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认为，庄子是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生活贫困，能够体验到老百姓的苦难，所以能够说出劳动者的一些要求。他从本阶级的没落中看到了不可挽回的阶级命运，所以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现实，不抱幻想。没落阶级思想家常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向宗教中求安慰，向上帝投降；一种是对上帝怀疑，向宗教挑战。”人们往往是看到了庄子思想消极的一面，没有看到其中包含的更有价值的唯物主义思想。[164]
关锋认为，庄子哲学“是没落的、悲观的奴隶主阶级意识的反映”；[165]“是战国中期在被葬送过程中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唯一代表”；“毫无疑问是反动的、倒退的”。[166]“他的哲学观点，所达到的结论，则都是错误的、荒谬的，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庄子哲学毒性最烈的，就在于使人醉生梦死、精神堕落，特别是它裹上了一层糖衣”，“庄子哲学在我国历代所起的社会作用，基本上是反动的”，“一方面是统治者用以消磨劳动人民志气，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志；一方面是某些统治者及地主阶级的失意文人和政客精神堕落、自我欺骗的安乐乡”。[167]文章引用毛泽东要彻底清除上层建筑垃圾的指示指出，“庄子的哲学，就是‘这种垃圾’中的一种”，在社会主义时代，到了彻底被埋葬的时候了。关锋所论，可谓无视哲学史事实的极端片面之辞。关锋批判庄子时常涉及冯友兰的“新理学”，这对冯友兰来说，意味着给庄子积极评价就是给自己的“新理学”以积极的评价。关锋以此迫使冯友兰接受自己的观点，冯友兰对关锋对庄子的批判也多所同意和接受。如关于庄子的阶级属性，冯友兰同意关锋的观点，认为庄子哲学体系反映了当时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悲观绝望意识；他也同意关锋对庄子哲学的批判。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现实的自由王国。在这样的环境里，绝对用不着庄子哲学的《逍遥游》和《齐物论》。这是哲学中的渣滓。我们应该像清除渣滓那样，把它批判掉，以免它妨碍卫生，并且成为人向前走路的绊脚石。”[168]不过，冯友兰肯定，庄子哲学在历史上也存在积极作用的一面。他指出，庄子哲学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转化，秦汉时期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开始转向反动，庄子哲学作为对封建统治的消极反抗的理论基础，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69]汤一介不同意冯友兰的观点，指出汉初庄子哲学很不流行，只有严君平和班嗣二人研究它，他们都没有用庄子思想作为反对统治者的武器。魏晋时期，庄子哲学被郭象等人用来论证庙堂与山林的统一。庄子哲学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的思想工具，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作用更坏，麻痹农民的斗争意志，瓦解农民斗争的士气，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起的作用也是消极的。庄子哲学从秦汉以后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一部分。冯友兰所说的庄子哲学秦汉以后向相反方面转化，没有事实依据。[170]
不久，任继愈发表《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后期庄学”》，详细地探讨了庄子所代表的阶级。他认为，庄周虽出身于奴隶主贵族，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阶级没落了，一些贵族便下降为农民，成为有知识的小自耕农。与老子、孔子同时的长沮、桀溺、楚狂、荷蓧丈人、杨朱、陈仲子等，都属于这一阶层的人物。老子、庄子等，属于这一阶层的思想代表。真正的个体农民，因为没有条件产生自己的代表，也只有通过其他阶层转化过来的农民代言人来代表自己。[171]庄子对待劳动和劳动者的态度是肯定的，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人人劳动，统治阶级也要进行耕种，他对于体力劳动不是持菲薄的态度，而是持尊重的态度，同情盗跖。他的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如反对兼并土地，反对战争等。回到原始的至德之世的想法“反映出古代农民大同思想、平均思想、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美好理想的萌芽。这种‘向后看’的倒退观，却包含着打破现状，要求前进的合理内核”。[172]任继愈又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个人主义对奴隶制起破坏作用”，应给予重视。[173]老、庄、杨朱是代表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家，在社会理想上，他们向往“小国寡民”的农村公社，这在古代是对人剥削人的社会抗议的理论依据。他们对于儒家的抨击是反对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相沿袭的典章制度，对于文化、教育的批判则易导向蒙昧主义。老庄的自然主义天道观，打击了西周以来的人格神观念，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不坚决的。他们的为我、全性保真的生活态度，正是小私有者的表现。但他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是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客观上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他们的“个人主义”与今天对抗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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