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实力与大国崛起

第一章　传播、国家软实力与大国崛起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苏联解体为冷战画上了句点，美国独霸全球的梦想也终于成真。但是，中国的迅速崛起随即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了挑战。在“中国威胁论”迅速扩展的同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据此认为美国仍将继续领导世界。与此同时，因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而深化的传播全球化与商业全球化也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情势注入了更多的变量。此外，观光旅游产业、会议展览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陆续兴起，更突出了人际传播的重要性，并强化了绿色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性。这些环境、观念和技术带来的冲击为20世纪的落幕掀起了高潮，也为21世纪的起航奏响了精彩的序曲。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辞职；同日傍晚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也缓缓地降下；成立近70年的苏联自此落寞地成为了历史；自1945年以来互别苗头的美苏冷战也就此结束。冷战的结束实现了美国的霸权之梦，但是这种欢愉旋即因为中国的崛起而逐渐消失。对某些美国人而言，中国的崛起迟早会对美国的独强形成挑战。时任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的罗斯•芒罗（Ross Munro）在《政策评论》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掀起了新一波“中国威胁论”的风潮^[1]。他认为中国在完成经济发展的阶段之后，必定会依循“政治崛起”和“军事扩张”的路径挑战美国的霸权，因此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终将不可避免。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这种单纯的军事对抗观点。

1990年，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上发表名为《软实力》的文章，并于同年出版了专著《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成为最早以明确的方式提出与阐述“软实力”概念的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美国能够领导世界的原因不只是因为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Hard Power），更重要的是具备了卓越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等“软实力”（Soft Power）^[2]。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并未立即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招致了许多批评。美国资深政治家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在谈及“国家威望”和“国家吸引力”这类软实力相关的议题时，就曾经疾言厉色地批评说：“国际舆论吗？我不相信国际舆论是唯一要紧的力量。”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卡尔•托马斯（Cal Thomas）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美国仅凭借言行来降低敌人的威胁是个纯属虚构的主张^[3]。

软实力的概念出现不久之后，就在崛起的中国（东方）引起了相应的回应。王沪宁可以说是最早关注软实力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在1993年于《复旦学报》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中，将文化提升到国家软实力的高度加以探索。其后，庞中英在《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上发表的《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他》，张骥与桑红在《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文化：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等，都是较早针对软实力概念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后，软实力的概念因为约瑟夫•奈本人的不断增益及其他各种研究成果的积累而开始茁壮成长。同时，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确认，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成为显学的地位也日益巩固。软实力的核心在于强大的“说服力”与“吸引力”。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的适当操作，以说服或吸引他国的方式来达成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4]。强大的“传播能力”正是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基础。当软实力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的时刻，对软实力的意涵进行深入探索，并且从传播的视角对软实力的建构模式进行战略思考，是极具时代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