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审美生存的本原与精神

第一节　“天人合一”审美生存的本原与精神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老庄生态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其核心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实现人和自然的和合共生。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溯源于商代的占卜。《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把有意志的“神”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万事求卜，凡遇征战、田猎、疾病、行止、建屋等，都要求卜于神，以测吉凶祸福。这种天人关系实际上是“神人关系”，由于殷人心目中的神的道德属性并不明显，所以殷人与神之间基本上采取绝对崇拜、盲目屈从于神的形式。

先秦时期，周人从人性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论述了人与天地的合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提出了“先天弗违”即不违背天道，“后天奉时”即顺应天时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宇宙论命题：“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不言不语，却操纵着自然界四时的变化和万物的生灭。孔子心目中天是有意志的天，人格化的“天”。“天”是操纵人间万物命运的主宰，而皇帝是授命于“天”管理国家的“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这样，天人合一的国家政治结构就稳固地搭建起来了。

战国时期，孟子的天人观具有浓厚的主观伦理色彩，即“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性”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扩充善端，来实现知天达命、天性与人性、天心与人心的统一。荀子对于天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故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天与人各司其职。

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观点，认为天与人具有相同性，天人可以相互感应。这一认识既不同于原始神秘主义的神灵崇拜，也不同于自然天道观，而是融自然规律、伦理原则和神秘权威于一体的天人观。

宋明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派思想家所共识与接受。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首次提出“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学说，认为人性与天道存在着有机统一的品性——真诚。有诚故有明，但人需要通过“明”达到对“诚”之天道的把握，以实现天人合一。“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诚明》）心学一派从道德心理的根源性和心的体用关系阐发了天人合一观。王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的泛爱万物的思想，通过“良知”，把天与人及世间万物统一起来，既是人性的自然表露，也是人类最高的伦理情感，是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责任意识，达到了儒家天人观的最高成就。

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孔孟以及其他诸子百家。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三者以“道”贯之，人生追求的目的不是认识、征服自然，而是博爱万物。庄子认为，人与天、地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与人是统一的，因而反对人为干涉自然，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的忘我体验来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老庄思想中的天，无论是指自然而然之“道”还是指自然本身，都没有人伦的含义。老庄极力推崇的“自然无为”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究竟至极的意思。“道”是最高的原则，是自己如此，不受制于任何他物。在老庄那里，“一”既是“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天共合于“道”。与道为一则“无为”，“无为”即听任万物之自然。人能顺乎“道”，顺乎自然而然就是“无为”，而“无为”就能做到“无不为”。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更多地讲人的精神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是他所明确界定的一种“天人合一”境界。这里的“一”也是指“道”即自然，自然而然，人与天地万物共合于自然而然之道。一旦通达“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与我、人与物的分别，都已经不各自存在，而已融化成一体了。“庄周梦蝶”就是人臻及“天人合一”境界的最典型、最生动的表现。庄子的“天人合一”境界比起老子的“复归于婴儿”的境界来，更多地具有审美意蕴。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审美意蕴主要源于庄子的“天人合一”生态审美思想。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最早的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为基础，经过了宗教化、哲学化的演变过程，最终形成追求“天人合一”审美生存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又是社会法则，更是审美存在的人生理想，是中国古代先贤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主流思想。老庄生态美学思想以“天人合一”作为终极旨归和最高境界，具有无限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