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北大之魂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象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北京大学能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想、新文化的摇篮，成为誉满世界的学府，根基在于它的办学理念，在于它的办学风格。这就是由蔡元培先生于二十世纪初任北大校长时创立，蒋梦麟、胡适任校长继承和发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八个大字决定了北大之前程，也为北大之灵魂。

我在北大就读，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蔡元培先生已经逝世，由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依然是学校的宗旨，渗透于教学与学术研究，洋溢于整个校园之中。学派有新有旧，学术观点有激进有保守，都可以在讲坛上各抒己见。学生可以选修不同学派的课程。我既选修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其主导思想的许德珩教授的社会学，又选修了贯穿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沈从文教授的国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之下，国民党政府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大敌，严禁传播。而在北大的讲堂上，公开宣讲着历史唯物论和《资本论》。学生除了选修课程之外，还可以自由旁听你所喜爱的其他课程。一些著名教授讲课，往往旁听者甚众，只好在大课堂里讲大课。有一次胡适校长讲课，连大课堂的窗台上都坐满了人。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弘扬学术的盛景，贯注其中，宛如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心旷神怡，思想如行云，领悟如流水，无拘无束，任你驰骋。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了数千年，缺乏民主、自由的国土上，能绽放出绚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的繁花盛景，实属不易。这不能不归功于有着远见卓识、胸怀博大宽宏的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1月他任北大校长后，就揭示了大学内涵：“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象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贯穿思想自由之通则。”大学之所以为大，蔡元培先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将之概括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大字。这是彻底否定文化专制主义的八个大字，是开中国大学一代新风的八个大字，字字有千斤之重，有万钧之力，冲破了束缚中国文化教育数千年专制的禁锢。蔡元培先生本此原则，聘请教授不问政治倾向和学术见解，只看其学术造诣。当时著名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名家，学术造诣精深的旧学派领袖人物如辜鸿鸣、陈介石、陈汉章等学者，都请入北大执教，开创了各派争鸣、学术自由的新的大学风尚，成为真正的大学。

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底蕴深厚，揭示真理，让不同文化的交流、扬弃、融合，正是新文化产生的土壤。让诸家思想的碰撞、争鸣、辨析，正是新思想孕育的摇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大学术思想活跃，新思想、新文化繁衍茂盛，人才辈出，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北大校园，深深推动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的进程，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从而看到了一位大学校长办学方针的巨大历史力量。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曾这样评价蔡元培先生：“拿世界各国的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所蕴含的伟大真理、所发挥的巨大力量，是世界公认的。

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了伟大真理的理念，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推行，其进程是十分艰难的。从汉代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建议后，文化专制积习甚厚，“一言堂”已习以为常。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人言论成为“最高指示”，全国亿万人均不得越雷池半步，那里谈得上一丝思想自由。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要做到“一己之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任吾人自由讨论”，又何其难也。反观今日之大学，以蔡元培先生昭示的“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要求来衡量，贩卖毕业证者、熬资格者、以之为升官阶梯者，均屡见不鲜。在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校友、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中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人人都尊重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呀！”这是历史的召唤，时代的召唤，真理的召唤，召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