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基本方略

三、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基本方略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在中国崛起的时候，中国崛起的方式、路径和目标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仅仅靠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提升而崛起的国家，往往具有扩张性，也必然会在崛起的过程中和崛起以后在国际实力体系中追求更大的安全利益，追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12]中国要跳出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周期律”，决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路径崛起，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必须用中国悠久的文化来塑造中国的吸引力和魅力，加强内部制度改革，融入国际体系。

首先，要建立一套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又为世界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价值观，也就是建立中国式的普世价值观。长期以来，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由西方大国特别是由美国来提供，因而这种价值观难免会打上西方色彩或“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e）。萨义德曾经指出西方认识东方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也就是说，西方总是“根据东方在西方经验中的特殊位置来理解东方的一种方式”。^[13]同样，西方用自身强势文化建构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也充满了“东方主义”色彩。因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完全是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它不仅不可能成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全球问题的意识形态，反而还可能成为地区冲突的意识形态根源。^[14]

所谓中国式的普世价值观就是和谐理念。和谐理念原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但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上升为普世性的价值观，必须使之既要嵌入到现存国际制度之中，又要成为改革现存国际制度的理论支撑。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所以，中国一直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也就是说，中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例如，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首倡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上海精神”，以及在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峰会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和谐地区”的倡议，得到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普遍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推进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新的发展；2006年10月，在中国-东盟南宁峰会上，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和谐东亚”的倡议；11月，中非北京论坛，为促进非洲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免除了非洲国家100亿美元的债务，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提出的和谐理念。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持怀疑看法的人，也不能无视中国对促进世界长久和平的善意举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非和平的崛起”^[15]之说，都不攻自破。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担当更大的责任。这就是说，中国倡导的和谐理念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中国也自然而然地要成为普世价值观乃至全球公共品的实际提供者。

其次，中国同样也要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内部结构中实践这种中国式的普世价值观。一方面是要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只是社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或者说，这是中国内部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进程虽然增强了中国的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但由于个人资源禀赋、能力禀赋等的巨大差异性，在利益重大调整的改革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也就正如社会学家们所说的那样，中国已经出现了四大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四大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扩大。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因此，在经济上已有一定实力基础的前提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进行路线上的转移，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向以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转移。

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走科学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必须是科学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并不是否定经济建设的大局，相反应该更加珍视经济建设。所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发展模式，要把经济建设纳入到人文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结构框架中去考虑。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是受工业文明时代中的纯经济主义哲学所影响的一种发展观。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化技术把人类的生活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状态，但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把经济的基础作用与经济至上、经济第一混同起来，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了一种过度的经济主义增长观。于是，现代化的内涵被缩小到非常小的范围内，甚至只是指狂热经济增长的经济主义与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可以说，中国前一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步了西方现代化的后尘。然而，正当我们为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殊不知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全面紧张，自然开始反过来对人类进行报复。从1998年的长江、松花江洪灾到2003年的SARS疫情，再到2006年夏季重庆、四川等地的长时间持续的极端高温等，这实际上就是自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拷问我们过去的发展观。在这些教训面前，我们必须要对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从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根本转变为人与自然协调的发展，这才是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就是把科学与和谐纳入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框架中来。内部的和谐发展、结构平衡可以最大可能地降低外部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就是说，外部对中国产生的种种负面看法，可以通过解决内部问题、协调内部结构得以有效解决。

再次，正确认识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同世界其他大国所存在的差距，可以防止中国走上霸权的道路。从硬实力来看，虽然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腐败、贫困、社会阶层差距扩大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如果中国不在社会动荡、政治纷争、生态平衡等问题发生前加快政治和社会改革，经济的快速发展便会成为过去式。^[16]实际上，中国对自身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既是经济大国，但也是人口大国，虽然经济总量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2000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受资源约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长此以往，中国的确有可能走上战争的道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长期受到资源的约束，它最终就会走上战争之路。例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近代化进程严重受到资源短缺的掣肘，最后只能用战争的手段向朝鲜半岛、中国等来征讨资源。因此，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提高整体素质来提升硬实力的质量，尽快摆脱资源约束，从根本上跳出自身所面临的“崛起困境”。

从软实力来看，中国软实力除了前文中所谈到的“量小质不高”以外，与其他大国相比还有以下三大因素制约着中国软实力的发展。^[17]一是软实力资源配置不平衡。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大国，但中国非常不善于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正如奈所说，虽然到处都有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几乎没有哪个中国公司、文化偶像、电影或品牌能像微软、MTV、米老鼠或巨无霸那样无处不在。^[18]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在内部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政府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在公共安全、教育、医疗、环保和执法等领域提供充足的公益服务。^[19]二是政治改革滞后。按照奈的看法，在当今信息时代，只有以接近全球准则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才最有可能施展软实力。所谓全球准则就是自由、开明和多元化。奈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不仅会使经济改革难以推进，而且也很容易损坏国家形象。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我攻击最多的就是政治民主化进程迟缓。三是在中国成长的过程中，不仅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还经常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因此，中国的外交难以持之以恒地在全球范围内乃至周边国家中塑造一个善良宽厚、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20]在这样的软实力条件下，中国不仅不会走上霸权之路，甚至连起码的霸权资格也没有。

最后，吸取历史上大国硬实力、软实力发展的经验教训，将有益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功道路。从实力结构来看，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二战”后日本的崛起可以说是成功的范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基本上是一片废墟，但是日本抓住战后新科技革命的时机，不仅大胆吸纳世界先进技术和文明成果，而且在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结合上也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所以仅仅通过30年的时间，日本就迅速崛起，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样是在战争废墟中崛起的法国、德国，虽然实力规模不大，但借助于欧洲一体化等软实力，也成为了欧洲大国甚至是世界大国。相比之下，前苏联是大国崛起失败的范例。由于前苏联长期以来采取的是重视重工业、军事工业等硬实力，而在硬实力无限发展的同时，软实力却无限萎缩。软实力不仅萎缩，而且还存在着超出实力的国际角色定位、错位的意识形态、失衡的决策机制等，在诸多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前苏联最终土崩瓦解。美国的崛起，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地方。美国崛起的成功之处在于，“二战”以来借助于自身的制度、价值观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榜样”，美国也把自己当做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要全世界的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这片“希望的乐土”。^[21]正是制度、价值观的实力支撑着美国的成功崛起。尽管美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硬实力，但是，每当美国在外部世界动用硬实力以推行单边霸权战略时，美国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就是说，国家的成长，不仅单靠某一种国力的无限发展，而必须是各种国力要素的平衡发展。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够成为世界性大国。

【注释】

[1]Joseph S.Nye，J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5，No.2，1990，p.177～192.

[2]〔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02～522页。

[3]Joseph S.Nye，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Issue 80，Fall 1990，pp.153～157；Joseph S.Nye，J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5，No.2，1990，pp.177～192.

[4]〔美〕罗伯特·杰克曼著，欧阳景根译：《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Barry Naughton，“Without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Reforms and Major New Policy Actions，China’s Rapid Growth Will Unravel Before Its Economy Overtakes the U.S.”，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Debates,December1,2006.

[6]早在上个世纪前半期，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这种判断，而在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判断基本上没有改变。参见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No.6，1994，pp.62～78.

[7]不过，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价，西方学者比中国国内学者评价要高。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软实力资源非常丰富，几千年来，中国的耀眼光芒吸引着商人、使节、学者和教徒纷纷前来寻求财富、权力、教诲和灵感，改革开放更进一步激发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向往，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文化向其领国乃至整个世界展开一场“魅力攻势”，或者说是向世界打出了一张非常重要的“软实力牌”。参见David Shambaugh，“Beijing Charms Its Neighbor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14，2005；Edward Cody，“China’s Quiet Rise Casts Wide Shadow”，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6，2005；Joshua Kurlantzick，“China Buys the Soft Sell”，Washington Post，October 15，2006；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2006.

[8]参见王梦奎主编：《改革攻坚30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301页。

[9]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10]Josephine Ma，“Wealth Gap Fuelling Instability，Studies War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Dec.22，2005.

[11]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2006，pp.17～35.

[1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April 2006，pp.160～161.

[13]Edward W.Said，Orientalism.New York，1978，pp.1～2.

[14]例如，从2003年到2005年，美国借助于独联体国家大选的机会在一些国家推行“民主改造”，贩卖美国所谓的普世性民主价值观，结果，这些国家不仅没有从美式“民主”中获得实惠，反而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乌克兰，经济都出现了衰退，政治冲突的风险指数也骤然提高。

[15]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April 2006，pp.160～161.

[16]Wing Thye Woo，“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or Bust：China’s Ques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Debates,December1,2006；Minxin Pei，“China is Stagnating in Its‘Trapped Transition’”，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4，2006；David Streets，“Black Smoke in China and Its Climate Effects”，Asian Economic Papers，Vol.4，No.2，2005；Murry S.Turner，“China Rethinks Unres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7，No.3，2004；Jeffery D.Sachs and Wing Thye Woo，“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Journal of Policy Reform，Vol.4，Issue 1，2000.

[17]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2006，pp.17～35.

[18]Joseph S.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p.33～40.

[19]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Foreign Affairs，Vol.81，No.5，2002，pp.96～109.

[20]David S.G.Goodman，“China in East Asian and World Culture”，in Burry Buzan and Rusemary Foot，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New York：Routledge，2004，p.77.

[21]Deborah L.Madsen，American Exceptionali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9；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Boston：New York：Mifflin Company，1997，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