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实力”的高端表征

◇姚广宜 侯月娟

国家领导人的公共形象作为一个较新的概念，是指国家领导人在政治活动中，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展现给社会公众的社会性形象。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瑟夫·奈伊教授指出，新闻、广告、娱乐等通过媒体进行传播的形式是一种“软力量”，它实际上代表着国家对信息权力的控制和运用能力。如果我们将大众传播媒介看作国家领导人与公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那么国家领导人的公共形象就是其与公众互动交流的直观平台。有奥地利媒体学者甚至指出：在现在这个时代，“媒体逻辑”打败了“政党逻辑”，政党跟着政党领袖走，政党领袖跟着媒体走。[1]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领导人是政府的最高代表，其公共形象伴随政府和公众认知而产生，具有高度权威性和影响力。

一、构建认同：领导人公共形象的内涵、动因与功能

所谓国家领导人，是指国家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在我国，国家领导人的范围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形象”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姿态以及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形象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2]随着时代的发展，形象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形象是事物内在与外显诸要素的总和，通过一定形式的信息中介之作用，在公众心目中引起的感知、看法与评价；它体现公众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反映公众对该事物的认同、喜爱与支持的程度。”[3]国家领导人的公共形象作为一个较新的概念，是指国家领导人在政治活动中，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展现给社会公众的社会性形象，具体由国家领导人实体形象、虚拟形象和公众认知形象三个子概念组成。具体来说，国家领导人实体形象即客观形象，是国家领导人的本原状态，包括相貌、着装、饰物、发型、形体、举止、仪态等元素，这是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的基石。国家领导人虚拟形象，即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媒介形象，是指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所塑造的国家领导人形象，是舆论对国家领导人的总体评价和总体印象。国家领导人的虚拟形象是对其实体形象的一种反映，是一种有倾向性的形象。国家领导人的公众认知形象，又可称为主观形象，是指公众对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认知或公众通过媒介传播所获得的对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认知。它在本质上是国家领导人虚拟形象对公众的一种影响，是国家领导人实体形象在公众意识中的反映。

国家领导人公共形象传播的动因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需要。近代第一个提出“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的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在任何一种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在政治统治中，这种自愿服从一般出于理想和信仰。韦伯指出，暴力统治可以通过信仰体系获得合法性。[4]本文所讨论的合法性，是指政府能持续地赢得社会（公众）的拥护。具体来说，包括政府本身的合法律性（宪法和其他法律）、权威性以及政府行为是否符合整个社会系统所持有的、信仰的政治文化。总之，一个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政府即被认为拥有权威，即拥有宪法规定范围内决策的权力，并预期获得广泛的遵从。[5]

“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古往今来，统治者和领导者无不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施政理念、施政行为、施政绩效来争取、赢得“民心”，获取民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可以说，良好的国家领导人形象，能使公众更加愿意与其进行沟通与交流，有利于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最终能够及时化解各类危机，有效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领导人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是政府赢得民心的长久之计。具体来说，国家领导人公共形象传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民众沟通，强化政治认同。国家领导人通过各类媒介向公众传播良好的形象信息，将其着装仪表、言谈举止以及思想信念、文化素养、领导能力等全方位展示在公众面前，可以产生直接的亲和作用，从而把施政方针、政策、理念层层传达至每位公众，甚至将影响扩大到国际上。这种沟通是公众对国家领导人形成政治认同、角色认同的前提。可以说，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是国家领导人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也是形成和强化认同的重要环节。

二是引导和动员民众，凝聚和鼓舞民心。国家领导人通过其领导实践行为，带领和动员全国民众努力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领导人需要引导和动员广大公众达成共识、凝聚力量，国家领导人形象成为动员、引领组织成员和示范的重要因素。“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言行，通过媒介形象的生动传播，可以对下属和公众的行动起指导和示范作用，调整和规范社会成员的关系和行动，其潜移默化的示范效应是难以估量的。”[6]

二、间接互动：传统媒体对国家领导人公共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著名的“托马斯公理”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将某种状态作为现实把握，那状态作为结果就是现实。[7]媒介是在一个既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中运作的。研究发现，这些因素会影响意见、态度与行为，也会影响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注意力和反应。[8]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在内的传统媒体，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传播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媒体是国家领导人公共形象建构与传播最主要的手段和渠道。

（一）印刷媒体：穿越历史的厚重记录

印刷媒体主要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在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方面，其本人的著述、传记、相关历史文献等书籍和杂志，可以使受众对领导人的个性特质、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等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从而在更深层面积淀成对于领导人的形象认知。

西方国家一些政府领导人往往通过个人传记方式回顾其从政经历，或是当政期间通过传记宣传自己，塑造形象。比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自传《抉择时刻》花了相当一部分笔墨描写其与中国领导人的相处之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任时，我决定与他也建立紧密关系。

与许多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样，他也是工程师出身。

一次在白宫东厅的午宴中，我向他提了一个我经常向各国领导人提起的问题：“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呢？”

我告诉他，我因担心会有另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而彻夜难眠。他马上回答说，他最牵挂的是每年要创造2 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我非常喜欢他的回答，这个答案很坦诚。这表明他担心那些下岗群众的影响。

这也表明他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关注自己的国家本身。[9]

报纸作为当今公众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在传播国家领导人形象信息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时政类的综合报纸。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和地位往往使其成为新闻的主角，报纸通过新闻报道，将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传递给受众，还通过对版面的设计、报道形式的选择、人物特写专访和图片报道等，更加直观和有针对性地报道国家领导人的信息。可以说，受众通过对印刷媒体的“深度阅读”能够更深层地了解国家领导人，对其形象的认知也更为深刻和持久。但是，以文字为主的信息传播往往不如声像传播那样轻松阅听和吸引眼球，这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印刷媒介对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范围和效果。

（二）广播媒体：用声音传播形象

广播媒介传播迅速及时，声情并茂、亲切感人，具有接近性、通俗性。这些特点也是其在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特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独创的“炉边谈话”成为国家领导人使用广播传播信息、塑造形象的经典代表。“炉边谈话”与一般广播讲话不同，就像与老朋友聊家常一样，罗斯福在谈话中频繁地使用“你们”“我”“我们”等人称代词和亲切的称谓，对每一名收音机前的听众而言，总统就像是对他本人讲话。所以有人说，“华盛顿与他们的距离，不比起居室里的收音机远”。甚至有民众把他的照片剪下来，贴在收音机上。此后，罗斯福将这种形式延续下来，一直到他去世。

2008年10月13日，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效仿“炉边谈话”，通过各个广播电台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广播演说，题为《大家好，我是总统李明博》，持续时间达8分30秒。此举主要是想“借助发表广播演说尝试与公众直接接触，以更好地推广重大政策、寻求公众支持”。[10]以此为起点，李明博会在每周一围绕一个主题进行10分钟以内的宣传政府政策的演讲。

（三）电视媒体：形象传播的立体平台

电视媒介所具有的视觉直观、声画并茂、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使其在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方面具有报刊、广播等媒介无法企及的优势。电视可以通过消息类新闻、现场直播、专题访谈、新闻纪录片等形式，在塑造和传播立体、生动、丰富的国家领导人形象方面达到最优的效果。

有研究者认为，国家领导人媒介形象这一问题滥觞于电视普及最早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电视刚在美国普及就被运用到了总统选举当中。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为了把艾森豪威尔塑造成一位平民出身、与乡土相连、从不忘本的英雄形象，电视顾问们决定以戏剧化的方式让艾森豪威尔在其故乡小镇上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当时现场电视直播还很困难，但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不惜工本，接上了几十里长的电路，运来大量器材，转播这个场面。经过精心筹划，出现在广大美国选民电视屏幕上的艾氏置身于家人亲友之间，语言朴实无华，笑容真挚感人；更让选民感到亲切的是艾氏身边还站着一位贤惠可亲的夫人，充分体现了共和党提倡的家庭道德理念；在观众的鼓掌欢呼声中，艾森豪威尔站在美国国旗下郑重宣布，作为一位军人、一位爱国者，他决定接受选民的要求参加总统竞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电视现场直播总统候选人宣布竞选，动人的电视画面形象让千百万美国选民激动不已，其效果比任何抽象的政治口号更鲜明、更感人、更有号召力，也为艾森豪威尔最终获胜奠定了基础。[11]

三、新媒体：国家领导人公共形象传播的新语境

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如果没有语境，就没有意义。”[12]所谓语境是指人们在交际活动中的各种语言环境。[13]当前，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14]可以说，新媒体语境下，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建构路径、阐释方式、传播渠道、形象监控等层面都面临着多重选择。

（一）公民新闻提供了多元化的表达渠道

所谓公民新闻，指的是由分散的网民自发进行的一种新闻传播活动。[15]1998年，美国新闻网站“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率先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该事件也因最早由公民发布而成为美国“公民新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我国，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公民新闻”亦日渐兴起，在一系列重大的突发事件中，公民积极参与信息发布的现象屡见不鲜。可以说，新媒体语境中，公民新闻为国家领导人的公共形象塑造提供了真正“去中心化”的多元表达渠道。

从新闻发布者来看，与传统媒体不同，“公民新闻”的发布者是分散的网民，他们大多数是没有经过专业新闻训练的普通民众，更多的是通过自己手中普通而非专业的信息采集设备——手机、小型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记录、制作并在某些网络平台上发布信息。与之对应的新闻内容生产过程也实现了“去中心化”。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体制、媒介体制等种种复杂因素所限，传统大众媒介中的国家领导人形象被宏大的话语叙事体系模式化，程式化报道遮掩了富有个性的多样化形象的呈现，普通公众所能看到的领导者往往只是出现在会议、视察、对外交往等公务活动中单一的程式化的一面，而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素质修养、个性特点等民众关心的一面却很少通过媒介展现出来。在新媒体环境中，新闻内容生产过程实现了“去中心化”，国家领导人的相关信息更加丰富多元，除工作信息和形象之外，生活方面、兴趣爱好、家庭状况等信息更易于流传和受到关注，这将促进领导者形象从单一走向多样。

（二）网络民意提供了现实化的目标指向

所谓网络民意，指的是民意在新媒体平台的呈现，它通常产生于由网民或网站设置的议题。这些议题主要是社会现状的反映。“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在新媒体普及之前，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体察民情的渠道存在覆盖面窄、程序繁琐、缺乏反馈等不足，借助新媒体，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可以畅通、便捷地体察民情、汇聚民意，与信息终端的社会公众进行沟通。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制度、法律、道德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民众所承受的紧张感和压力增加，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发泄途径。在这种情形下，网络空间凭借其所独具的传播特点成为非常适合民众的“减压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压力。可以说，新媒体提供的公共空间展示了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不少政府部门和国家领导人已经通过网络问政等方式实现了对这些需求的汇总和提取，并将之作为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参考。2009年6月，湖北省巴东县法院一审判决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镇干部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对她免除处罚。至此，备受关注的邓玉娇案基本尘埃落定。在此事件中，“网络民意”的力量得到了集中体现，其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有力地促使司法部门较为公开透明地查案、办案，特别是还原案发真相。同时，在地方法制并不完善的现实环境中，网上舆论有效地遏制了地方权力干预司法的可能，起到了一种特殊的制衡作用。

（三）网络对话提供了更直接的交流平台

“Dialogue”（对话）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的对话双方是相互尊重、完全平等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我们只有以对话方式才能谋求人生活在一起的乐趣，保持人对人相互尊敬的可能。除了对话我们还能有更好的交流方式么？”[16]新媒体所具有的平等、开放、互动的特征，很好地契合了对话的内涵，基于这个平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与公众的对话变得更加直接而频繁。网络问政，为网友表达、释放自己的真实意愿提供了便捷途径。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来到人民网，通过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胡锦涛在互联网上与网民的直接互动，在中国网民和国际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有评论指出，“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标志性举动，给世界上尊重和热爱中国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9年2月28日，时任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在网上倾听民情民意，纵论国家大事。可以说，“与网民在线交流”作为国家领导人与公众对话的新形式正在日益常态化。

四、多元互动：中国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的提升路径

可以看到，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应用政治传播的宣传技巧。但是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传播仍处于“去中心化”的起步阶段。在西方政治领域已被广泛应用的“公共演说”等概念尚未普及，本文试以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传播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并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的提升路径进行探索。

（一）整合利用媒介资源，实现新媒体运用的日常化

目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形象塑造的模式一般是主持或参与政治活动并通过传统媒体进行报道，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报道进行转播和跟进，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资源整合利用。2010年2月，刚上线的人民网人民微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名字——国家主席胡锦涛。博主资料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天内该微博的粉丝数量即迅速上涨并突破14 000，两天后因服务器拥挤，人民微博不得不宣布将其关闭。新媒体环境下，广大社会公众对于国家领导人通过新媒体进行互动的需求由此可见一斑。

在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已经实现了运用新媒体进行形象传播的日常化和渠道多元化，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被形象地称为“新媒体总统”。他曾在社交网站Pin－terest上分享了自己最爱的家常辣椒酱配方，许多网友对配方中的新配料——红葡萄酒醋进行热议，受关注度甚至高出了医保改革等问题。[17]奥巴马使用推特（twitter）与公众互动十分频繁，截至2012年7月11日，他在推特上共发布了4 745条微博，粉丝数量达到1 737．8万。其微博内容涵盖了国事活动和日常生活。比如，乔布斯逝世后，奥巴马就发微博表达了对他的悼念：“安息吧，史蒂夫·乔布斯。奥巴马2012年竞选团队的所有员工感谢你创造的这所有岗位——包括我们的。”

（二）善用“感性政治”艺术，实现平民化、生活化传播

政治象征理论代表人梅利亚姆在《政治权力》一书中提出了“理性政治”和“感性政治”两个术语。所谓感性政治，是为了维护权力而使用的感性的“应使人激动的东西”，即通过某些象征和仪式，调动人们的感情和情绪来维护权力。他认为，像纪念日、拥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歌曲、故事、历史等，都是“感性政治”的代表物。[18]那么，将“感性政治”艺术落实到技巧层面，在《宣传的艺术》中Lee＆Lee提出的著名的七种宣传技巧，其中一种为平民法，即某讲话者以他和他的观点来自于“人民”为由，试图让受众相信他们。平民法被广泛应用于政治传播领域，用以帮助政治领导者塑造“只是普通人”的形象，从而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国外领导人都比较重视利用个人业余生活来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如日本前首相小泉是个Elvis发烧友，展示了他时尚的一面；普京喜欢练柔道并且是黑带，这和他一直以来的硬汉形象非常契合。美国政治人物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克林顿夫妇在巡回竞选中，穿便装、做草捆，展示“只是平民”的形象；奥巴马喜欢汉堡，并亲自去汉堡店排队；第一夫人米歇尔和小学生一起在白宫后院当“菜农”……这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举动，无疑都从侧面展示了政治人物在生活中的性格和品质。

传播学的说服理论认为，在传播中，特别是在广告中，声画并茂的传播方式能够增强说服力：一是有助于吸引人们的注意；二是有助于增进人们对消息内容的学习；三是图像引起的正面情感反应可以转移到消息的其他方面。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于领导人的媒体报道更加注重图文、声画并茂，更加倾向平民化、生活化。从2012年12月新华社刊发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物特稿可以看出，内容不仅涉及了个人的简历，更突出了对其在工作中的某一件事、某一决策制定过程、某一句话、某一个表情的描写，这些文学性手法的运用，无疑使报道更加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以习近平同志的英文特稿为例，新闻图片就包括了他在浙江清远镇一农户家做饭、年轻下乡时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陪伴母亲散步、与夫人在一起、带女儿骑车等诸多生活化场景。由此可见，以日常生活为着眼点对领导人进行形象传播，可以更好地满足受众的选择性接触心理和情感诉求，从而潜移默化地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和好感。

（三）掌握符号语言规律，传播个性化的典型形象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政治分析家说：“在政治形象上，中国领导人很少标新立异，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马克斯·韦伯在《社会与经济》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种统治法：“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魅力型统治是“与个人的魅力品质的适用及其实践考验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奥巴马坚持自己的草根形象，英国前任保守党主席大卫·卡梅伦以骑脚踏车上班闻名，前总理温家宝的两次日本之行均以“晨练外交”赢得赞誉一片……事实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物的形象营销时代，“只要有一段金句，有一两个亮眼的行动，传媒都会将之无限放大，传播的范围无远弗届”。

一是语言符号。领导人掌握语言表达技巧，对于塑造自身良好形象十分关键。国内有学者总结的评估语言的标准是真实性指数、清晰度指数、激情度指数和官僚化指数。真实度指话语的可信性，清晰度指话语的易懂性，激情度指话语的鼓动性，官僚化指话语的亲民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演讲非常强调群体性，注重将自己摆在广大民众中。此外，他还善于用口语，在必要时用简短标语“喊口号”。奥巴马的竞选网站的标语从“JOIN THE TEAM”（加入团队）改成更加随意、更口语化的“GET INVOLVED”（来参与吧）；在2012年竞选时则用了更加年轻化的“ARE YOU IN？”（你来不来？），投票的红色按钮上则写着“I’M IN！”（算我一个！）。

二是非语言符号。美国学者L．伯德惠斯特尔估计，在两个人传播的场合中，有65％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传递的。事实上，在一个传播链条中，非语言符号比语言符号的传播发挥着更大的效用。根据凤凰卫视《世界看中国：中国政治人物形象》介绍，很多西方学者试图通过中国领导人的着装来解读中国。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费志远（Nels Frye）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虽然中国发生了巨变，但是国家领导人的着装从未改变，在政治会议中统一出现的黑西服、黑头发、白衬衫，被戏谑地称为“黑色时尚”。有学者认为，现代领导者的基本服饰应遵循整洁得体、庄重大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很多国家领导人更是引领了时尚潮流，比如被誉为日本政坛明日之星的横滨市市长中田宏以日本“牛仔裤穿得最好看的人”而著称等。目前，我国领导人服饰的趋同化虽然凸显了执政党的统一性、延续性和稳定性，但阻碍了领导人的个性展现。

此外，相比于静态的非语言符号，举止和姿态等动态符号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从政治学角度讲，领导人的举止和姿态属形体政治艺术范畴，国家领导人应善于利用举止和姿态来塑造和完善自己的形象。美国总统比较典型的肢体语言符号有克林顿喜欢抿嘴，用手托下巴；老布什喜欢握拳头；里根喜欢用手指人以及跷二郎腿；奥巴马善于使用一些强势的手势来彰显自己的力量和信心。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ndwiek）所言：互联网具有技术的天生政治性，但是它的政治性是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当前，新媒体正逐渐获得主流的社会地位。201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可以说，新媒体时代的互动传播方式正在掀开中国政治传播的新篇章，也给国家领导人的公众形象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

〔姚广宜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侯月娟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1] 〔德〕托马斯·迈尔等：《热话题与冷思考（十六）——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2]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81页。

[3] 吴东林：《关于“新闻策划”理论研究的思考》，《新闻世界》2000年第3期。

[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5] 〔美〕詹姆斯·W．费斯勒、唐纳德·F．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第二版），陈振明、朱芳芳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6] 龙永枢、杨伟光：《领导者媒介形象设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7]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8]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

[9] 〔美〕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东西网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10] 《李明博效仿罗斯福“炉边谈话”进行首次广播演说》，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3日。

[11] 林宏宇：《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1952—2004）》，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12] 转引自李彪：《舆情：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版，第41页。

[13] 王超群：《语境的构成因素及语境歧义分析》，《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4] 周瑞金：《下十年应突出社会体制改革》，来源：http：／／news．ifeng．com／special／2020／a／200912／1228＿9039＿1490746＿1．shtml。

[15] 彭兰：《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6] 转引自〔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17] 《解构奥巴马超级营销术》，2012年9月29日，见http：／／www．shichangbu．com／article－6115－1．html。

[18] 转引自张晓峰：《政治传播与政治象征理论评介》，《现代传播》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