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中的“软实力”建构

中非关系中的“软实力”建构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the“Soft Power”Construction

王耀东

长期以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和非洲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建立了“患难与共”、“真诚帮助”的历史友谊。⁽¹⁰²⁾这主要得益于中国长期不懈地在非洲的“软实力”方面的建设，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合作的范围更加广泛，政治上互信增强，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建设也更加重要，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将从“软实力”的概念、投资者与机构以及“软实力”的效力评价三个方面论述“软实力”建构。

一、需要准确界定的“软实力”

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进了非洲，投资、修路、筑坝，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非洲的面貌。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中国的“魅力攻势”以及伴随着它产生的“软实力”，其定义究竟应该是什么？中国如何摆正自己的态度，以合适的方式帮助非洲、影响非洲，收获中非友谊。⁽¹⁰³⁾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软实力”解读

“软实力”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最先提出来。他最初的设想是如何将美国的权力变化概念化，奈指出，在冷战后的全球秩序下，权力的不断变化可以通过外交政策中非强制性工具不断上升的重要性清楚地体现出来，让别人去想你想要什么，这是权力概念的主旋律，“软实力”是权力概念的延伸及组成部分。⁽¹⁰⁴⁾

首先，影响他人行为的目的有三种途径，即胁迫、报偿和吸引。“硬实力”采用的是胁迫和报偿手段，“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对方来获取更好产出的能力。“软实力”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之一，权力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论的概念，有两种理解：一是国家如何利用自身的物质资源来强迫另外一个国家去做它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权力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接受、抵抗或者改变的能力；二是选择以代理者作为重点来定义，通过强迫、刺激或者吸引来影响他人去做从而自己获取想要结果的能力。

其次，“软实力”概念的核心是吸引力因素。“说服他人去遵循”是吸引力的关键所在，正如詹尼斯·马特恩指出的那样，“吸引力是相当主观的”，既然是主观的，那么这就对吸引力的性质提出了多个问题。代理者可以控制议事日程和结构主体的偏好，因此，有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很有吸引力，其实，并非如此。⁽¹⁰⁵⁾

再次，“软实力”的来源是它区别于“硬实力”的元素，以及各种不同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采取传统的胁迫、诱惑等手段。“硬实力”和“软实力”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它们都展现了促使别人做出行动的能力，只是它们代表了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然而，软实力的来源有点模糊不清，有一些是“天然的”有吸引力的价值观，比如“自由”“人权”，它们又是建立在不同代理者之间的关系上的，它们是理性说服下的社会建构。

（二）“软实力”所表达的核心内涵

“软实力”资源是日积月累的。“软实力”的核心内涵包括：首先，“软实力”通过文化所产生的吸引力来运转，它的价值观，外交政策，这种文化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其价值观是全世界普及的及被认可的，同时也能提出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功能，经济发展也可以作为吸引力的一个来源，因为它嵌入在生活方式中、顺应了价值观的发展要求。其次，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是吸引力的重要来源，这些来源通过两种方式服务于软实力，一种方式是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进行直接援助，从而提升它的文化和价值观，并阐明其外交政策；另一种方式是间接的，它是经济副产品，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出现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再次，实力的定义。在行为方面指的是关系，软实力不仅取决于代理者，还取决于关系双方中主体角色的相互作用。

（三）中国学者理解的“软实力”

中国学者理解的“软实力”超出了奈的概念的原始理解，加入了经济手段，拓宽了实际效用。多数人指出，除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之外，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外交政策、代理者和议程设置，总结为三个方面：文化外交、多边外交以及海外援助项目。对于中国学者这样的解读来说，除了传统的军事胁迫之外，其他所有的措施都可以看作是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由此看来，这显然是有问题的。⁽¹⁰⁶⁾

我国通过对非洲政府进行直接援助，从而来提升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并且阐明我国的外交政策。由于代理者（投资商与机构）增多，中国很难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实现对非洲的直接参与，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软实力”工具是非常有限并且难以管理的，事实上，很多“天然的”软实力资源是在政府掌控之外的，为此，中国可以刺激软实力的增长，而不必要去刻意控制它。

二、实施“软实力”的执行者

中国以经济援助、减免债务以及扩大市场准入的方式参与非洲事务，这其实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战略。我国政府为了促进与非洲的商业联系，对在非洲的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信息、协调机制以及财政援助，因此，投资商与机构就成了中国在非洲实施“软实力”的执行者。

（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商与机构

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为投资商创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同时也使其更加有竞争力。如今，中国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我国的管理机构主要责任是推进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与在非洲投资的公司和商人的目标和利益有时会有所不同。

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外交政策也可能会产生影响，这就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在这种环境下，不同的投资商为了追求其目的，会与非洲国家不同的政府机构保持着关系。另外，我国政府的代理者还有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机构，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贷款机构和银行，还有省级市级政府，因此，政府对这些投资商和代理机构行为的管控必然越来越受到各种利益与竞争的限制。⁽¹⁰⁷⁾

（二）实施“软实力”的结构性难点

国家结构层面上的结构性难题。第一，商务部和外交部是主要的参与者。商务部显然涉及我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商务部划分为四个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能要求。第二，外交部侧重于政治问题。主要为我国领导人提供外交政策的建议，同时协助中国外交政策在海外顺利执行，对于非洲事务，中国的工商业界和商务部都与非洲有着密切的合作，外交部负责中国在非洲的所有领事馆和大使馆，监管日常事务。第三，国资委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国有企业的利润和价值最大化。第四，为了鼓励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已经建立了十个中心，用来促进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和投资，中心为中国寻求到非洲投资的企业提供业务咨询服务、专项资金并简化审批手续。这种从官到民、从上到下、多元的、全方位的代理者的主体结构，由于其利益诉求不同、目标指向不同、职能与功能不同，因此，实施“软实力”的影响难以持续，关键是结构性难点与问题突出。

三、“软实力”的效力评价

软实力作为一个概念它是建立在权力行为的基础上的，重点是代理者对非洲的吸引力。对于软实力的来源来说，沟通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政府的公共外交主要面对公众，通过信息的内容和交流的形式来实现，因此，软实力的手段包括各种各样的沟通交流方式，如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

（一）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总体评价

《中国对非洲政策》白皮书中强调：“中非友谊源远流长，基础坚实。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中非友好的传统，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¹⁰⁸⁾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转变，非洲大陆也逐渐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受益者。总的来说，非洲精英似乎欢迎中国对该大陆的兴趣。中国为许多国家提供了慷慨的贷款，使其得以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扩充农业和加强治安机构。或许最具吸引力的是，我国对这些投资不设定要求或前提条件，而且，中国专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得到许多非洲领导人的赞赏。

（二）实施“软实力”所引发的深层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就像是一块强大的磁铁。而事实上，最吸引非洲精英的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产生的“经济奇迹”一直是他们激烈讨论的问题。在政治关系中，中国也从未想过试图征服、殖民或奴役非洲。⁽¹⁰⁹⁾从中非交往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强调对非洲国家的尊重，这也体现在中国提倡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外交原则中。

尽管这可能会赢得非洲精英的欣赏，但是我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国际一些人的一块“心结”，中国国内一些人还在面对着现实中的无知和腐败，所以很多人也怀疑中国的“软实力”能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在一些人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难说中国在非洲运用了软实力。

综上所述，软实力是代理者和吸引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很难评价我国对非洲“软实力”的范围和强度。中国软实力的效力以及是否能够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地将自己推销给非洲国家，还在于非洲国家愿不愿意接受，更深层次而言，双方的价值认同才是中国在非洲“软实力”建构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