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18日至26日，湖北、湖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湖南长沙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就王夫之哲学进行了全面的讨论。1949年前，王夫之哲学并未受到冯友兰的重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仅略有提及。20世纪40年代，贺麟对于王夫之的历史哲学给予了较多的重视，认为他关于历史假借君主之私以成其大公的思想与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思想十分相似。马克思主义学者侯外庐则在其40年代撰写的《船山学案》中认为，王夫之是一个反理学的启蒙思想家。1962年对于王夫之哲学的讨论具有在哲学史研究新范式下为王夫之定位的意义。由于王夫之哲学内涵相对明晰，也不是解放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阵营争论的焦点，所以，关于他的哲学的讨论可以说基本未发生分歧。王夫之哲学的意义在当时可以说是发现了一个思想上唯物、政治上爱国、进步的典范，和前此被认为政治上反动（美、蒋的走狗）、思想上唯心的胡适适成对比；两者都印证并强化了日丹诺夫模式的合法性。对于研究王夫之哲学的意义，李达指出：“我们纪念王船山，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其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王船山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王船山继承以往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优良传统，高举唯物主义的旗帜，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进行批判斗争，对我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都有所发展。”[186]关锋提出“进一步从王船山哲学同宋明理学各派唯心主义的对立中进行研究”，[187]阐明王夫之和朱熹的不同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关锋肯定王夫之哲学中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其历史观最终是唯心主义的。
关于王夫之哲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等几个方面。所有学者都同意王船山哲学的性质是唯物主义的。冯友兰指出，王夫之的自然观是肯定客观实在的真实性，“诚”在他那里是客观实在范畴，其根本是气，具体内容是器；他提出了“天下惟器”，“无其道则无其器”的命题。[188]萧萐夫也指出，王夫之以张载的唯物主义为起点，对物质实体“气”进行了哲学意义的规定，提出了气的普遍性、永恒性的思想。“诚”在他那里近似客观实在性。[189]关于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冯友兰指出，内容包括肯定运动、联系的普遍性，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反对物极则反，认为随时都可以反；在人性论上，提出性“日生日成”等；不过，王夫之没有认识到对立面的斗争。关于王夫之的认识论，冯友兰指出，他强调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提出了“能必副其所”的命题；在知行关系上，主张行先知后、“行可以兼知”。朱伯崑对于王夫之关于主客观的认识进行了总结，指出王夫之既用能、所又用体用关系说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肯定客观为体，主观为用，从而把存在是第一性的原理推广到了认识论。同时，王夫之也强调了认识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作用。[190]冯友兰和朱伯崑都强调“理具于心”的思想是王夫之思想的不彻底之处。关于王夫之的历史观，萧萐夫认为，他把唯物主义自然观推进到历史领域，提出了进化论的历史观，肯定历史的发展具有规律性，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命题，他把理、势合称为“天”，天的内涵又是“民心之大同”、“即民见天”等。不过，他也有畏民的思想，更为重视圣人的意见。他把民之天归结为人的饮食男女之欲，具有启蒙的意义。[191]萧萐夫肯定，王夫之总结和终结了宋明道学唯心主义，他是启蒙哲学的代表。
除上述学者外，嵇文甫等人研究了王夫之的历史观，唐明邦等研究了王夫之的《易学》思想，关锋研究了王夫之的《老子衍》、《庄子通》，张岂之研究了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文集《王船山学术讨论集》。嵇文甫还出版了《王船山学术论丛》，对王夫之的学术渊源、哲学性质、阶级立场等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王夫之是泛神论者，不是无神论者；是开明的地主，不代表市民阶级；不是民主主义者，还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传统。[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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