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软实力概念是一个点击率甚高且又非常时尚的政治话语用词，已被普遍用来作为评估一个国家或一届政府是否被人们看好的标识性指标之一。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正好是在冷战结束前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它有着反对战争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

1990年，一个叫约瑟夫·奈的美国外交官，针对冷战结束这一重大事件，提出这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软实力优胜”的看法，认为苏联不战自败，乃是西方民主政治与人权观念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不战而胜”的结果。其实，这里所谓的“不战而胜”，如果是指通过战争以外的其他方式而取得冷战结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是指没有任何人为的暗室操控，那就与事实不相符了。

早在苏美两霸相互对峙的冷战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推行其自由民主价值观，曾于1975年由美国、苏联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内的35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所谓“赫尔辛基协议”。这个协议表面上是为了承认二战后有争议的边界，并建立了一套解决其他争端的机制，但人权与基本自由是协议的关键部分。西方因而有充足理由推动并保护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非官方组织，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反对政府的种种行为。加之，苏联内部经济衰退、官场腐败，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层的政治经济政策，又采取了“休克疗法”这样过激的作法。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致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正如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所说的那样，“赫尔辛基协议加速了共产主义东方集团的灭亡”。这说明苏联的解体并非完全是由于美国“软实力”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苏联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起主导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开始关注的时期，那么，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在中东等地再次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最近几年，则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研究取得成果，使其“软实力”概念被人们普遍认同或接纳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不但曾作为克林顿执政时的国防部长助理，活跃于政治舞台，而且，还担任了哈佛大学行政学院院长职务，成为有名的国际政治问题教授、专家。他的新著《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获胜的手段》一书，就是在近年出版的。在这本书中，约瑟夫·奈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发动战争一举颠覆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却由于推行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策略，不注意利用“软实力”的力量，不注意外交方式与盟国的合作，不仅使美国在盟国中不得人心，而且还会在反恐战争中造成失利。

在此期间，美国《新闻周刊》的珍妮弗·巴雷特就“软实力”的重要性及“软实力”能如何帮助美国实现其目标问题，采访了约瑟夫·奈。这次访谈中，约瑟夫·奈不但对美国在伊拉克和其他国际问题上采取的“非常傲慢”的态度及“单边主义”政策提出批评，而且，还对“软实力”的定义作出了明确地规定。他说:“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如果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那么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威胁(或者大棒)，通过利诱(或者胡萝卜)，或者通过吸引和互相选择——那就是软实力”。^[1]这里，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一种吸引别人和影响别人的内在魅力。它既不是威胁别人的军事实力，也不是利诱别人的经济实力或金钱收买。

值得指出的是，鉴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连续107个月的增长，美国国内少数人提出用“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来为美国鹰派政治家的单极霸权理论提供论证。约瑟夫·奈之所以看重“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同他反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及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他看来，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19—20世纪欧洲帝国时期那样的帝国，其控制别国的政治实力已不能和当年处于巅峰时期的英美相比。美国的军事实力虽无人匹敌，但其经济实力也并非霸权帝国，在跨国关系层面权力被杂乱无章地分散着，美国并无完全控制他国的可能性。所以，他说:“美国使用帝国这样比喻来指导其外交政策。帝国无助于美国理解和应对它在21世纪信息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挑战”。^[2]由此，将“软实力”所表现出来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就显得特别重要。

此后，约瑟夫·奈不是写文章就是做报告，四处游说，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软实力”主张。2005年6月22日，他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应对中国崛起日本应增强软实力》的文章，认为日本外交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因为中国终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大国”，而“这种现实的经济增长和传统的儒教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软实力”。固然，日美同盟仍将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但“应对中国崛起须融入更多的能够吸引亚洲其他国家的内容。也就是说，需要采取旨在增强自身软实力的政策，……增强其自身在亚洲软实力的开明外交手段”。

2005年11月17日，就在东亚峰会即将召开之前，约瑟夫·奈又在泰国《曼谷邮报》上发表了题为《软实力是前途》的文章，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吸引力日趋减弱，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或‘软实力’有所增强”。在他看来，“日本文化仍然在产生潜在的软实力资源。现在很多迹象表明日本经济正在恢复发展，因此日本的软实力才能进一步增强”。而“中国与印度的希望在于未来”，“它们在潜在的软实力资源方面仍然落伍于美国、日本和欧洲”。

这里，约瑟夫·奈除了鼓吹日美同盟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打气之外，也谈到了软实力资源问题。他说:“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取决于其文化的魅力，国内政治和社会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及其外交政策的风格和实质。”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魅力、价值观念和外交风格是该国软实力的重要基础和资源，这也是软实力的根本力量所在。

2005年2月28日，在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其对外政策调整之时，约瑟夫·奈又在新加坡《海峡时报》上发表题为《布什发现了外交的重要性》的文章，认为布什第二任期开始，“软实力在华盛顿重新流行起来”，“布什为时已晚地发现了外交和软实力的重要性”。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巴黎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有关软实力的用语。她说:“我广泛使用‘实力’这个词，因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这里，赖斯已将包括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在内的软实力外交看得比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更为重要，反映了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所作的某些调整。此外，在这篇文章中，约瑟夫·奈又一次提出了软实力的基础问题。他说:“一个国家吸引力或软实力部分源自它的文化和价值观，但也来自一个国家合法的、谦逊的、把其他国家的利益考虑在内的政策。”约瑟夫·奈除了认为文化与价值观是软实力的基础之外，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应该说，这是约瑟夫·奈对软实力观念的一个重要发展。

上面我们已就约瑟夫·奈多次写文章论说软实力的有关情况作了简要介绍，虽然其每次论说的目的并不完全一样，但其文章内容的反对战争，期求和平，反对欺凌，谋求发展的要求，同当今全球化时代人们崇尚理智，崇尚创新，期盼发展，期盼合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他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也很快被人们广泛认同并加以实际运用。近些年来，中国内地及海峡两岸的各界有关人士，也在热烈议论有关软实力及如何增强软实力的问题，许多学者纷纷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2004年8月20日至21日，在上海还举办了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着重探寻国际背景下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战略选择问题。来自两岸三地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数百名学者，充分发表意见，对软实力的含义及其与硬实力的关系，如何利用潜在资源、提升软实力、强化和建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软实力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更为可喜的是，软实力概念或软实力主张，已被广泛吸收采用到企事业界和政府管理部门，作为一项重要的创新举措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对强化人性化管理，建构以“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