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实力与传播意理

3.5　国家软实力与传播意理

尽管中国“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的论述在各个层面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与普世性，也能够充分地反映出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期望，但是能否真正取信于国际社会，不被误解为扩张崛起空间及排除崛起障碍的手段，则视各种国家行为所传播的意义。因此，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政府和民间的行为所呈现出的意义才是决定和平崛起战略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从系统的观念来看，传播在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层面作为后续思考和关注的要点：

（1）从国家形象的层面：国家形象虽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但却是人们对某个国家进行价值判断及作出回应的重要依据，因此从软实力的视角来看，各种传播行动的意义就在于为国家赢得好名声，并在这个基础上，为国家建立威望及强化国际影响力。好名声的建立不能只是纯粹的宣传行动，而是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国家力量的提升，让自己的主张与成就成为事实，然后从各个不同的传播渠道流向国际社会，才能获得他国人民的认同，为国家建立真正的好名声。若是急功近利，以编造的信息大肆宣传，就可能适得其反，不但对国家的形象没有帮助，反而造成损伤。

（2）从大众传播媒介的层面：迄今为止大众传播媒介仍是传播效果最为宏大的传播网络。但是基于其单向传播的特性，对于信息反馈的搜集十分不易。此外，大众传播媒介虽然传播对象遍及全球，但是能够运用大众传播资源的人员却十分稀少，因此是一种不对称的传播行为。特别是，这些能够运用和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的人员（包括记者、编辑、媒介拥有者和政府部门等）往往不是站在自己国家政治或文化的视角，就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对各种信息进行挑选、陈述与阐释，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其立场和观点所导引。这种无形的守门人效果和编辑室的自我新闻检查，往往是造成报道偏差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在大众传播媒介仍被西方世界牢牢掌控的状况下，可以说情况更为严峻。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力量的衰退，这种报道与解读的偏差，可能会因为立场的不同和利益的冲突而更加深化。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思考与规划，矫正这些偏差或加以运用，对于国家软实力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3）从人际传播的层面：相较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范围小得多。即便是参观人数高达7000万人次的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与顷刻间就能涵盖全球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其传播范围与传播速度仍然显得十分渺小。但是，人际传播的亲身性与双向性却更能让传播行为中的双方动用更多的感官机能（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进行感知，并以自己的视角对事物进行诠释，以及通过连续性的互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与修正自己的观点。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可以逐渐聚合，在相互理解的状况下，建立共识与友谊。因此，如何扩张人际传播的范围，作为增加直接接触的机会，并借此增进互动和理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点。

（4）从产业发展的层面：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目前全球最关注的议题。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产业建设的基础之上，而产业的建设方向、发展的状况与产生的效益也是判断国家发展程度和验证国家主张是否正确的重要根据。在全球产业发展绿色化、文化产业创意化的趋势下，产业建设除了要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之外，还必须呈现环境保护、文化特色与创意特性的价值。因此，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发展观光旅游产业、会议展览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不但符合绿色发展观的目标，带动经济与产业转型，而且可以作为重要的人际交流平台，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及建立深厚的友谊，而这正是既可以提振经济，又可以为国家营造良好的形象和提升软实力的双赢战略。相信这就是胡锦涛主席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41]的原因。

【注释】

[1]［美］约瑟夫•派恩，詹姆斯•吉尔摩：《体验经济时代》，（台北）经济新潮社2003年版，第10页。

[2]任东波：《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41－52页。

[3]［美］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4]［美］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

[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4－161页。

[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7]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德］马克斯•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9]［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文明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谢立中，孙立平：《20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1]［美］迪克逊•麦克特：《大萧条时代：1929—1941》，秦伟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12]张宏明：《非洲中心主义：谢克•安塔•迪奥普的历史哲学》，《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第48－53页。

[1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5－144页。

[14]旧译含族，又称哈姆人。昔日非洲学中，含米特人一般被分为北支和东支：北支指柏柏尔人，东支指古埃及人、科普特人和库希特各族。根据近现代的研究证明，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含米特语族，旧称含米特诸语言应分成古埃及语、科普特语、柏柏尔语和库希特语。而使用这些语言的各民族甚至不能构成统一的种族，埃及人和柏柏尔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白种人），库希特人属于埃塞俄比亚人种（黑白混合种人）。认为黑人低劣、黑非洲文明由外面传来的含米特论，实属种族主义的偏见，在非洲学中已被否定；“含米特人”一词也已很少采用，而改用它原来所包含的各个民族的具体称谓。

[15]张宏明：《非洲中心主义：谢克•安塔•迪奥普的历史哲学》，《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第48－53页。

[16]任东来：《族性迷信与历史的意义》，《读书》，1996年第12期。

[17]Schlesinger，Arthur M.，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New York：W.W.Norton Co.1992.

[18]Schlesinger，Arthur M.，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New York：W.W.Norton Co.1992.

[19]盛邦和：《内核与外源：中日文化论》，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20]［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1]［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任东来：《族性迷信与历史的意义》，《读书》，1996年第12期。

[2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24]李秀石：《亚洲价值观的形成与其发展》，《欧亚观察》，2002年第3期，第25页。

[25]［美］约瑟夫•派恩，詹姆斯•吉尔摩：《体验经济时代》，（台北）经济新潮社2003年版，第301页。

[26]张海夫：《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世界历史意蕴》，《理论界》，2006年第8期。

[27]俞新天：《和谐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页。

[28]罗建波：《中国崛起的对外文化战略：一种软权力的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10卷第3期，第97－100页。

[29]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91－96页。

[30]孔亭：《论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9卷第3期，第76－79页。

[31]刘浩、杨连生、杨建华：《和谐社会视角下文化软实力及其建构》，《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1卷第3期，第399－403页。

[32]肖亭：《胡锦涛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新华网，2007年10月15日。

[33]黄仁伟，胡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软力量建设》，《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4－12页。

[34]《对中共柔性国力（Soft Power）面面观》，《中共研究》，2007年，第41卷第9期，第106－121页。

[35]周贺：《温家宝总理哈佛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人民网，2003年12月11日。

[36]郭桢：《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9年11月27日。

[37]傅云威：《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陷迷局，“中国威胁论”升温》，《中国证券报》，2010年6月1日。

[38]《美就中国军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别有用心》，《文汇报》，2010年8月18日。

[39]《印反对党领导人散布“中国威胁论”，称勿忘1962中印冲突》，《环球时报》，2010年9月6日。

[40]《中国的“软权力”与和平崛起》，《中国评论》（月刊），2007年10月号，总第118期。

[41]孙海悦：《十七大给文化创意产业带来新机遇》，《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