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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平等思想解说

时间:2022-07-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最早具有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的思想家首推庄子。庄子的平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珍贵遗产,它是建立现代价值体系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料。由于庄子的平等思想论者极少,下面就谈谈这个问题。我认为“等贵贱,齐是非”正好体现了庄子平等思想的两个侧面。庄子的平等思想主要体现在《齐物论》和《秋水》以及一些寓言中。整个宇宙生命都是由气所生,这是庄子宇宙观的一个基本思想。

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最早具有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的思想家首推庄子。庄子的平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珍贵遗产,它是建立现代价值体系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料。由于庄子的平等思想论者极少,下面就谈谈这个问题。

过去学者一般以“等贵贱,齐是非,一生死”来概括庄子思想,自然是不全面的,但它却道出了庄子思想的某些本质方面。我认为“等贵贱,齐是非”正好体现了庄子平等思想的两个侧面。“等贵贱”是指人类不分贵贱一律平等。“齐是非”一般理解为混同是非,抹煞是非差别,从而否定真理;其实它是指百家学说平等的意思。庄子的平等思想主要体现在《齐物论》和《秋水》以及一些寓言中。

先看“齐物论”是什么意思。

“齐物论”,宋以前以“齐物属读”,自王安石、吕惠卿始以“物论属读”。这两种读法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从《齐物论》和《庄子》全书看,应当合而读之,即以齐物、论齐一物论。《说文》:“齐,禾麦吐穗上平也。”引申为等同、平等、一致、整齐的意思。章炳麟谓“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也”(《齐物论释》),这显然是受西方和佛家思想影响所致。齐物、论即万物平等论,齐、物论即各家学说平等论。[1]前者讲的是宇宙观,属本体论范畴,后者说的是真理观,属认识论范畴。庄子的认识论是以其本体论为基础的。所以,以齐物之论齐、物论,就是从万物平等的宇宙观看各家学说皆平等的意思。

万物为什么不平等?不平等的起因是什么?不同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庄子·秋水》也给予了明确的解答: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前二句申论万物为什么平等,后四句阐明不平等产生的原因。

何以万物皆平等?庄子首先从本体论来论证:“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根本不承认人有贵贱之分。“道”是什么?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十章中说道是万物之所以生的总原理,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认为道是“宇宙构成之基本原理”[2]。庄子是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看万物皆平等而没有贵贱差别的。庄子的“道”所谓万物之所以生的总原理或宇宙构成之基本原理,其含义有二:一是万物是什么使之产生的。庄子的回答是物各自生。《齐物论》说“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郭象的解释是:“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对“天籁”也解释说:“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二是宇宙由什么构成。庄子的回答是万物由“气”构成。这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是从宇宙由什么构成这个角度而言。《知北游》说“通天下一气耳”,又说“自本观之,生者喑頫物也”。整个宇宙生命都是由气所生,这是庄子宇宙观的一个基本思想。《大宗师》进而讲到人的生命构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宇宙由气组成,生死是气的聚散,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传统看法。《文子·下德》也称:“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直到康有为仍说:“天地万物皆同气。”(《中庸注》)又说:“万物皆始于气,生人生物者气也。”(《万木草堂口说》)由是庄子得出结论:人既秉气而生,气无贵贱,则人人生而平等,何来贵贱之分?《列子·说符》说:“天地万物与我垃生,类也,类无贵贱。”用“类无贵贱”论证人生而平等与气无贵贱论证的方法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庄子认为宇宙万物同根,而列子则认为宇宙万物同类。

我们再看各家学说为什么平等。

其次,从理论系统看,《齐物论》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劳思光说:“前二语表一切封闭性理论系统皆无上下之别,后二语补释之,谓其所以无上下之别者,因A概念下系统有一套系统之肯定与否定,非A概念之系统亦复如是”,若“一体平看”[3],各理论系统既各自独立,相因相生,自然它们也是平等的。

再次,从价值功能角度言,庄子深刻认识到,各种学说尽管对立,却谁也不能取消谁,而是相互依存、“彼是方生”的。“以功观之……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秋水》)成玄英解释道:“夫东西异方,其义相反也,而非东无以立西,斯不可以相无者也。”(《庄子疏》)“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齐物论》)没有他就没有我,没有我他也就无从体现。懂得东西彼我对立但谁也少不了谁的道理,那就可以明白各种对立学术理论的价值功能和定分了。因而,任何一种学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它们彼此是平等的,所以庄子主张“两行”。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正是以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为武器来立论的。他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能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并行而不相悖。”(《藏书·纪传总目前论》)康有为继承了庄子和李贽的这一看法。他说荀子“大攻孟子”有片面性,从而总结出学术思想的规律是“寡能相兼,鲜能相下”的,就是“朱陆之互攻,汉宋之争辩,亦其例也”。康氏更进而主张“精粗本末,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轻。如东西墙之相反而相须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车冰炭之相反而相资以成用也。故孟荀并尊已在战国时,而太史公并传,非谬论也”(《孟子微自序》)。孟荀、朱陆、汉宋各有是非,互有短长,不可或缺,皆可并行不悖,就是性善性恶各执一偏,但毕竟提出了可供人思考的资料,使人类知识得以从谬误中逐步走向正确。

最后,庄子还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证。庄子观察到事物是多样的,真理也是多方面的,应该多方位、多视角地考察,才能全面认识事物,把握真理之全。就事物属性而言,“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或如慎到所说,“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天下》)。凡物皆有是的一面,也有非的一面,岂能偏执一端!就观察事物视角而言,“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齐物论》)。从那一方就看不到这一方,从这一面就只能认清这一面。观察角度既然片面,所得当然只是“一察”之见而非真理之全。倘若“取所知之一端立以为根,则适以自隘”,再据之“以概天下”(《庄子解》),使天下都奉此片面之真理为绝对的真理,则更是要不得的了。不过庄子并不轻视这“一察”之见,庄子把各家学说比作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同为人体一部分,自不可少。又说它们“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天下》),不可偏废。由于真正的科学理论都具有真理和谬误的因素,所以不主张你否定我,我否定你,彼此互不相容,而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任其自由发展,是非“两行”,平等共存。看来百家虽互相水火,实则相反相成,相因相生。这种对待学术思想的宽容态度,正是继承了关尹老聃“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天下》)的宽宏雅量,与儒家一律视其他学说为“异端”而排之挤之的专横态度是大相径庭的。庄子的是非“两行”说反对的是独断论和文化专制主义,是为了争取学术平等发展。王夫之说“道家圣王齐物齐论,而不齐知,不齐思,不齐行”,是有利于学术繁荣和社会进步的。

前面讲了庄子的万物平等和学说平等理论,下面再谈造成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成玄英《疏》载:“大物情颠倒,迷惑是非,皆欲贵己而贱他,他亦自贵而贱彼,彼此怀惑,故言相也。”这里的“物情”似指人性。“夫人善于自见”,乃人性的弱点。庄子从人性说明“自贵而相贱”的原因,是从深层的人类心理着眼,从人的自身寻找不平等的根由。因为庄子认为,由于人们各“师其成心”,“皆囿于物”,所以有贵贱是非之别。但庄子认为不平等的产生还有外在的原因,这就是“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贵贱或不平等是人为地外加的,不是自身固有的。庄子努力探索不平等的起源,认为不平等有内在和外在的原因,虽然没有深入的探讨,但毕竟富有启发意义。

庄子的平等观不仅表现在宇宙观和认识论方面,也体现在人格平等和独立意识方面。前面说过,庄子是一个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极强的哲学家。冯友兰看到了这点。他说:“庄学中之社会政治哲学,主张绝对的自由……必主张绝对的平等,盖若承认人与人、物与物间,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而即亦不能主张凡物应有绝对的自由矣。”[4]不平等就没有自由。《山木》篇说:“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把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加以奴役的人,本身就不得自由,被人奴役的人,也有不自由的忧患。所以尧不主张奴役他人,也不被人奴役。这也是庄子的思想和理想。奴役人和被人奴役,都会使自己和他人处于不平等地位而不自由。因为这不仅是对奴役者精神人格的压抑、贬低与个性的扑灭,也是奴役者自我人格的贬损,二者都会导致真正“人”的丧失。《徐无鬼》里有一则寓言说徐无鬼去慰问武侯之“神与形”,武侯疑惑不解。徐无鬼解释说:“天地之养一也,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口鼻,夫神者不自许也。”庄子后学借徐无鬼的口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天地养育人类是平等的,不可自分贵贱。君王劳苦一国的人民供自己享乐,弄得心神不宁,一刻也不得自由自在。可见奴役者奴役他人,心神紧张,何来自由?这种反奴役意识标志着主体自由人格和独立意识的萌芽。在《庄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人的自由、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格平等、人道主义与人性复归这些与现代意识相通的观念。《逍遥游》中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无所谓态度,我以为庄子正是肯定了在异化社会中价值标准颠倒的情形下,不为世俗价值取向所左右的一种独立意识和自主人格。《德充符》中兀者申徒嘉“齐执政”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庄子的平等意识、独立人格的价值取向。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

《庄子疏》说:“夫出处异涂,贵贱殊致,我执朝政,便为贵大;汝乃卑贱形残,应殊敬我,不能逃让,翻欲齐己也。”一个被视为卑贱的残疾人,居然敢于和执政大臣平起平坐,同出同进,这种对传统礼制秩序的蔑视,对贬抑人格尊严的抗争,本身就是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表现,标志着主体性的觉醒。“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申徒嘉所追求者道德学问,由“先生之洗我以善”达到个人自我完善,而子产所重者形躯,且以贵骄人,以势凌人,两者价值取向殊异。这个寓言启示人们在屈辱和苦难面前要竭力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人格,捍卫自己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资格。这是深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主体性价值的一个深刻含义就是人格平等,而主体性价值恰恰是人道主义的核心。

庄子借申徒嘉“齐执政”争平等的故事,寄寓了他的平等理想,也是对礼制秩序的否定。中国的礼制秩序和等级规范源远流长。《左传》昭公七年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后来儒家据此为统治阶级制造了一整套奴役人的理论和制度,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礼制秩序和等级制度之上的。等级制度是封建礼制秩序的核心。我们不能把礼制秩序与封建制度等同起来,它比封建制度更内在、更深层,具有稳定性机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结束了封建制度,但礼制秩序特别是等级观念并未随封建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它还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新制度之中,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并非如谭嗣同所断言的“君主废则贵贱平”(《仁学》),推倒了皇帝就一定会有平等。不平等意识浸透在所谓贵者与贱者的细胞中,仿佛人为的不平等在人未生之时就为礼制秩序规定了的,天经地义的。儒家文化中的等级思想君君臣臣、三纲五常使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平等意识——陈鼓应说除儒家外,墨法、黄老也不否认等级秩序,庄子是唯一的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悲剧,幸好有老庄的道家文化与之抗衡,形成一种不平等与反不平等的平衡机制与文化格局。惜乎这种反不平等的声音在中国文化中实在太微弱了。略先于庄子的早期法家慎到提出了“齐万物以为首”(《天下》),即万物平等为根本要义的哲学命题,可说是庄子平等思想在本体论方面的先导。但法家是主张君臣等级之分的,因而它不可能发展为政治伦理方面的平等。庄子的平等思想主要源于老子。《老子》七十九章说“天道无亲”,是说自然规律没有偏私,对待万物一律平等。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都是教人“明白天道,看得人类一律平等”,天地“对待人类的感情,永远站在水平线上”[5],所以“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五十六章),人类不分贵贱高下。老子是从自然哲学推衍出人类不平等的理论的。从观察自然进而推广到思考人类社会,这是道家的思维方式和特征。

庄子的社会政治理想,除了要求平等外,还有无君论。平等思想与无君思想是辅车相依的。有君必无平等,平等必得无君。孙中山说革命的学者创造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学说,就是要打破君主的专制,打破人为的不平等(《民权主义》第三讲),庄子幻想“无君于上,无臣于下”(《至乐》),没有君臣等级压迫的平等社会,要把人从等级尊卑制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的人,不论其地位、才能、形体如何。庄子的平等思想和无君思想对后世农民运动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刘文英说:“‘等贵贱’,‘均贫富’,‘杀尽不平方太平’等口号,才是广大农民真正的社会理想和精神追求,农民革命的风暴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封建专制王朝,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至于一再时隐时现的‘无君论’,同样是农民要求的一种反映。”[6]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庄子的等贵贱和无君思想正是表达了中国农民真正的社会理想和精神追求,是农民反抗专制暴政的理论武器,也是中国时断时续的无君思想和平等思想的渊源。阮籍、鲍敬言发展了庄子的“无君无臣”思想,认为君臣礼法是压迫和束缚人民的锁链,是不平等的根源。阮籍说:“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又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人民。”(《大人先生传》)鲍敬言强调:“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焉,故力寡之民制焉。”(葛洪《抱朴子·诘鲍篇》)强者欺凌弱者造成的不平等,正是卢梭所描述的不平等过程的第二阶段。老庄的平等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中似乎绝少回响,也许只有李贽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可视为同调。这尤其显示出了这份思想遗产的可贵。

(本文曾发表在《思想战线》1992年第6期,后收入陈红映《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3]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十章,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8页。

[5]许啸天:《老子》,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82页。

[6]刘文英:《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9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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