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建设与国家软实力提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在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十分有力的理论支持。如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农村改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国有大中型企业转轨改制系列运作理论，和谐社会建设及新农村建设理论，多元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创新理论都为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使得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声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以至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他们的发展模式来借鉴。美国《时代》周刊著名编辑拉莫先生发表的《北京共识》的论文，对曾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1989年执笔撰写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1]他认为中国当前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如“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都是值得全世界关注的新的发展理论。这些理论的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发展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显然，拉莫的“北京共识”概念的提出，以及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创造的发展理论，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赞扬，都证明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进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贡献。

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发展时期，只要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兴盛，其国民一定会对国家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政治制度衷心拥戴，其国家和地区一定非常强盛，社会发展进步也会十分迅速。中国盛唐时期国力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文化的开放、得益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达及政治的开明和发展路径选择的正确。欧洲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狂飙突进运动的迅猛开展，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发达的标志，它们带来了欧洲人文科学的空前发达，使得欧洲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率先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中国30年来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邓小平倡导并力举实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假若当初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打破陈规、探索创新的勇气，很难想象中国会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会获得如此喜人的国际地位与世界声望。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发展与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科学建设。

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一切以政治挂帅”、“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思想理论的长期推广，造成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拒绝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甚至否认东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把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作“封建主义”一概否定，把许多优秀的西方文明一概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探讨都被批成是“修正主义”……当时的整个意识形态几乎成天都在批“封、资、修”，举国上下都在“破四旧”，最后的结局就只剩下“农民起义文化”的伟大辉煌，这种极左思潮的实质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打砸抢”的野蛮文化。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哲学社会科学只能是“百花凋零、一花独放”，人们的创新思维只能是被扼杀，学术研究只能是唯某一个“政治口号”是从，要么照抄搬洋人（所谓“洋”社会主义理论），要么就是照抄古人（所谓古代“法家”思想理论），要么是给中央提出的口号作注释，或者为某一个政治概念到马克思的著作里找论据……学术研究没有创新意识，其结果只能是丧失我们在世界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要研究的是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信仰等人生的根本问题，它探索的许多概念、理论是属于意义世界，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事实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多从人性出发，常常使用理性逻辑思维或者超理性思维，而自然科学则多从自然之间、天地之间的关系出发，使用客观冷峻的物理逻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常常具有文化功能、道德功能、心理功能，以及社会公益、社会服务功能等，而自然科学更多的具备解释或者揭示自然之间规律的功能。

由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功能的不同，往往导致不同政治集团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价值的认识差异。大凡开明的政治集团，往往注重构建宽松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谐的政治氛围、开放的国民心态，以及多元的文化结构，往往注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鼓励、投入和扶植，倡导以人为本的精神，推崇创意、鼓励创新。

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地否定传统规矩，就是挑战权威，创新就是要勇于继承，敢于追问，敢于发表，展开争论，也就是要追求研究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新就是崇尚个性发展。文革之前及十年文革时代，我们之所以缺乏创新思维能力，是因为长期以来不允许思维、不允许思想。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万马齐喑，百花凋零，民族软实力的丧失。

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人们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 American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2]）一书，约瑟夫·奈在书中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0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0FTP0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相比之下，硬实力较易理解，而软实力就复杂一些。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是打造和铸就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力量。我国许多学者都赞同约瑟夫·奈的观点，对软实力进行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和概括，综合多种表述，普遍认为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要提升我们民族软实力，就必须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强化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实现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使我们的文化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3]

由此可见，软实力的提升虽然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需要借助现代传播技术的作为先进的工具来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但是，软实力迅速提升的主要引擎还是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只有大力繁荣并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我们民族的软实力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绩不容否定，在国家的硬实力提升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很多地区把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搞GDP挂帅，牺牲了其他方面的发展，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及社会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认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社会不协调——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水平，社会结构还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水平，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产生今天诸多矛盾的主要原因。^[4]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与思维创新，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因为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进步，要有社会建设作为支撑，要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证，否则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局面是不可能持续的。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与服从于人的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才是最终目的。^[5]我们的决策者只有不断地扶植并大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才能够创新出许许多多的新的理论来解决好经济社会不协调这个主要矛盾。

所以，我们应当努力创造一个和谐、宽松、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我们民族的软实力，才能改革我们社会中不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弊端，让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真正得到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冲破旧的精神藩篱，积极参与现实社会建设，使得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更加繁荣。

【注释】

[1]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33期。

[2][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 AmericanPower），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3]韩振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十大举措》，《中国改革报》2008年4月2日。

[4]陆学艺：《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北京工大报》2008年11月7日。

[5]陆学艺：《北京社会建设60年》，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导论”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