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与“软实力”

八、文化霸权与“软实力”

有关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已广为人知。本节重点评述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Gramsci）首创、旨在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文化霸权”论。由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葛兰西曾被墨索里尼当局投入牢狱。受到疾病劳累、同志误解和法西斯暴政迫害多重打击的葛兰西仍然保持着其过人的思维分析能力，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坚持阅读写作，其文字经后人整理成传世名作《狱中札记》（Gramsci，1971），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葛兰西在其短暂的职业革命生涯中，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工业基础薄弱的俄国取得成功，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带却难有真正建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解释，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压迫的劳工大众的阶级意识尚未觉醒，无法摆脱代表统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所致。在实践研究中，这一将普通民众仅仅看作是被动接受统治阶级思想灌输的受害者的看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使用强制暴力手段来维持其绝对主导的地位，是代价高昂且难以持久有效的做法。通过提供一定的物质回报以及利用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如教堂和大众传媒）为平台，统治者以怀柔的政治手腕，传播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以劝导被统治者来认同和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这种统治方式显然比使用军队和警察血腥镇压，要高明得多。如果统治者以此种方式运作权力取得成功，也就是说，当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在文化精神领域的占据的高地难以构成威胁时，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就开始发挥作用，稳定和维持阶级关系的现状。能否有效控制属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是统治者能否对被统治者（如劳工阶层或少数族裔）实现霸权的关键。在美国，代表18、19世纪新教信仰理念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利益的统治集团，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习俗强加给被征服的北美印第安土著居民，使之驯服和开化，是施行文化霸权的典型案例。

必须指出的是，在日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体现的这种霸权，往往不是绝对的。文化霸权自建立之日起，就随时有被挑战的可能。比如说，前文所论及的以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为指南、深得现代化理论精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包括拉美国家（冷战时期国际组织的主要受援对象）在内的第三世界，形成了足以主宰发展实践的话语权的文化霸权，最终引起了该地区知识分子和草根民众的反弹，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流派风靡拉美学术界和“依附”理论的产生（见第三篇专述）。

或许是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中获得了灵感，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通过著书立说，并结合自己参与处理美国外交事务的经验和体会，提出文化“软实力”理论（Nye，1990 ＆2004），一时语惊四座。如果说，葛兰西关注的是文化形式和社会结构是如何互相联系，通过“霸权”来维持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奈则急于回答的是，美国如何在炫耀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运用柔软却更为精巧的“软实力”（soft power），以和颜悦色的方式来向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敌国）推销其民主立国和市场自由理念。葛兰西认为统治者为了达到掌控被统治者的目的，通常会选择使用比绝对暴力更有效的撒手锏。同样，面对冷战后国际政治复杂形势，奈认为前总统小布什仅靠武力征服伊拉克，恐吓伊朗和朝鲜，而不善于利用软实力来解决问题，其结果自然是差强人意了。如何制定软硬兼施的外交政策，是新任总统奥巴马的当务之急。在奈看来，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应该是奥巴马的软实力之源。

尽管奈的“文化软实力”学说大有重拾葛兰西牙慧之嫌，我们得承认它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要棋高一着。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对于文化本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在拿文化说事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奈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接受当代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业已达成的共识，即文化是一个与权力实践紧密互动的过程。而对亨廷顿来说，文化似乎永远是静止不动、铁板一块的传统。即便是美国国内令人瞩目的“多元文化”现象，也没能改变他那属于19世纪的文化观。亨廷顿的谢世和奥巴马的上台，可能预示着“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领域将失去往日的影响力。而奈的“文化软实力”学说，也许对新任领导人修正（或放弃）“华盛顿共识”，重塑美国国家形象，为国际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办法。奥巴马上任后不久，就下令关闭了颇有争议的关塔那摩监狱，并宣布开始从伊拉克撤出军队。这似乎预示着，新总统比他的前任可能会更加认同“文化软实力”的妙处。相信智商和学历远胜前任一筹的奥巴马会使用更巧妙和更圆滑的策略来巩固美国的文化和政治霸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