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有什么异同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大体上来说包含家庭、社会和宇宙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内的仁爱相互关联，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根基。自从儒家走上社会的正统地位后，仁爱思想就被当作各个时期的共同价值观，并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墨家的兼爱思想，用墨子的话来说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意思是说，要有宽广的胸怀，把别人及其国和家视同自己的一样，这样就能让人人都相互关爱，这世上就不会再有瓜葛纠纷了。

墨家与儒家在爱人的问题上具有一致性。它们都肯定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爱；对他人关爱，能有效减少摩擦，避免出现纷争；将关爱的思想扩大到社会上，就能构建一个人际关系融洽、社会关系和谐的环境。但是，由于所站的角度和所处的立场不同，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首先，这体现在爱的等级差别上。儒家的仁爱，是以家庭为出发点，然后向上延及社会、国家，再到整个人类、大自然和整个宇宙。在这当中，仁爱就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的一个道德准则。这种准则带有明显的区别用意，即在处理问题时会严格遵从由亲到疏、由内到外和由近及远的等级差别。

而墨家的兼爱思想，反对儒家的等级差别分类。墨子认为，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诸侯国之间相互讨伐、家族间相争、人与人之间厮杀以及恃强凌弱、为富不仁等乱象，就在于人们只懂自爱而不懂相互关爱。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些乱象呢？墨子认为，最强大的武器就是让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这种关爱的范围，不分国家、地域、身份等级的差别。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兼相爱则治”。为此，他还特意举出古代先贤的事例：大禹出于关爱百姓疾苦的用心，所以才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根除水患；周文王出于关爱百姓休养的用心，所以才推行养老、抚孤和强不欺弱的思想；周武王出于关爱天下的用心，所以才安天下，扶弱小，愿为百姓担当一切。这三大先贤都有关爱他人的良好用心，都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因此他们自然会受到百姓的拥戴。这就是墨子提出的兼爱思想，兼爱是相互的，不是一厢情愿。

其次，儒家的仁爱带有阶级性，是不平等的爱；而墨家的兼爱是一种真正平等的爱。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建立的道德基石，也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处理各种伦理关系或社会关系时就会发现，这种仁爱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一方面，儒家提出君恕臣忠、父慈子孝的规范；另一方面，却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言论。显然，在这种等级观念下，君能够轻易置臣于死地，父也能凭地位置子女于死地。那么，仁爱又从何谈起呢？

而墨家的兼爱，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体现出了统一性，即兼爱是相互之爱。从爱的角度来说，双方是平等的，不存在人为强加的差异区别，也不把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身份等级之类的外在因素掺杂进去。从这点上来说，墨家的兼爱思想更纯粹，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再次，二者的差别还体现在目的性上。儒家的仁爱，是用来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的。他们在强调仁爱的同时，还寄希望于通过压制人的欲望的方式来实现这种秩序。比方说，社会上有富人、有穷人。当穷人成天忍饥挨饿而富人成天吃香的喝辣的时，儒家倡导仁爱的一个反面意图是：富人能施舍给穷人固然是好，但当富人不施舍时，穷人也要学会关爱富人，不要去打扰他们稳定的生活，更不能公然去抢夺。而墨家的兼爱，是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基础之上的，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兼相利”。他们把相互关爱分为感情和利益两个方面，即相互关爱要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在施与爱时，还施与利益上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兴利除弊的作用，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美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