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与“软实力”的建构

国家文化安全与“软实力”的建构

施华东

【内容简介】

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浪潮下，综合国力表现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硬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而“软实力”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随之发生扩张的是国家安全的内涵，其包括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保障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在国家“软实力”的构架中，文化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作用举足轻重；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文化安全的地位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当前我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及其应对措施。

【关键词】

文化安全　软实力　文化爱国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

“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1]

从“软实力”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强弱的首要标准。不仅如此，文化作为政治经济的观念反映，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一个民族国家认同、凝聚力的基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在国家生活和国际生活中的地位都明显提高，可以说文化安全一旦受损，往往会在深层次上动摇国家生存的根基。

一、文化安全的内容、特征

对于文化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彼得·J·卡赞斯坦认为：“文化”是由各种不同的规范和认同构成的，它受习俗和法律的承载，作为一个宽泛的标签，表示民族国家权力与认同的集体模式。它们在不同的政治领域具有不同的作用，通过政治活动、规范被反复创造和再创造。^[2]还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著名教授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文化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行为体行动的基础是共有的期望，在共有期望基础上的行动又会再造这样的期望，并且，在这种再造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转化的潜力，这种根本的文化再造过程能够导致结构性的变化。^[3]由于国内外学者就文化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那么对“文化安全”的定义就更是众说纷纭，因此，这里我们不对“文化安全”下准确的定义，而是从诸多学者关于文化安全所包含的内容的共识中去认识它。

（一）文化安全的内容

1.文化安全内容的历史考查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侵略往往是以军事侵略、政治颠覆、经济掠夺为先导的，并且这种文化侵略不是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而是一种单向度的、赤裸裸的文化侵略。这种文化侵略就其总体性质而言，绝不是和平牧歌式的自由传教和正常的文化交流。它是以丑化、解构，甚至从根本上摧毁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从而达到改变我国人民的文化身份，模糊文化认同，使民众从根本上失去反抗意识和斗志，并最终从文化上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西方殖民主义在近代的入侵，不仅在军事上破坏中国的文化设施，而且在政治上伤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在精神上毒害中国人民，在文化上奴化中国人民，因此对中国来说，在近代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保国”、“保族”、“保种”、“保教”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4]

当我们把视野从近代中国转向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自17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这种文化侵略或文化灭绝的现象更让人触目惊心。面对许多殖民国家失去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面对许多灿烂文化濒临灭绝或早已灭绝，我们无法回避的是现代资本主义50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文化侵略。由此，反抗殖民侵略、试图保存本国独特的文化也就构成了文化安全历史内容的全部。

2.文化安全的现代内容

全球化大潮汹涌而至的今天，显然直接依赖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的文化侵略早已被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文化商品的倾销、大众媒体的传播、教育系统以及新兴的国际互联网所取代。这使得文化安全领域的威胁变得更加隐蔽，手段也更加灵活。

文化安全的现代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文字及信息安全。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5]语言文字安全就其基本含义而言就是使用本国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威胁与侵害；另外，保持本国文字不因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失去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合理的纯洁性以及文字改革与发展能够安全平稳的运行也是语言文字安全中的应有之义。战争期间，伴随着军事占领、政治控制，被殖民国家本国的语言文字显然已经受到威胁和侵害。在当今和平时期的交往与交流中，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仍对欠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字造成威胁与侵害，对此，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应有高度的重视。CNN新闻机构遍布四海以及24小时的滚动式播报，会在潜移默化中对年轻一代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法新社，这世界四大通讯社都属于发达国家，这就使发达国家轻而易举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选择的信息输出、控制，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从而达到影响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目的。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优势，借助国际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对欠发达国家进行“妖魔化”，也时时威胁着这些国家的信息安全。

（2）价值观念的安全。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重要方面在于广大国民对传统和现存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6]价值观念之于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在于价值观念不是文化中较为浅层的方面，而是处于言行模式背后发挥支撑作用的精神支柱，是文化中更为深刻的本质方面。

（3）维护文化主权安全是文化安全的首要问题。文化主权并非国家主权的源生物，是与“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相对应而产生的。文化安全既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也包括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以及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这些都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属于非传统安全。^[7]全球化进程的无序性加上西方文化稳居世界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维护面临困境，甚至会丧失部分文化主权。

（4）风俗习惯的安全。风俗习惯的相对稳定和继承发展，以及在稳定基础上的变异更新，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安全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更是一个国家复国振兴的最后资本。^[8]由此可见，风俗习惯的安全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征服者在打垮一个国家，推翻其政权之后，总是要改变其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一个被灭种亡国的民族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以图东山再起。

（5）生活方式的安全。对于生活方式的定义，学者们的解释是极不一致的。但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已经超越了狭义的生活方式的范畴，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质和精神、经济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等领域的言行模式，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在内，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内；既包括经济生活在内，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既包括私人范围内定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领域的生活。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最集中表现在生活方式的差异上，正因为如此，美国总统每年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均有生活方式安全的影子。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就成为国与国之间保持其文化与民族特质的最明显的外在表现。

（6）国民教育体系的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在本国精神的延续和传统文化继承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关系到政府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关系到每个公民个体生活质量的职业设计和精神发展，教育领域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而言，都是根本保障和基础设施。在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国的教育体系和人们受教育方式选择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本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安全有效运转，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另外，有的学者还将文化产业层面的安全和精神心理层面的安全也归结为文化安全的范畴之中。

（二）文化安全的特征

非传统视角下的文化安全与传统安全视野下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它不集中表现为军事威胁或战争威胁，它不强调以军事实力、结盟和战争手段应付危机。文化安全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1.隐蔽性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非常注重文化的作用，积极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战略，使得文化安全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

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侵略，不是在打破生活常态下进行的，它的破坏性也不如传统的军事侵略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也就是说它的破坏性并不是瞬间爆发而是有一个积聚性的过程。今天的文化侵略往往假借对外文化交流，进行文化渗透；凭借先进的国际互联网络，潜移默化的对青年造成影响；输出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入侵；在对外经济援助中，附加其价值观因素等等，这一切都表明文化安全的隐蔽性特点，对此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领域内的威胁不像传统安全威胁那样，威胁来源是明确的，谁侵略谁，侵略目标是什么，全部一目了然。而是多种渠道、无处不在，表现为全方位、潜移默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威胁来源不具有明确性，威胁目标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还表现为手段的隐蔽性上。它不像传统国家安全中那样，侵略手段是明确的、直接的，可以观察的，它通过互联网络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它假借文化生产与输出的外衣，进行意识形态与信仰、价值观等的传递与渗透。

2.复杂性

文化安全的复杂性特点根源于文化安全本身界定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抵御文化侵略的长期性，即文化安全防卫不具有短时性的特点。传统的军事侵略要受财力、物力、人力以及国际舆论等因素的制约，所以它不可能无限制的进行下去，而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之中，这一切都表明了文化安全应当具有长远的眼光。即“文化安全的防卫也因此具有长期性与非应时性，只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强弱程度不同而已”^[9]。从文化侵略所采取的多种方式中，我们可以预见，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必须有一个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全方位的文化战略。惟有此，才能确保文化安全的持久稳定。另外维护文化安全空间还具有复杂性。传统的国家安全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它守护的是有形的国土，有明确的疆域界限。非传统视野中的文化安全维护的是一种无形的、无法划界和不易感知的精神空间，这种空间守护起来难度比传统的疆域界限更大，更不易掌握。

3.强渗透性

“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契机，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多渠道、全方位的发动文化攻势，表现出强渗透性的特点。文化帝国主义利用电视、广播、新闻出版媒介、音像产品等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形无形的主宰、支配、控制。美国利用其在传媒上的优势，通过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使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亿多家用户，昼夜发布新闻。每天发稿量约700万字，并拥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图片网。“美国之音”更是使用包括英语在内的52种语言，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介绍美国的社会文化，帮助各国人民“理解”美国的价值观，每周都能拥有世界各地约8 600万听众。美国利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掌握着网络建设和信息发送的主导权。目前美国文化占据了网上信息的90％，使人们一旦进入因特网就进入了美国文化的环境之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在多角度、多层面上受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使各国文化安全面临强渗透性的威胁。

二、我国文化安全领域存在的威胁

（一）来自国内的文化安全威胁

1.文化分裂主义的影响

文化分裂主义有诸多表现形式，如极端民族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以及一些狭隘的文化本土化运动等等。极端民族主义在“维护民族利益”的招牌下，通过大肆渲染历史上的民族伤害和民族反抗，塑造一种狭隘的、封闭的民族文化认同，试图在最严格意义上区分“我们”和“他们”，追求“高度的”却是抽象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乃至民族自决。文化原教旨主义是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新形式。它在宣称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同时，又主张排外或必要的排外。狭隘的文化本土化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地区打着“反抗文化霸权、维护文化传统”的旗帜，开始质疑本土人民包括原著民早已存在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文化分裂并进而为进行族群分裂和政治对抗服务。“台独势力”、“疆独势力”、“藏独势力”在分裂国家的策略上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文化分裂主义。“文化台独”是“台独势力”不遗余力贯彻的金科玉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到李登辉上台推出的新编教材《认识台湾》再到陈水扁“宣布放弃采用汉语拼音”，在大学里设置“台湾文学”系，放逐“中国文学”等文化台独政策，以及对高中历史课程大纲的篡改等等都是“文化台独”的经典力作。与极端本土化的“文化台独”不同，以“世维会”和东突为代表的“疆独势力”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势力”采用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作为解构和重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工具。由此，文化分裂主义的消极影响对我国文化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2.思想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对文化安全的消极影响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将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反映在思想上，必然带来思想的多元化。另外，由于社会阶级发生深刻变化和重新组合，出现了许多社会阶层，经济各群体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经济成分多元化，毫无例外地导致思想文化的多元化。^[10]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多元化并不一定全是坏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状况。如果仅仅强调多元合理性，甚至有意的利用其他社会思潮冲击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势必会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负面的影响。思想多元化在我国现阶段的表现主要有：（1）自由主义西化论的消极影响。自由主义西化论强调现代化就是西化，主张利用西方的思想观念，西方的经验来为中国的文化道路进行设计，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惟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仍存在自由主义存在的温床，加上西方国家的有意渗透和扶植，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2）新保守主义论的挑战。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低潮的状况，为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为根本，重新构建新的传统文化模式，但这种思潮看不到中国的现实国情，只是将局部的经验和狭隘的民族情结放大为普遍意义的价值向导，甚至企图以此淡化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3）不良文化的干扰。“文化帝国主义”在利用综合信息传播优势宣传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使各种淫秽、色情、暴力、迷信、恐怖主义、走私、贩卖人口等不良文化充斥着欠发达国家受众的头脑，对我国主流的文化造成消极影响。

淡化意识形态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某些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领域有过度泛滥的趋势。这种“泛意识形态化”消极影响必然导致人们对于西方企图渗透进来的东西，无论是政治思想、资本运作方式还是生活方式的简单认同。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体系激烈争夺的阵地。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无非是为掩盖意识形态西方化、美国化，为西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而披上的一件华丽的外衣。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力有所下降，“本土化”仍未完全解决，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存在盲点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函待转变的不利情况下，必须对淡化意识形态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二）来自国际的文化安全的威胁

1.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宣传

颠覆文化安全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安全。在未来，两种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更加激烈。因此我们必须对意识形态作出科学的分析，正确看待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种文化价值体系，制度、文化对立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就将会成为经久不息的重要文化博弈现象”因此，文化安全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已晚的中国更是意义重大。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和侵扰，试图完全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全球变为一种制度。最近几年，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加大其改变中国的努力，中国在政治上感受到的外在压力正在遽然增加，他们运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推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意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时代，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网络信息文化。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认为：“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美国大力倡导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绝不仅仅是为了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宁可停了‘星球大战’而重点来搞信息高速公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信息不同于工业化产品，信息高速公路流通的大量信息，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国际互联网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发展，互联网向人们提供着无所不包和瞬息万变的信息，使全球更加紧密地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是国际互联网的中心，每天渗透着美国文化的无数信息发往世界各地，这也使得利用互联网进行“文化战争”成为某些人扩大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显而易见，因特网的快速便捷、无国界性等特点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传播提供了又一快捷途径。美国更通过政府的行为促进美国文化的扩张。如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把不要干扰“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在美国国会通过的“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进行贸易谈判时，美国贸易代表在涉及有关文化产品输出入的知识产权谈判时态度相当强硬，要价很高，几乎是寸土不让，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在“贸易自由化”的掩盖下，实施对他国的文化渗透的文化占领战略，推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2.媒体的控制下的诋毁与挤压，使文化交流日益蜕化为文化倾销

从理论上讲，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但在目前条件下，双向的交流事实上变成了单向的文化倾销。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因特网、多媒体和遍及全球的传播媒介，将西方文化长驱直入地渗透到世界各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民族文化和信仰发生动摇和肢解；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阻止有悖于它的价值观念的异质文化的传播，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贬低、丑化。这样的文化交流关系不过是单向的文化进口关系。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有4 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的图书版权有2 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在电影方面，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 332部，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而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尽管只占全世界的5％至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80％。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2.4万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是100多万。反观英国把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为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近期的著作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开始越出原有的学理层面，快速进入日常生活，对社会各领域形成巨大冲击。美国文化“全球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为了能在全球畅销，一改过去那种对不发达国家赤裸裸的讽刺和霸权，代替的是对自身意识形态的褒扬与推展，文化的霸权性通过文化产品动人的故事、恢弘的气势、美妙的音乐隐性包装起来。这种西方文化的传播，不仅深刻地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其教化功能、消费功能、经济功能等集于一身，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文化向心理层次的渗透，使得人们的潜在欲望、需要和心理受到西方文化的左右，从而使国家的社会发展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心理。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从抽象意义上讲，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一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它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就直言不讳地说：“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妙的，并且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改变两国的权力关系。”

3.借助跨国公司，渗透西方文化观念

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文化全球化最主要的实现途径。跨国公司在适应子公司所在国文化传统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对子公司进行文化同化。跨国公司不仅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而且他们有能力对大众传媒施加强大的影响。近几年来，许多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所在国积极推行“本地化”经营战略，这只不过是推行充斥着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倾向的经营理念的一种更为隐蔽的手段而已。

三、强化国家文化安全的措施

文化安全已经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单靠任何一个领域或者部门都无法支撑整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必须采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对现有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资金、策略、手段进行整合，共同构建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体系。不仅文化安全技术与产品的生产水平要发展，而且还要完善整个社会的法律体系、安全意识、道德观念、管理水平、危机管理机制等，逐步形成一个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引导、企业积极配合、全社会踊跃参与的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体系。

一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发展中华新文化。一方面，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具体应当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群众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只有这样做，传统文化在当前文化的竞争和发展中才会发挥其应有作用。

二是利用网络等多种媒体大力宣传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努力发展文化产业。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这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和人类文明独有的部分。它历尽几千年而不衰，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开放的网络里，多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相互浸润，我们的中华文化也同样面临着竞争和考验。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我们要恪守中华文化的珍贵内涵，我们本民族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是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因素，修身养性、道德自律集体观念和群体意识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文化内涵对信息时代尤为重要。

三是树立文化安全意识，提高构筑文化安全战略的紧迫感。文化安全的最大特征是人与文化信息的结合。因为组织管理、决策的核心是人，人的因素贯穿在所有关系中，所以，强化人的文化信息安全意识是防止文化危机的第一步。由于经济腾飞，中国已经迅速融入互联网尤其是随着“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和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军队和金融等重要部门联入互联网。因此，网络安全的警惕不容半点放松，网络安全更是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在提高全民网络安全和信息防范意识的基础上，加快构筑信息安全战略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紧要问题。

四是建立健全文化安全法律法规，解决文化安全管理的执法基础。文化安全作为一个综合性课题，涉及面广，包含内容多，无论采用何种加密技术或其他方面的预防措施，都只能给网络犯罪、西方强势文化网络渗透增加一些困难，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单纯从技术角度只能被动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而不能长远全面地规范和保障文化安全。通过加强文化安全的法律、法规建设，充分利用法律的规范性、稳定性、普遍性、强制性，才能有效地保护信息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对信息破坏者的打击处罚力度。因此，把文化安全纳入法治建设实践，建立有效的法律体系，完善关于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是保障文化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客观需要。

五是建立文化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为社会提供文化安全服务和保障。为了确保文化安全，防范和处置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信息网络安全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威胁，国家建立文化安全通报和应急处置体系。通过文化安全通报工作，实现信息共享，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文化安全应急处置机制，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消除有害信息传播、计算机病毒感染和网络攻击、网络恐怖活动以及网络紧急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国家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文化秩序。

六是加强国际合作，积极促进文化安全国际机制的建立。文化安全是一个高于技术保护和一般社会管理层面的问题，是全球社会性的综合集成体系。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运用技术、法律、管理等各种手段。然而由于信息网络的全球性、互联互通性、开放性，国际合作对解决文化安全（包括信息安全）问题必不可少，而且随着文化信息安全问题跨国性日益突出，如何推动各国信息共享、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更为突出。

【注释】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2133.htm。

[2]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4]韩海燕：《跨文化交流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第四期。

[5]潘一禾：《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35卷第二期。

[6]刘跃进：《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北方论丛》，2004年第五期。

[7]许文胜：《试析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安全》，《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二期，第21卷。

[8]刘跃进：《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北方论丛》，2004年第五期。

[9]林滨：《试论全球化与文化安全》，《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第五期。

[10]罗建荣：《我国的文化安全与文化应战》，《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8月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