的名言警句。在我国的古文发展史上，《国语》也占有一席之地。

（二）《战国策》：战国游士的策谋

《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刘向杂采“中秘”（国家图书馆）所藏战国时各国史料汇编成的一部历史著作，因其系“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战国策书录》），故定名为《战国策》。其所据之书“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战国策书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全书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凡三十三卷，记事年代上接春秋，下迄秦灭六国。

战国时代，整个社会展现出与春秋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风貌：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

换言之，战国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但同时又是一个因欲望而生机勃勃的时代；是一个周代礼乐文明约束消失殆尽，但同时又是一个空前自由的时代。《战国策》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时代风貌的策士言行记录。《战国策》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基本倾向是反映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思想。刘向《七略·诸子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谓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其所操之术称“长短”或“短长”：

《汉书·张汤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短长术兴于六国时，长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也。张晏注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长短术也。

《鬼谷子·忤合》曰：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所谓“短长”即计谋权术的较量，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与时仰俯，度势进退的具体操作。这种长短纵横之术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至“行人之官”及其前身“吏”和“遒人”，但其发展的辉煌时期是在战国。“短长”之术的宗旨在游说，刘向《书录》说：“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在这里，刘向明确指出纵横家是“游说权谋之徒”。《七略·诸子略》说纵横家“遭变用权，受命不受辞”。《战国策》中的纵横家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修辞水平。

一方面，《战国策》成功塑造了战国时代崛起的“士人”群像。如果说，春秋时代的“行人之官”还具备政府身份因而受到限制的话，那么战国时代的士人则没有固定人身依附关系，身份相对独立。他们熟知天下形势格局以及各国军事力量、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以敏捷的思维、善辩的口才，不辞辛劳地奔走游说于诸国之间，排患释难，献计献策，昂扬的士人精神使他们敢于发出“士贵耳，王者不贵”的宣言。他们之中既有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也有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也有高尚之士如鲁仲连、颜斶。在他们那里，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纷纭之势，这些士人或者是追求功名利禄，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朝秦暮楚之徒，或者是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以天下利益为重的高尚其志之人。各种人物错综并存，价值观念万象杂陈，共同塑造出战国时代士人的精神群像。

另一方面，《战国策》的“行人辞令”展现出铺张扬厉的文学风貌。比起《左传》和《国语》中的辞令，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游说之言，体现出夸张铺陈、辩丽横肆的特征。清代章学诚说：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观春秋之辞命……盖欲文其言以达皆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

——《文史通义·诗教上》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如《魏策》中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一段：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曰是也。”

唐雎之言铺张渲染，波澜跌宕，气势磅礴，行文浩荡，如大河之下。这种文笔酣畅、辞采绚烂、长于铺排的行人辞令，实际上已经是后世汉赋的先声。

其次，《战国策》中采用了大量的寓言和轶闻掌故。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中“行人辞令”的又一重要特点。如“画蛇添足”（《齐策》）、“狐假虎威”（《楚策》）、鹬蚌相争（《燕策》）、“土偶与桃梗”（《齐策》）、“南辕北辙”（《魏策》）等等，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其中多数被概括为成语，一直在人们口头流传。

最后，《战国策》行文在写人方面体现出继承性和过渡性特征。学者指出，从本质而言，《战国策》与《国语》一样，都是来源于先秦时代“语书”中的“事语”，但它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了《国语》，它一方面具有《国语》的“事语”特征，可以相对集中地编排同一人物，而非如《左传》般因时间的限制，必须对统一人物进行切割剪裁；另一方面《战国策》对《国语》又有所超越，即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开创了先例。在这样的意义上，《战国策》体现出中国史学领域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过渡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