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社会思想

第三节　庄子的社会思想

庄子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强调人与社会的对立，否定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和社会文明，提出回到自然中去的社会思想。

与儒家继承的商周以来的“天生烝民”的传统观念不同，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形体、生命、本性以及繁衍相继，都是自然赋予、自然发展的过程，人的本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他说：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庄子·马蹄》）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同上）

从这里可以知道，庄子认为人的“常性”是“同德”和“素朴”。“同德”的内容是：人要吃饭穿衣以求生存，为了生存人们要从事耕织劳动。“素朴”的内容是无知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庄子·马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庄子·应帝王》）。人类纯自然化了，如牛马、禽鸟以至草木一般，还有什么追求、心计和作为呢！还有什么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呢！庄子还强调要顺应自然之理而行事。《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段，对此作了透彻的论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其高超的技术已至绝境。他动刀的声音合乎《桑林》乐章的舞步，合乎《经首》乐章的韵律。据庖丁自己说，他“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可见庖丁在长期解牛实践中，对牛体的纹理、结构，已经了如指掌。他顺着牛体的纹路去动刀，不致砍到骨头上，却在骨节的缝隙间很自然地肢解了牛的躯体。将庖丁解牛的故事引申开来，就是要顺着自然法则来待人处世。所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就是这个道理的哲学概括。庄子的“自然”之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维资料，可以启发人们思考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许多问题。

庄子推崇人类的自然性，是对礼乐仁义的否定。他说：“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这里所说的“道德”即事物和人类的自然性，人的自然性中并没有礼乐仁义。“圣人”出现以后，违背自然而推行礼乐仁义，使得人类本性迷乱，社会分崩离析。他举例说，完整的树木不被雕刻，怎么会有酒器！洁白的玉石不被毁坏，怎么会有珪璋！仁义破坏了“道德”，礼乐毁弃了人性，文采迷失了五色，六律淆乱了五声，这些都是对自然性的破坏。

在庄子看来，仁义破坏了朴素的人性，仁义是虚伪、争夺以及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他说：

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庄子·徐无鬼》）

因为“仁义”能带来“爱利”，所以人们都不能忘怀仁义，竞相争为仁义。行仁义的那些人其目的在于求得名利，虚伪而不诚实。仁义便成了他们贪求名利的工具。那些窃国大盗不就是借仁义以行其私利的吗？田成子杀了齐国国君而窃取了齐国，同样也就窃取了“圣知之法”，身处尧舜一般的高位，小国不敢非议他，大国不敢讨伐他。这岂不是一旦窃取了齐国，也就窃取了仁义，岂不是仁义成了大盗贼的护身符吗？所以庄子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他把抨击的锋芒直指当时的“君人者”，指出他们利用“仁义”行尽欺骗、压迫、残害人民之事，同时也破坏了人民的“常性”：

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庄子·则阳》）

人民被弄得智穷力竭，就以虚伪来应付，人君常做伪事，人民怎能不虚伪呢！伪诈并起，盗窃风行，这正是“君人者”提倡礼乐仁义破坏了人民的“常性”应得的还报。庄子把社会罪恶归源于礼乐仁义，把一切推行仁义的历史人物都看成虚伪的欺诈者，未免失之于简单、武断。但他对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揭露一针见血，可谓是前无古人的石破天惊之论。

庄子把人类的自然性，同社会物质文明对立起来。他叙述了一个故事：子贡南游楚国，返回晋国的途中，在汉阴见到一个老人灌溉菜园，其办法十分笨拙，“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说，有一种器械叫桔槔（在长杆一端系石块，另一端系水桶，利用杠杆原理人力提水的工具），用它一日可灌百畦，何不用它？灌园老人告诉他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非不知也，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认为物质文明与朴素的人性绝对不相容，所以羞而不为。在庄子看来，任何物质文明的发展都是对自然的破坏，都是一种有害无益的事情。

庄子对历史的看法类似老子，认为人类的处境越来越坏，社会的状况是越治理越混乱。《缮性》篇把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认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是上古“至德之世”，那时人们虽然有区别于动物的智力，而无所用之，在“混茫”状态中过着“莫之为而常自然”的生活。燧人氏、伏羲氏开始治理天下，天下“顺而不一”，比起前一个时代差了一等。神农、黄帝时代天下“安而不顺”，比起“顺而不一”的状况又差了一等。唐尧、虞舜以来，提倡仁义，区别善恶，又用知识蛊惑人心，用教化泯灭朴素的人性，于是造成天下大乱。《庄子》书中反复说明治天下即是害天下的观点，发挥“不治而治”的社会思想。他以“治马”为例说：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此亦治天下之过也。（《庄子·马蹄》）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社会理想。在老子理想的小国寡民社会中，有文字、舟车、兵甲而不用，是知其文明而守其素朴。庄子进而提出根本不存在任何文明的理想国，在《庄子》书中叫做“至德之世”“至治之世”，也叫做“无何有之乡”。他看到当时的现实中，圣知、仁义以及种种文明成果被“大盗”利用了，于是主张毁弃这一切。他说：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庄子·胠箧》）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还应毁弃一切贤能的人，塞住师旷的耳朵，粘住离朱的眼睛，折断工倕的手指，制止曾参、史鱼的行为，封住杨朱、墨翟的口，把能工巧匠、贤人智士尽行铲除，人心才能不被扰乱，天下才能安宁、太平。在庄子的理想社会中：

民愚而朴，少私寡欲。（《庄子·山木》）

山无蹊隧，泽无舟梁。（《庄子·马蹄》）

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庄子·天地》）

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庄子·山木》）

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庄子·天地》）

一切都顺乎自然，没有物质文明，人们自然地出生，自然地成长，自然地消亡。除过自然发展过程之外，什么也没有。庄子把人类社会的原始时代绝对地美化了，和历史进化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