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写的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庄子是我国先秦（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大约与孟子同时，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把他和老子并称“老庄”。

据《庄子》和《史记》本传记载，庄子一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因生活所迫，做过一段宋国蒙地方的漆园吏（相当于今天一个林场的场长）。不久，他就辞官返乡，决心“终身不仕”。他在魏国当宰相的同窗好友惠施被贬返乡后，他感叹道：做一布衣村夫，寄情于湖水原野之间，寓意于文章之中，没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惶恐，虽贫但自由逍遥。庄子住在穷闾陋巷，困窘时织履为生，穷得面黄肌瘦。然而，他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当时的贵族们（王公大人）都无法用他。相传楚威王闻其贤，派人带了厚礼，“许以为相”，他却拒绝了，说是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

庄周于“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然文采更胜老子。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他的学说涵盖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皈依于老子的哲学。

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道”的学说和“无为”的思想。提倡“安时处顺”“安之若命”，即安于时运、听从命运安排的思想。倡导宿命论、虚无主义和出世哲学。

庄周是没落阶级的哲学家，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极端不满，却又不敢反抗，悲观绝望，逃避现实，主张顺应自然，反对人为，幻想退回到原始的太古时代。陶醉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中，无知无欲地逍遥自在。他鼓吹一物我、齐是非、同生死、泯大小的哲理，幻想绝对自由的主观精神境界，走进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圈子，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庄子的文章大抵都是寓言，充满了幻想。结构奇特，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刘熙载《艺概·文概》论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是少有的。《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通篇以说寓言、讲故事的形式，阐发玄深的哲学思想。看似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荒诞玄远，其实思想脉络是很清楚的。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

《庄子》思想丰富深刻，是先秦第一流著作。庄子本人既是一个哲学家，又富于诗人气质。因而，《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其语言生动、形象、精练，往往借助神话寓言比喻，发挥哲学的高深道理，使之成为形象鲜明、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因此，对后世的文学有深远影响。

庄周代表作《庄子》一书部头不算很大，有十多万字。《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内篇7篇，大体上是庄周的手笔；外篇、杂篇除小部分是庄周所作的外，大部分是门人或庄周学派里的人写的。《史记》用精练的几行字介绍了庄子，说他著书十余万言，大抵都是寓言，如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都是用来辩明老子的主张的。

《庄子》又称《南华经》。魏晋时，玄学兴起，老庄、易、三玄成了当时的显学，对《庄子》注家蜂起。历来为《庄子》作注不少。《庄子》一书，现存的有晋郭象的注本，郭象注本较早较有名；向秀也注过《庄子》，向秀死后，其注尚存。郭象的注是参考了他的著作的。清末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汇集了历代注解，颇为详备。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言简意赅，也可参考。

毛泽东读《庄子》，有文献可查的大约开始于1913年。这一年，他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在预科学习。他在本年底的《讲堂录》笔记中，几次记下《庄子》书中的内容。

湖南四师于1914年合并到湖南一师。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于1917年暑假约同学好友萧子升进行了一次游学活动，来阅读社会这部大书。

游学期间，有一次他们在宁乡县专门拜访了声望很高的刘翰林。据萧子升回忆，刘翰林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毛泽东和萧子升是从长沙省城来的学生，准备到宁乡县等地去游历。刘翰林对他们举动既感叹又惊奇。问他们说：

“你们或许是在洋学堂念书的吧？你们还可以写诗！”并称赞道：“你们的诗很好，书法也很不错。”

“我们在学堂不仅学作诗，还要研究古书呢。”萧子升解释道

“你们还研究古书？什么古书呀？”刘翰林继续问道。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

“你们既然读过《老子》和《庄子》，你们认为谁对这两部书的评注最好？”刘翰林又问。

毛泽东回答道：“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写的，最好的《庄子》注则是郭象写的。”（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0页）

这条资料说明：（一）毛泽东青年时代就读过《庄子》，而且很熟；（二）此时毛泽东比较过后人各种注释本，知道晋郭象的《庄子注》最好。

《晋书》卷五十有《郭象传》。郭象（252—312），字子玄，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谈派人物。他喜好《老子》和《庄子》，能言善辩。《世说新语·文学》说他“才甚丰赡”，曾与善辩名士裴遐辩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当时一些清谈名士都很推崇他。太尉王衍很欣赏他，常说：“听（郭）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郭象早年以清高著名，州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予以回绝，闲居在家，“以文论自娱”，即以著书立说自娱自乐。但中年以后，郭象却又愿意做官了，先后担任了司徒掾、黄门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很看重他，推荐他做了太傅主簿。郭象任职当权，势倾内外，成了一个非常势利的人物，由此遭到了一些清谈名士的鄙视和非议。

要懂郭象注《庄子》，就要懂魏晋玄学。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西晋后期，社会动荡不安，危机已经显露。可是，在思想界却弥漫着一股空谈的气息。当时，朝中名公王衍、乐广大力提倡玄学，一时玄学盛行，一批凭口才能够滔滔不绝辩论的名士脱颖而出。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东汉末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烦琐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形而上的哲学论辩。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在名著《矛盾论》中指出：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0页）

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正始玄学（约240—249）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竹林玄学（约255—262）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西晋玄学（约263—316）以裴、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郭象进一步发展了“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郭象哲学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郭象哲学有两个重要独特的名词，一个是“独化”，一个是“玄冥”。这两个名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前者是回答有关玄学本体论的问题，后者则是讨论有关心灵境界的问题，而这两点正是玄学，也是郭象哲学的主题所在。之所以独特，则因为这两个名词所表达的哲学意蕴是其他玄学家所没有，而为郭象所独有的。不仅前期玄学，即使先秦道家，也没有提出这两个概念。

曹魏正始年间，王弼等人讨论的玄学，主要发挥《老子》这部先秦著作中的思想，但仍结合儒家如孔子的学说进行阐述。到了西晋中后期，《老子》就不是那么吃香了，《庄子》一书更受士大夫的青睐，《晋书·向秀传》概括当时学风是：“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也就是说，脱离实际的空谈，为空谈而空谈，成了一种时代风尚。

郭象是西晋中后期（290—316）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是《庄子注》。这部书一直流传下来，在中国封建时代成为《庄子》的标准注解，实际上这不是《庄子》这部书的注解，这是一部哲学著作，它是代表玄学发展第三阶段的最后体系。

西晋中后期以《庄子注》为代表的玄学理论，否定了王弼“以无为本”的旧义，认为“无”这一本体并不存在，因而“无”不能生“有”，世间万“有”（即万事万物）之所以发生、发展、变化，关键在于事物本身“独化”，自然而然出现的。乍看这说法，好像有否定造物主存在的唯物论色彩，不是贵“无”，而是崇“有”；仔细推敲，“有”是“独化”进行的，不需要相互联系，也不存在这种联系，而且事物是不可认识的，也是无须去认识的，因而这一新义是另一种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的表述。

既然《庄子》之书成为一门显学，那么，给这部原先不大为人重视的先秦著作进行注释，并挖掘其中的玄学新义，也就成了名流学者们一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了。于是，在郭象之前为《庄子》作注的就有数十家之多。魏晋之际，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向秀（227—272）在各家《庄子注》的旧注外另作新注，颇有见地，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产生的影响不小。但是，向秀还没有最后完成全部注释，就病死了，时间大约在西晋中期。《晋书·郭象传》介绍说，向秀所撰的《庄子注》未完稿，只缺《秋水》《至乐》两篇，其他31篇都注过了。向秀的儿子年幼无知，致使向秀的注本散佚。

郭象为人没有德行，他在得到向秀的注本后，“以（向）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他见向秀的注本在世上还没有得到流传，便对向秀的《庄子注》进行了增改，自注《秋水》和《至乐》两篇，又将向秀已注过的《马蹄》这一篇作了些改动，“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述而广之”，别成一书，即编成了自己的《庄子注》。

对郭象的不德之举，晚年的毛泽东也还关注着。1975年8月间，毛泽东读房玄龄等著《晋书》卷五十《郭象传》，旁批四字：

郭象无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晋书》本传说郭象“为人行薄”，举例特别提到他剽窃别人著作的事。毛泽东对学术上的剽窃行为一向深恶痛绝，因而便批注道：“郭象无行。”这里也包括对郭象另一种表现的批评：郭象早年自命清高，而“任职当权”后却极端势利，乱施威权。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说“最好的《庄子》注则是郭象写的”，这显然是他从老师那里学习得到的记忆和体会，并得到刘翰林的认同和称赞；晚年的毛泽东读《晋书·郭象传》，对郭象的人品文品皆有批评。历史地看，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

第一，《庄子》古注，仍以郭象《庄子注》最佳，它不但对庄子思想把握准确，名词注释允当，而且创立新的概念和玄学体系，使其成为魏晋玄学第三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在中国思想史上要记上一笔，这部书是研究中国哲学史、道家思想史和晋史不能绕过之作。

第二，郭象有才无德，所谓“文人无行”。郭象窃取了向秀的成果，实属不道德的行为，这降低了《庄子注》的社会影响力。

第三，郭象是才子而不是圣人。在晋代，他在学术领域不是庸人，有一点才气，但他不是道德楷模，言行有悖，人们从他的书中可以获取知识，却不能把他的为人处世视为样板。但是，历史有很大的复杂性，向秀死后儿子幼小，致使其学术著作散佚流失。郭象窃为己有，加上自己的补注，整理抄写流行，客观上又使向秀的学术成果保留传播开来。郭象干坏事中却有这么一宗好处，也算他的“功绩”吧。郭象与向秀这桩学术公案，到他们死后二百年的唐初房玄龄等人撰写《晋书》之时，已经是非分明，有了结论，并且写入正史。可是直至今天，《庄子注》仍署晋人郭象著，并未因其“无行”改为向秀著。如此看来，青年毛泽东、萧子升与其老师以及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刘翰林，把郭象《庄子注》视为“最好”注本，自有其道理在。

毛泽东对郭象《庄子注》不仅看过，而且还有运用。有这样一个例子很可以说明问题：

《庄子·齐物论》中说“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郭象注：“是犹对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术终于昧然也。”郭象此注，后演化为成语典故“对牛弹琴”。如宋惟白集《建中靖国续灯录》中说：“对牛弹琴，不入牛耳。”

郭象注中“是犹对牛鼓簧耳”这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1941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运用说：

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36页）

语言学知识告诉我们，没有郭象《庄子注》的“对牛鼓簧”，也就没有宋惟白集《建中靖国续灯录》中的“对牛弹琴”，更不会有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对这个成语典故的思想分析和辩证运用。

据此，我们说毛泽东对《庄子》一书，对《庄子注》本，都有深切了解，似不为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