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

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

中国崛起首先是硬实力的崛起，具体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大。这是中国硬实力崛起的最主要的表现，也是最能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方面。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就是贫困落后，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不仅根本摆脱了贫困落后的状态，而且巨大的经济实力充分显示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威胁论”便接踵而至，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经济威胁论”甚嚣尘上。受此影响，中国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遭遇美国国会的强大阻力，中海油集团收购美国尤尼科功败垂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甚至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日本更有威胁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博士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宣称，在粮食、肉类、钢铁、石油和煤炭等主要产品的消费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毫无疑问，布朗的报告为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人提供了新的弹药。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经济威胁论”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更愿意从中国自身来找原因。从中国自身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硬实力“量大质不高”，虽有一定的竞争力，但结构畸形。所谓“量大”是指中国商品进出口量非常大。2001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是5100亿美元，到2006年外贸总额已经达到1.7万亿美元，平均年增长25％左右。1978～2001年间的年均增速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大概提高了10个百分点。此外，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高于美国，与日本差不多。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然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增长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基础比较脆弱。^[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贸易规模较大，但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单纯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是中国外贸的“软肋”。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虽然已经超过90％，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占28％，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都超过40％；从贸易方式看，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是加工贸易，并且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这表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还处于较低层次上。由此可见，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主要靠的是大量低端产品出口而支撑起来的。因此，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近年来不升反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六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缺乏创新制度环境，缺乏稳定平衡的社会结构，更缺乏创新型的文化价值观念。由于量大质不高，中国必然会产生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中国商品以价格低廉抢占国际市场而冲击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一是由于低成本的商品而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加之中国低端产品又主要是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而产出的，在两大冲击和两个高消耗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威胁论”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出来。由此可见，“中国威胁论”首先是来自于我们内部结构本身。如果中国硬实力“量大质不高”的状况长期存在，“中国威胁论”就不可能消除。

另一方面，中国软实力则是“量小质不高”。^[7]首先，中国在文化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逆差。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就是在文化贸易中，我们一直处于非常大的逆差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文化入超”，或“文化赤字”。中国有举世无双的文明历史和文化资源，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据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图书和影视的版权贸易逆差都在十倍甚至百倍以上。以2004年为例，中国向美国输出了14种版权，而从美国引进的版权则达4068种；俄罗斯艺术团体一年内在我国演出将近100场，而我国同年在俄罗斯演出却不足10场。更令人惊心的是，就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这种差距仍在逐年扩大。文化贸易逆差反映出来的是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一种文化实力失衡的现实，表明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中国的社会结构十分不平衡。中国的改革带来了社会的加速转型，在社会加速转型期，整个社会无论是在水平方向上还是在垂直方向上，都发生了迅速的分化。这些分化包括利益分化、阶层分化、区域分化、组织分化和观念分化，特别是利益的分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由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在起点不公平的前提下启动的，在利益调整的过程中，那些拥有市场资本或可以直接转化为市场资本的其他资本的社会成员，迅速获得了竞争优势；反之，那些缺乏相应市场资本的社会成员不仅没有获得竞争优势，反而还因改革而丧失了原有的优势。于是，社会逐渐走向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是，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依据两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和较为接近国际标准的收入定义，对1988年和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行估计，两个年度的数据分别为0.382和0.452。如果根据全国样本的10等分组，1988年的最高收入组获得的收入份额是最低收入组的7.3倍；而到1995年，这一比率就已上升到17.3倍。^[8]而按中国城镇家庭收入情况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贫富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增加到1998年的9.6倍，而且由于中国在过渡期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情况可能比数据所反映的还要严重。^[9]而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基尼系数在2004年达到了0.53。^[10]这种差距表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提高了整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转化为人文发展等其他重要方面的同等提升。^[11]

最后，民主政治滞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才刚刚起步。一方面，今天的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虽然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脱胎换骨式的改革，但是，这种历史包袱一时是难以甩掉的，或者说，封建主义的遗存在今天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惯性，深深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德习惯、思想意识是人们长期积累下来的、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是难以在短期内根除的文化积淀。因此，它的影响也是长久深远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入手的，民主政治建设滞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民主政治建设也就自然地提上了日程。不过，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制度化水平无疑还是非常低的，而且究竟怎样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也需要进行探索。内部制度化水平低下，必然影响到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和水平。所以，尽管中国对外开放已经20多年，但中国对国际制度长期以来是一种被动且有限的参与。今天，中国已经开始在国际制度建设中发挥主动的建构作用，也是因为中国内部制度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的缘故。

正如前文述及，中国硬实力“量大质不高”是“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内部结构性原因。但是，在中国软实力“量小质不高”的情况下，具体来说，就是在文化对外投射力弱小、社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民主政治发展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中国低层次的硬实力所导致的诸如“中国威胁论”等负面效应有被国际社会有意或无意放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