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与风险安全

第三节　家庭结构与风险安全

一、家庭结构与子女成长风险

独生子女（only child/singleton），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同胞兄弟姐妹的孩子。在我国一般认为，领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的孩子为独生子女。与之相应，独生子女家庭则是指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多子多福”，传统的家庭结构以大家庭和多子女为主要特点，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家庭长期以来一直不是家庭结构的主流形式。我国的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家庭是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凸显出来的，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家庭。目前，我国已有上亿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家庭，随着我国的独生子女数量日益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庭结构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上升，这种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相关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这些问题包括独生子女家庭与子女成长、家庭结构脆弱的风险问题。

一般认为，在不考虑遗传因素的情况下，个体品格的差异来自于不同成长环境的影响。而其中，家庭是个体出生之后婴幼期、儿童期成长及人格塑型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当今针对一些凶杀事件讨论反思我国家庭教育模式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讨论家庭子女成长环境及教育时，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是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加。事实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群体和非独生群体由于其家庭关系结构、家庭成长环境不同而对其成长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个三口之家的关系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家庭成员之间之形成三种关系（夫妻、父子、母子）。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对子女来说，他们只有上下的代际关系而没有同代同辈的关系。两孩家庭即四口之家的关系结构就不同了，家庭成员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能够形成六种关系［夫妻、父子女（两种）、母子女（两种）、子女之间］。因此，在子女方面，不仅有上下代际关系还有同代同辈关系。在不考虑遗传因素的情况下，个体的不同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而家庭环境是个体成长的最重要的初级社会化机构。虽然个体的成长还会受到次级社会化机构如学校、同辈群体、社会的影响，但家庭毕竟是下一代出生之后婴幼期、儿童期成长的重要一环。因此，即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群体和非独生子女群体由于成长的家庭结构不同而成长状况可能不同。

在我国急速的家庭结构转型中，许多独生子女家长既没有做好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心理和精神的准备，也没有做好实际面对和养育这个唯一的孩子的实践和经验的准备。生育政策和生育现实所带来的独生子女家长心态的变化表现为紧张心理、“唯一”心理和“全部希望”心理（风笑天，2008）。事实上，固有的家庭关系结构极大地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从上下关系来看，因为子女是“唯一”、是“中心”，祖父母、父母对子女施予爱、亲情或期待，都更可能出现专家们所说的“溺爱”、过度关注、过高期望，更易强化自我中心意识以及易形成骄横、抗逆力弱等心理特征。从同辈关系来看，因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只有与父辈和祖辈的交往，而没有兄弟姐妹同代人之间的平等互动，失去了在兄弟姐妹“玩耍”中习得合作、谦让、关爱、责任等品质的“机会”，而更易养成依赖的心理，并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和对他人的同情心。近十多年来，我国心理健康问题在青少年人口中呈快速上升趋势，不能不说与这种固有缺陷的家庭关系结构有关。

从早先的“我爸是李刚”，到2011年9月的名人之子打人；从2010年“药氏车祸杀人”，再到2011年4月上海浦东机场亲子杀母以及海外中国留学生凶杀女友，这一桩桩极端血腥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机构和专家学者都纷纷撰文讨论此事。其中，似有一些共识，即我们需要检讨我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模式等。在家庭教育及子女成长方面，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固有缺陷不容否认。实际上，那些极端事件背后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种家庭结构固有缺陷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影子。或许目前有人认为许多所谓的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革有关，是这个大变迁时代背景下新一代人的整体特征和问题。但是，我国家庭关系结构迅速“单一化”以及这种家庭结构固有缺陷都确确实实给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所以，面对这种一时无法改变的家庭关系结构，专家们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建议：家长应该学会与孩子一同成长。

二、家庭结构与“闪婚闪离”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家庭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家庭婚姻的稳定性也大大减弱，离婚率的上升便是一个明证。可以说，家庭关系脆弱、离婚率上升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化和其他社会经济的变迁，使得家庭的诸多功能，如生育教育等被剥离或削弱，家庭成为一个脆弱的组织，从而降低了家庭成员的认同感，减弱了家庭的凝聚力，家庭不再被认为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另一方面，现代化也带来了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强调个性的发展，直接影响人们的家庭责任感。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社会转型加速以来，我国离婚率不断攀升，虽然较之当今发达国家仍处于较低水平，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婚育家庭变迁模式也会在我国逐渐呈现。此外，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长期出生性别比偏高导致了严重的婚姻挤压现象，而婚姻挤压将会对传统家庭稳定带来巨大的冲击。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述现象会使我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强。因此，家庭的稳定性问题将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1982年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两个时点的数据分析来看，目前我国社会依然是一个遵从“婚姻至上”的社会，婚姻状况依然保持着以下特点：绝大多数人群（近95%）选择结婚，选择不结婚的人在社会上仍是一个稀有群体，而且多是被动型。不过，在未来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我国人口的婚姻变化趋势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如婚姻观念的变化，将会导致我国人口晚婚不婚的比例不断上升。我国人群中离婚率虽然很低，但近几年来上升趋势明显。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人口的粗离婚率为0.2‰，2009年上升到了1.8‰，并且有加速上升的趋势，这些变化都将会影响到我国未来婚姻状况的走势。此外，一个重要的人口因素即性别结构将会极大地影响到我国人口的成婚状况，从20世纪80中期出现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当今和未来婚配人口比例失衡，这一影响正在逐步显现，而且越来越大。

表5-6　1978年以来全国离婚率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10》，中国人口年鉴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90后其婚姻稳定性问题也进入人们的视野。近年来，随着80后进入婚姻期，80后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婚姻出现了“闪婚闪离”的趋势。究其原因，既有80后新一代性格倾向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有关，如不少独生子女成家后无法妥善处理夫妻间以及与双方父母的关系。调查数据显示（见图5-1），20世纪80年代结婚的50、60年代的人离婚距初婚时间的频率分布图，其峰值大概在10年左右出现。而2000年以后结婚的80后们离婚距初婚时间的频率分布已经完全改变，其离婚的可能性在婚后两年时最高，离婚时间已经大大提前，显示了“闪婚闪离”的特征。2011年北京市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的离婚家庭中，约80%涉及80后。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比例已经“远超正常比例”。缺乏责任感，女性过于“强势”导致的失衡，家庭经济压力大已经成为导致年轻人离婚的主要原因^[3]。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实施一孩政策以后，其人口的微观后果就是我国家庭规模迅速减小、家庭结构急剧单一化，独生子女家庭如雨后春笋般长成一大片。当这些独生子女成长到谈婚论嫁的时候，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因素会显现出来。如今对于80后，去婆家还是回娘家，这是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每家都是独生子女，每家独生子女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每当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之后，总会有因为争执要回谁家过年而大吵一顿之后“闪离”的故事，这种家庭结构把独生子女推向了血亲和姻亲的矛盾交叉点上。这样的家庭结构颠覆了传统，是不稳定之源。传统的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单中心”是稳定的，是天经地义。如今“闪婚闪离”都有着家庭结构固有缺陷的背景，而这种缺陷是30年前埋下的“祸根”。80后、90后的婚姻稳定性面临着严峻挑战。

图5-1　离婚距离结婚时间的频率分布图（20世纪80年代结婚）

资料来源：刘世定、李建新主编：《中国报告·民生（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图5-2　离婚距离结婚时间的频率分布图（2000年以后结婚）

资料来源：同图5-1

三、家庭结构与家国风险安全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和“风险社会”的理论。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了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有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像旱灾、地震、海啸等来自自然界、与人类行为无关的风险；另一类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即人为风险，是由于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吉登斯，2001）。外部风险有着确定的原因和可预测的结果，而人为风险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后果上都不确定。当今世界，外部风险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让位于人为风险，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为风险，如环境风险和健康威胁，等等，它们是人类主动能动干预自然的结果。

在自然生态学领域，存在着公认的一个铁律：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导致稳定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预防这种家庭结构单一性和脆弱性，避免其危及国家人口安全。因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身心健康不仅仅关系到每个家庭，更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兴衰。独生子女家庭是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家庭，存在着诸多的微观和宏观风险。从微观层面上讲，在家庭子女个体的成长中，存在着诸多的意外和生命风险。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全国人口中有3.9%的人在18岁前死亡，有5.1%的人活不到30岁。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唯一的孩子是父母关注的焦点和重要的精神寄托，如果孩子不幸死亡，会对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重创。有学者推算，在独生子女群体中，8%～9%的人会在55岁以前因患病或非正常原因而死亡。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中，有数据显示，死亡的独生子女在1.2万人左右（王广州、郭志刚等，2008）。我国计划生育的特殊性（如实施时间长），使许多育龄妇女错过了再生育的最佳时机，这样一场自然灾害将使许多家庭不再可能拥有子女后代，这对现存的不完整家庭是一个极大的伤害。除了生命风险，独生子女的伤残风险也为人所关注。独生子女的伤残首先会导致个体生活的不便，并影响其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子女的伤残会给父母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此外，如果一个家庭的独生子女因伤残失去劳动能力，而父母也没有劳动能力或者年老退休，这个家庭的存在和发展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从宏观的视角看，国防风险无疑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内外职能得以正常运转发挥的保障。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现阶段青年独生子女已经成为军队征兵的主要对象。部分军区的调查表明，在当前报名参军的青年中，独生子女占了一半左右，甚至还要多。研究指出（梁峰等，2005），独生子女对我国国防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兵源数量减少。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我国的人口金字塔逐渐由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转变，青年人口比例不断降低，适龄兵源范围不断缩小。其二，兵源身体和心理素质变化。其三，人们对征兵的观念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人不能认识到服兵役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青年人群中服兵役的积极性明显降低。此外，独生子女兵员的战斗力也饱受争议，独生子女一代的身体和性格倾向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力仍没有定论（范红蕙，2006）。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军队人大代表首次向人大提案组提交了“征兵难”的提案。提案表明，我国已经由“百里挑一”一夜之间转为“兵源紧张”^[4]。可以说始于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急变，直接对解放军兵源产生影响。中国军队将迎来90后独生子女参军入伍高潮，叠加80后，军队“独生子女化”隐忧被迅速放大。事实上，如前所述，由于30多年来的“一胎化”政策导致适龄青年逐年减少，进而导致了今后军队“兵源荒”、企业的“用工荒”以及大学的“生源荒”“三荒”并发。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主题，但是全球局部冲突不断，世界仍不太平。在我国周边地区，无论是朝核问题、阿富汗反恐问题，还是伊朗核问题都悬而未决……国防建设仍然不能放松。在独生子女家庭逐步占据主流的条件下，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我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着诸多家庭问题，这些家庭问题既有与人口转变和人口政策相关的独生子女家庭问题，又有与人口城市化、生育率下降相关的城乡空巢家庭、农村养老问题，还有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及家庭婚育观念相关的家庭婚姻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并非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复杂的、多样的、重叠的家庭问题丛生的时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家庭稳定发展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国防稳定安全的基础。研究并解决这些家庭结构问题刻不容缓。

【注释】

[1]胡中生、陆绯云：《家庭·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2]《农村空巢老人现状调查：收入低看病难，失天伦之乐》，《人民日报》，2011年5月27日。

[3]《北京市离婚连增六年》，《北京日报》2011年9月16日。

[4]《兵源之惑——中国强军面临新挑战》，《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