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生成

一、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生成

“国家安全”最早出现在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1943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中。二战结束后，国家安全重要性日益突出，并随全球化进程内涵不断丰富，所涉及领域由政治、军事领域扩展至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各国的国家安全观纷纷引入“文化安全”或“意识形态安全”概念，这一命题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早在15年前美国学者M.J.麦哲就指出：“文化，是当前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等问题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最近发表的大量论文、著作都指出，文化是驱使民族国家、其他机构团体乃至个人，采取行动和自主运行的基本动力。许多著作还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1]国内外相关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开展了积极的研究，诞生了一系列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著作与著述。

第一，冷战结束开辟了国家间竞争的新格局，这是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时代背景。

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深刻改变了全球的格局和思维模式，长期以来国家间关系以传统的政治和外交的对抗、冲突和竞争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有鲜明的针对性特征的两大阵营对抗宣告结束。在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外，一些西方人士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2]。亨廷顿最早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冷战后国家间的冲突根源在于文化上的差异，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将左右国际政治。1996年，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一书中，亨廷顿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为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系统阐述了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由此缔造全新的世界秩序。亨廷顿以对文明的分析来代替已经过去的冷战间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将文化引入了国家关系的分析框架之中，诞生了轰动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从捍卫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中国学者胡联合认为，尽管“文明冲突论”的论调过分夸大了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并且有其政治目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冷战结束、国际经济与国际社会日趋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面对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态势，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着极大优势的西方世界尚且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民族文化的问题，那么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有效措施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安全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了。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投资合作为手段推行西方价值观的现象更加普遍与突出。^[4]

胡惠林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5]中明确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冷战结束后，随着‘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新的世界霸权主义的出现，经济全球化在西方大国集团的主导下不断地对民族国家文化侵蚀和文化扩张，直接威胁到民族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发展而提出来的一个重大时代性文化命题。”该书于2005年初版，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1年再版发行。在这部专门的、系统的论著中，通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全面探讨了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历史渊源、现实状况及战略对策，理清了大到国家文化安全小到文化领域的问题，前者涉及国家文化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民族与宗教及文化能力问题，后者包括文化生态安全、文化信息安全、文化遗产资源安全、文化市场与公共文化安全、文化内容与公共精神健康安全以及文化技术安全六个方面的问题，从国家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政府文化危机管理及应对决策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这项研究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现实状况，指向于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文化，显示了研究者宽广的胸襟和前瞻的视野，其所提出的“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等概念已被党中央所采纳，充分显示了理论研究支撑党中央重大决策的学者本色。

第二，后冷战时代安全因素的革命性变化构建了开展和推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平台和领域。

冷战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及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因素的演化，使得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宏观安全化”问题受到广泛重视。国外学者如迈克尔·H.亨特于1987年出版专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6]，以历史学的眼光与方法探讨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对其建国以来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追溯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根源，说明它如何在18世纪与19世纪逐步获得连贯性和号召力，意识形态的诸因素又是如何在20世纪初结合成一个相互增援、威力强大的思想主体，支配着那些与外交政策有关的人物的思想”。^[7]从“何为意识形态”入手阐释了美国国家的使命感、美国精英关于种族的认知及对激进革命的恐惧这三个价值观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启发读者从注重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问题。

被学术界公认为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哥本哈根学派”重要开创者之一的巴里·布赞，在《新安全论》^[8]中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认为，“冷战的和平结束、国家内部冲突的增加、西方社会对移民的恐惧、环境的衰败与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激增等新问题，证明了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9]；其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它可能仅适用于所谓“成熟的无政府状态”和“成熟的国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对于拓宽安全研究的思路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价值，布赞不再突显军事—政治领域的特殊地位，而是将其与经济、社会、环境并列视为五个等同领域，由此强调安全归根到底是人的安全。社会是关于认同、共同体的自我观念、个体确定他们自己作为某共同体意愿的一个概念。从定义上来说，“社会安全”就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布赞的另一力作《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5］被认为是自国际安全研究产生以来填补处于“失语状态”的思想史著作，从国际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安全研究的扩展与深化两方面推进了安全研究领域的发展，不仅全面而又有说服力地描述了国际安全研究历史本身，提供了一部“通透的思想史”，还以丰富的素材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国际安全研究的内容和运行机制，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变革性模塑和前景进行总结与展望。国际安全研究极具复杂性与多样性，但无论是前进式发展还是迂回式曲折，安全研究都不能回避对于“谁的安全”、“什么威胁安全”、“谁保障安全”以及“怎样保障安全”核心问题的解答。布赞的研究不仅拓宽了国际安全研究的角度，而且开创了国际安全研究一系列新的研究议程。

约瑟夫·奈在《软力量——世界政治中的成功手段》^[10]一书中，以伊拉克战争为引子，以软力量为线，抨击以军事、武力、暴力等硬力量建构世界新格局，主张只有通过文明、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软力量的桥梁，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不断取得成功。在《硬权力与软权力》^[11]中，他提出尽管美国在本世纪继续处于主导地位，但世界政治中的权力之源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面临的问题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控制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在软权力方面，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国际制度等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美国应该建立富有吸引力的思想、民主的政治议程和讨论框架等无形的权力资源。美国除了巩固军事和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是树立典范，为全球生产出更多的公共物品，比如国际秩序。时隔八年，这位全球“软实力之父”在《权力大未来》^[12]中重新分析了从军事、经济资源角度出发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内涵，这种硬力量的竞争导致目前国际格局和国家版图很大程度上是国与国军事实力的结果；他再次深刻阐述了以文化为载体形成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巧实力”，开出了美国“巧实力”战略如何构建的药方，对中国未来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启示和参考价值。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3]认为，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经济体制赢得了彻底的胜利，从哲学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再，自由市场和和民主政治成为全人类的基本愿望，预言“这个过程为所有社会的日益一体化提供了保证，而不论其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如何”。

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4]，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2011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的玛莎·芬尼莫尔于1996年出版的专著。作者以独特的视角、鲜明的观点、实证的考察和理论的反思，脉络分明地展示了剖析国家利益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分析国家利益的社会学新视角。第一章“重新”定义了国家利益，提出有关国际规范与国家利益的互动、国际社会对国家利益的规范，而不仅仅是权力政治的斗争形成了当下的国际社会。从结构的角度分析国家的利益，突破了以往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内利益偏好分析的传统方式，指出在国家的物质权力结构之外，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结构，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文化和理念等软层面。“结构取向的方法把社会结构看成是因果变量，然后从中推导出行为体和利益。结构不是行动者而是分析的起点，在本体论上是原初的。”“结构不是生成的，没有创立和组成行为体和利益，相反它却是由行为体和利益所组成。”^[15]结合建构主义的早期作品，如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16]，尽管有较强的理性主义影响的痕迹，但却有助于从中寻找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融合点。这类研究视角和角度的转换，为研究国家文化安全开拓了视野，可以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有所挖掘和深化。

阿米塔夫·阿查亚的《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17]试图向中国介绍并推广人的安全概念。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国家，中国是人类在安全方面面临各种威胁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世界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所在。当然，与许多亚洲同仁一样，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和决策者起初对人的安全概念有过怀疑，其原因部分在于这一理念起源于西方。但人的安全理念，尤其是就“免于匮乏的自由”层面而言，与中国在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粮食和健康安全、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努力是一致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可以成为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第三，包括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及技术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新的议题的诞生催生了新的理论视角，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回答理论与现实双重问题中得以确立。

技术肇始、经济推动下的全球化浪潮汹涌勃发，资本流动和信息传播带动着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刺激着产业形态的繁荣与衰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及其传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成为热点。2010年出版的张骥的《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18]，整体分析和系统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在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政治思潮、国外宗教思潮、国外媒体报道、网络信息技术进步及经贸全球化都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产生了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并促成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变化，导致了文化扩张战略呈现新特点。基于经济全球化及苏东剧变、中欧“颜色革命”等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提出了构建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立体战略，即通过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国家文化立法与文化管理体系建设、网络信息管理与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建设、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以及积极推进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设，坚持国家文化主权，抵制文化霸权，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构建和谐世界和国际文化新秩序。

苏国勋的《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19]则从社会学角度集中探讨全球化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表现及其后果，特别是从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以及从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互动角度上，探讨全球化在世界文明、自我认同和民族国家几个层面上的冲突和共生。作者将文化全球化解读为两种，一种是由于科技发展、文化交流而带动的人类基于共同价值观而达成的共识，如全球伦理等，这种共识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另一种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的强势文化支配、吞噬其他弱势文化，建立文化霸权以推行文化殖民，目的在于获得经济、政治权益，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其实质是文化主体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是国际军事、经济、技术不平等格局在文化上的反映。这种文化全球化也是我们必须予以抨击和坚决反对的。从全球化对传统价值观、民族认同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分析出发，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生主张，建立一种具有内在紧密关联、彼此具有相互构成性因素的文化“共生”的文化。

在研究全球化之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对策方面，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第一种建议^[20]认为，通过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文化产业战略、建立积极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推进中国文化产业的民营化战略以及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系统建设等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第二种建议^[21]提出要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西方文化霸权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三者间的关系，树立积极的文化安全观念，采取有效的维护安全手段来大力发展中华文化、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待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第三种建议^[22]认为，本国民族文化产业及其利益的保护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主题。中国文化产业化进程正在发生由基础设施建设到文化产业资源开发的阶段性转变，文化产业竞争问题变得多样复杂，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因此，加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十分重大，要求以公共的力量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建立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合理规划文化产业的方向和精神生产力布局。学者们也注意到，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呈现出多种表现，如文化主体实力不平衡、发展程度不均衡、自我防护能力不等同等等，一味地防守和退让决不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力手段和正当途径，只有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才能保持和维护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才能使自身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力免于遭受更严重的压制与削弱。

第四，中国国家力量的崛起将在世界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深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伴随我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冲击下，国内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关研究也渐渐深入。“严格说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现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方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23]尤其在受到西方文化扩张战略影响下，文化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表现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学界由此围绕相关研究诞生了一批成果。

当代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日本问题研究专家陆忠伟的《非传统安全论》^[24]于2003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关于非传统安全的著作。作为长期从事重大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问题、全球发展形势等领域研究的专家，在这部著作中对威胁国家安全问题的经济安全问题、金融安全问题、能源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生态和环境问题、民族宗教冲突、资源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该书对什么是“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涉及哪些领域、中国面临哪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等诸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传统安全而言的，是指由非军事因素引发的、对发展与和谐造成严重威胁的各种战略性问题或跨国性问题，具有潜在性、综合性、跨国性、突发性等特征。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发生还会导致公共危机的爆发，因而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世界各国的发展。从此开始，非传统安全成为学界一个热门而持久的研究课题。

而我国第一本以非传统安全为主题的教科书《非传统安全概论》^[25]，吸收了当时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关于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成果，方法论上从“国家安全”为中心议题的安全研究转向了以“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并举为议题的安全研究。该书介绍了国际安全的发展动态与基本理论，阐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性质、内容、研究视角、应对立场，以及中国与人类发展的关系。相对于传统安全研究，这项研究总结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五大特点，即行为体的多元化、系谱内容的多样化、状态指向的多层化、价值基点的多重化以及政策指向的多维化。

2007年，浙江大学潘一禾教授的《文化安全》^[26]出版。该书从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划分角度研究文化安全，视角独特，内容翔实，逻辑性强。当安全问题突破了传统的军事安全、战场安全乃至狭义的国家安全之后，伴随着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标准化和模式化的信息及消费模式在全球传播，人们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民族文化，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把文化作为确定自我身份的一种手段和力量之源。当代国家文化安全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研究从政治文化安全、传统文化的安全问题、语言和信息传播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领域展开，构建了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国家战略，提出建立多维互动的国家文化安全保障，创建文化安全的中国战略。

2010年出版的俞新天的《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27]从国际体系和国家外交两个层次上集中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对于建设国际文化理论、研究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做了初步尝试。在第一个层次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实力和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国际文化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文化观念，特别是文化价值观。一方面，文化观念对国际关系起着认同、理解的融合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会起到误解和有意曲解的冲突的消极作用，进而对国际体系发生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就美国、欧洲、日本、中东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第二个层次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受到国家利益和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的双重驱动和影响。文化不仅对外交决策者的认识、决策目标和决策程序起着超乎想象的作用，而且对广大民众的认识即民意也是至关重要的。文化及文化交流频繁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在发挥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第五，学术研究领域内，多学科交叉、融合、拓展和深化的需求，也大大拓展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在上述论著之外，相关主题研究的论文发表近年来硕果累累，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对这一主题研究的深度开发和传播扩散，为社会各方面提供了相关知识和服务，为国家文化资源生产、管理、监督等部分提供了决策和咨询的基本素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现代化建设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学术基础。从涉及学科领域来看，本研究主要立足于文化和文化经济领域，占80%之多，着力于探讨文化传播和传承的边界、效益等问题。除此之外，以政治与国际政治视角进行研究的占4.6%，与其他文化产业具体学科如新闻传媒、出版、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及语言等相关领域进行研究的占17%，以其他视角进行研究的约占3%。该研究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推进研究深入、深化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使研究学科化成为时代的要求和需求。从文章发表时间来看，本研究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从命题诞生到获得研究关注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以2006年前后表现得比较明显，不仅表现为绝对数量的增长，也表现为相关研究规模的相对稳定，这说明这一命题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重视，从这一视角开展的研究除本身的理论研究之外，与相关具体学科紧密结合也是其重要特点。这是研究持续推进和深入发展的必然逻辑所在。

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深化使得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丰富性日益呈现出来。从文化产业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有学者建议国家应重新评估文化安全风险，维护文化主权，以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地位构筑国家文化安全防火墙。以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双轮驱动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以文化综合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国家政策引导文化市场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28]；伴随近年来兴起的智库建设，有学者也提出在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智库机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职责和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从智库建设中如何进一步强化国家文化安全进行了初步的探析，从理论研究、外部经验、政策研究等方面，对智库建设进一步开展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提出建议^[29]。除此之外，还有边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当代文化霸权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研究、高校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国家利益视角下的语言教育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儿童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全球化之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和影响，更从多角度多领域作出了充分的论述，并对建构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提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模式，对国家文化安全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