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的意涵探索

2.4　软实力的意涵探索

1962年，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两位著名政治学者，率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的《权力的两张面孔》中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Second Face of Power）的概念。次年，又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了《决定与非决定：一种分析框架》，对权力的“属性”与“同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也许是不符合当时国际情势的氛围，他们的观点并未受到太多的关注^[41]。20世纪80年代末期，冷战即将结束，国际情势面临重大转折。除了对“后冷战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国际问题产生焦虑之外，国际情势的发展趋势也让美国意识到过去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将无法应付未来的各种国际挑战。首先，“全球化”深化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Interdependency），因此国际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不能单凭少数国家的单打独斗。其次，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及日本迅速占领美国市场的态势，营造了美国即将衰落的悲观看法。于是，以《大国的兴衰》的作者、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为代表的“衰落主义”（Declinism）开始出现。尽管，主张“复兴主义”（Renewalism）的学者们认为美国并非衰落，只是国际社会中的权力性质和构成方式产生了变化罢了，但是他们也同意为解决“后冷战时期”各种国际问题寻找新的权力手段是刻不容缓的。“软实力”概念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990年，约瑟夫•奈分别在《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期刊上发表了《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专著《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明确地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之上，于是他写道：“传统而言，作战能力往往是检验大国的标尺，但是现在权力的定义已经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的重要性；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的作用日益显著。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军事力量的地位逐渐下降，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42]

此后，约瑟夫•奈不断著书立说，对“软实力”概念进行补充、修正和完善。在2002年出版的《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何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不能独断独行》中，他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傲慢专横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并再度重申“软实力”的重要性。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可谓是他对“软实力”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软实力”概念逐渐成为一个当令的概念，甚至成为时尚的口号。尽管从字面上理解“软实力”的意义并不困难，但是要为这个概念建立一个严整与周延学术性陈述却并不简单。事实上，连约瑟夫•奈本人在解释“软实力”的概念时，也只能使用引喻的方式，将“软实力”比喻为爱情，认为体验容易，难于表述，且不易拿捏与衡量^[43]。他又把“软实力”比喻为天气，认为：“虽然人人都在谈论它，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它。”根据约瑟夫•奈的描述，可以体会“软实力”是一种飘忽不定的力量，不过他强调这种力量似有似无，但是关键时刻却可能产生极大的效果。

事实上，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前，国际关系及政治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软性力量”的存在，只是具体的概念尚未成形而已。除了前述的彼得•巴克莱奇和摩尔顿•拜拉茨之外，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在《权力论》中也将“权力”定义为“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并且将“权力”的形式划分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44]。其中，“操纵”和“说服”两种形式其实都可以通过软性的视角加以解释。汉斯•摩根索则认为：“权力是力量加影响力。”^[45]其中的影响力就是属于“软实力”的探索范围。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解释则更为详尽，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而达成预期目标的能力。它可以通过说服他人遵从，或使他们同意的方式为之，并且通过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软实力可以依赖某人的观念或文化的吸引力，也可以依赖通过塑造他者偏好的标准、制度或设置议程的能力来达成。”^[46]随着“软实力”概念的正式提出，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于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剥离出来，作为独立的议题加以探讨。

约瑟夫•奈本人将“实力”明确地划分为“软实力”与“硬实力”两个层面。他指出影响他人行为的方式，既可以通过“威胁”和“奖励”的方式达成，也可以通过“吸引”他人的方式完成，前者是“硬实力”的应用，后者则是“软实力”的发挥^[47]。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硬实力”通常是经济、军事、外交等具体性的国家资源或力量，且其运用与执行的方式往往是“命令式”或“权威式”的，借由“大棒”的威胁或“胡萝卜”的引诱，以直接的方式迫使他人违背自己的心意，改变自己的意志去做本来不愿去做的事情；“软实力”则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规则制度等抽象性的国家资源与力量，以“同化”与“说服”的软性方式，及吸引和非强制性的手段，让他人心甘情愿地仿效追随、自愿地去从事你希望他们完成的工作^[48]。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强大的“软实力”，除了在平时会成为他国仰慕与学习的对象之外，在争端发生时也无需动用过多的资源与强制性的手段，就可以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国家目标。因此，“软实力”的强大可以降低“硬实力”的需求与动员程度。此外，当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具备了建立国际规范与主宰国际行为的能力，因此“软实力”在某些层面上，比“硬实力”更为重要。

虽然“软实力”的概念经过约瑟夫•奈的演绎而日趋完善，但是这个主张在美国却只被此时在野的民主党认同，因此没有如约瑟夫•奈所期望的，成为美国政府的施政重点。然而，与许多西方的学术主张相同，“软实力”虽然没有在发源地美国受到重视，却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评论家南方朔认为，这是因为“软实力”的概念与中国古代的“王道”思想相似，因此传到中国之后，“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理念”。“王道”是儒家主张的统治方法，其核心是以“道德”与“仁义”为准则来进行国家治理；“王道”与同期的法家所主张的“霸道”是两个极端。就其意涵而言，“王道”似乎等同于“软实力”，“霸道”与“硬实力”较为接近。“软实力”在中国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符合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国家情势与时代需要。基于“对内”与“对外”两方面的需要，“软实力”在中国的研究可说是风起云涌。

然而，“软实力”真是一个有用的科学概念吗？约瑟夫•奈以简单的“二分法”方式，将“实力”武断地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方式是有自我矛盾之处的，因为力量本身只有强弱，而无软硬之分。换言之，所谓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别，应该在于力量的运用方式，而不在于力量的性质。例如：在约瑟夫•奈的定义中，军事力量被归类于“硬实力”，因此也被定义为一国对他国施加“威胁”与“压迫”的力量，但是这个定义却无法对“军事交流”和“军事合作”提出合理的解释。国际社会中，通过军事交流与军事合作的方式来增加两国之间的互信与结盟，以达到维护共同安全的例证不胜枚举。军事交流与军事合作就是通过“说服”与“吸引”的方式来运用军事力量的例证，因此军事力量也具备“软性”的一面。同理，外交力量的性质亦是如此。如果运用外交手段去“压制”或“威吓”其他国家，让其屈服于自己，则外交当然是属于“硬实力”的范畴；然而，如果通过外交方式，进行人道援助或者协助他国发展，就是属于“软实力”的范畴。

事实上，即便是最没有争议的“文化”，如果以“强硬”的方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侵略，则也不应该被归类于“软实力”的范畴。这种以“胁迫”与“威逼”的手段来运用文化力量的方式，也不能被认为是“软实力”的发挥。因此，力量的划分应该取决于使用的方式，而非力量的属性。

此外，软实力固然存在，也的确能够发挥某种力量，但是却不一定如约瑟夫•奈所说的，某国可能因为崇拜另一国的价值观，就可能以那个国家为效仿的对象，并借鉴其经验来推动自己的发展和繁荣，而这种崇拜与仿效的行为正可以发挥让人追随的效果，而协助自己实现在国际社会中希望达到的目标^[49]。这种“同化”与“融合”的观点可说是“软实力”的核心概念，不过却似乎很难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具体实践。例如：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都希望自己能够如同美国一样，过着民主、自由和富强的生活，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这些国家和人民就会自动自发地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在崇拜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他们也可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大肆挞伐。因此，单纯地认为对该国价值观的认同就等同于对某国外交政策的支持，是太过浪漫与理想化的想法。

尽管从各种层面来看，软实力的确是具体存在的力量，也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发挥某种影响力，但是近来对软实力的诸多探讨，似乎有将这个概念“无限上纲”和“过度扩张”的现象出现。换言之，软实力的概念似乎有被神化的迹象，凡事只要抬出软实力，问题就好像可以迎刃而解了。这种对软实力一面倒的视角与先前漠视软实力存在的视角对照，似乎显得有些“过犹不及”。如果不加注意，就可能导致观察偏差或是立论偏颇的谬误。

综合以上各种评论可以得知，“软实力”虽然存在，也可以在某些层面发挥作用，但是不能被视为建立国家力量的“万灵丹”。特别是在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如果只靠“说服力”与“同化力”，不但无法发挥立竿见影之效，也可能因为“硬实力”的比拼与干扰，让“软实力”的潜移默化能力受到压制而无法发挥。例如：深受中国熏陶的日本，尽管在每个生活层面都充满了中国文化的身影，但是依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处处与美国对抗的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私下就十分喜好美国的职业篮球与电影^[50]。他的儿子金正男也曾经在2001年因为偷渡日本而被遣返，侦讯中金正男陈述偷渡的目的居然是为了要去东京迪斯尼乐园游览^[51]。据此可知，“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存共荣的关系。一个国家不能因为“软实力”的雄厚，就认为可以将“硬实力”的重要性降低或将建设的脚步放缓。相信这就是“软实力”在发源地美国没有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约瑟夫•奈本人后来也承认了这个现实，并且宣称国家力量的运用应该“软硬兼施”，并据此强调“巧实力”（Smart Power）的重要性^[52]。2007年，约瑟夫•奈与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Armitage）在“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了一个“巧实力委员会”（Smart Power Commission）。这个由现任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往届政府官员、退役将军、商界精英等20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被舆论认为对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同年，他们联名发表了以《一个更加聪明和更加牢固的美国》为题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53]。

从“巧实力”概念的提出可以发现，对于“软实力”的认知与界定已经更加清晰与明确，也为国家力量的建构与运用提供了更清晰的观察层次，即：（1）建立实力的主张层面（理想面）；（2）建立实力的资源层面（资源面）；（3）建立实力的情势层面（环境面）；（4）建立实力的能力层面（技术面）；（5）建立实力的方向层面（方向面）；（6）实力的运用与搭配层面（战略面）。而图2-2即为根据以上六个层面的演绎所绘制的战略发展与思考图。

图2-2　国家力量的产生与运用流程

资料来源：经笔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