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软实力的目的

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别人影响别人以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力量。这就是说，软实力作为一种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方式，始终是服从或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的。由于政治目的的不同，软实力所要突出表现的方面也就不同。这是由于软实力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是依靠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商业手段、国民素质，以及领导阶层驾驭时局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等所显露和发挥出来的无形的影响力或吸引力。概括而言软实力大致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理念的感召力、文化特色的感染力、外交政策的说服力、国民形象的凝聚力和领导阶层的亲和力。总之，它包含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其增强软实力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提升其综合国力，使中国能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同时，抓住机遇不失时机的发展自己。因此，增强软实力、提升软实力也就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操作指针和重大战略举措。从现实任务来看，增强软实力的目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有利于强国富民。

近些年来，自约瑟夫·奈提出这个具有前瞻性创意的“软实力”概念之后，国际社会盛行“软实力”与“硬实力”之说。美国的自由派国际问题专家都对布什政府动辄以导弹大炮吓人的“硬实力”政策深恶痛绝，认为美国应当告别炮舰政策，做“谦卑的强权”，以“软实力”主导世界。何况在当今世界“硬实力”也已被证明不是可以完全解决现实国际问题。例如伊拉克、朝鲜、苏丹等地的局势、反恐战争，以及中东的巴以冲突都表明，仅靠硬实力，哪怕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实力，也难达到预防战争或恢复和平。而“软实力”作为一种暖暖含光的柔情影响力，不像导弹枪炮所代表的“硬实力”那么让人痛恨，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包容，也更容易从对方获取回报和馈赠。所以，如前所述，布什的第二任期已在对外政策方面做了某些调整，以缓解某些矛盾，减轻种种压力。

更为有趣的是，热衷于谈论“软实力”的约瑟夫·奈，竟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想在日本推行他的“软实力”主张，企图在保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要日本政府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挑战，以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来取得亚洲人民的赞赏。这种做法，正好形成“二律背反”的两难选择。既要日本坚持日美同盟做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代理人，这就意味着要日本继续走军事扩张的老路，这样一来它能认真反省历史，在中日和日韩等国关系方面来表现自己的“软实力”吗?要日本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以取得亚洲人民的赞赏，首要的就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历史问题上表达诚意，像德国人那样彻底清算二战期间残酷屠杀别国人民的罪恶，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达不到军事扩张的目的。

在中国推行软实力策略，从国情来看，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关系，为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则要更多地或主要是着眼于国内建设。目前我国重视软实力与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要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在发展进程中就不能把注意力仅仅盯在经济增长、外汇收入等“硬指标”上面，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科学、教育、文化、法律、人才素质全面提高等“软指标”。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正是这些软指标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忽视，对此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由于中国推行“软实力”主张是出于富国强民的目的，并不像某些外国人所说的那样，是要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去“威胁”别的国家，因此，增强“软实力”乃是当今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成分，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赢得外国朋友的赞赏和支持。如缓和台海冲突，邀请台湾政党领袖参观，举办两岸学界、商界人士论坛等，对缓解地区冲突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要有利于合作发展。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推动着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之间的经贸和文化的交流、合作与发展。在这种交流与合作发展中，一个国家是站在互惠互利、共谋生计的立场还是采取以邻为壑、欺凌敲诈的态度，就成为最能显示其“软实力”的地方。特别是当一个国家愿意坚持以一种非自私自利的方式来解决其他国家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其软实力的增强是谁都看得清楚的。当然，这样做反过来也要投入资源、担当责任、承受牺牲。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从而使东南亚各国经济免遭更大的冲击。这对中国而言并非没有代价，不过中国也因此而赢得东亚其他国家的尊敬，由此也获得了更大的软实力。另拿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态度来说，也一直坚持了睦邻、富邻与合作发展的友好方针。当美国以“硬实力”竭尽所能干预东盟事务时，北京却放低身段与东盟快速发展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软实力不是“强制性的实力”，而是“分享互利的实力”。在中国与东盟等其他国家的互利互动中，人们看到了中国增强其自身软实力的种种表现。

当然，软实力看似实力，但在终极处都是“非实力的实力”。辩证地看，软实力乃是要成其为大，必须先使自己谦卑渺小，让优质的善良及文化底蕴使人觉得可亲的一种实力。在这种可亲的实力之后，带来的方是回报与商机。例如当中国掌握到凸显自己的适当机会，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世贸部长会等其他重要国际活动，就需将温柔、格调、价值、风采等在无形中渗透进去，并表现出来，给世人造成一种“可亲的实力”，让那些络绎前来的国际人士和积极参与的商贸经理产生心灵的震撼和深刻的记忆，并转化为投资的愿望和行为，这既可以让城市的硬件建设焕然一新，也可以带来无限的商机。这个时候，本是对别人的一种实力的“软实力”，却成为一种改变自己的实力了。中国和平崛起，正是将这种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转化过程当做与邻国合作发展的一种契机。

其三，要有利于长治久安。

中国不但在参与国际事务中要以“软实力”引领时代潮流，而且在国家内部的改革开放和文明建设中，也同样要坚持以“软实力”领先发展的势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坚持“共同富裕”不断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国内，尽管已如前所述在加强“硬”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强了科教和法制等领域的“软”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总的来说，这些领域的改革仍然滞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今后应将其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重点。

中国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于提高管理人才的素质，并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人才提升到技术密集型人才的水平。为此，中国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又再次强调繁荣和发展作为软实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并由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层从战略高度加速推进我国软实力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强度。此外，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的科学发展观，既凝聚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哲学智慧的精髓，又汇聚集结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放眼未来的理性思考，可谓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从根本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中国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正是要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培养造就一大批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功底扎实、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年富力强且政治业务素质良好的青年理论骨干。

其四，要有利于传承文化。

约瑟夫·奈在谈到软实力资源问题时，一再提及文化及价值观念对增强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中国和平崛起，必然要把构建和强化软实力放在重要位置。在强化和构建软实力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将发挥重要而又极其独特的作用。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儒家、道家、墨家的诸多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被运用于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世界的目光愈来愈投向中国。

但是，在现有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下，中国在构建软实力并借以发挥国际作用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西方意识形态的阻击，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干扰。这也就是说，中国软实力的成长面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软实力的挑战。中国青年一代正在受到美国这种软实力的浸染，这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文化传承都形成威胁，使中国更加感到构建与强化软实力刻不容缓。

面对美国文化霸权的挑战，我们应冷静科学地加以思考，西方文化固然有其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一面，但也有其向外扩张、欺压弱小的一面;中国文化虽然有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一面，但也有其仁爱和平、包容凝聚的一面。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仁爱”精神和“包容”气度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已为更多的国际友人所认同，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根据。这一点，我们应当看到。我们应在尊重并吸收那些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认同的文明准则、价值观念和理想信仰，将它们作为构建新价值共识重要资源的同时，应当凸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中引申发展出新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和新的全球视野中的全球共识。因为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又是古代东亚文明体系中的宗主国，在处理国与国、族与族、文明与文明的关系上，已积累了上千年行之有效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经验，可以说，它是人类应对挑战的“战略信息储备库”，它在今天文明对立、大国对立、南北对立的人类政治场景中仍能发挥其良好作用。因此，在构建软实力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和优秀传统贯穿其中，并突出地显现出来，使中国文化的血脉永世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