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周易》哲学研究讨论的广泛开展，《哲学研究》从1963年第3期开始把“《周易》方法论的讨论”改为“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216]
李景春认为东方明对自己的评论是不合实际的：“他把我自己用现代语言解说古人语句不适当地理解为古人已有现代思想。”将《履卦》解释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理论的基础”，有一定的训诂依据，并非望文生义。这只是现代语解释，与毛主席讲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并非一回事，与两千年前周易作者是不是懂得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概念贴到古人体系上去的责难并不合理。唯物论和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词，我们不是向来用它们来分析古人哲学体系吗。不用这些名词，又用什么呢？关于《观卦》的吸收群众检查工作等，是自己的学习心得，自己根据现代思想说明该如何“观”，并不是附会。[217]
方蠡认为，李景春的《周易》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挂在古人名下的不良倾向是十分突出的。《周易》本是卜筮之书，李景春却说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并认为《周易》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内因论、事物波浪式的发展、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等十五种系统的哲学思想。如《乾卦》“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李景春的解释是：“田，是被耕作的农业用的土地，主要是生产粮食的土地。在这里，由龙在田，说明利见大人，物象人事，相互阐明，是有其根据的。田之耕稼，利益普及于人民，施政之要，首在足食，吃饭是每个人的首先要满足的物质需要，粮食是宝中之宝，耕稼，种田，受到重视，是与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大德之人利见于天下，有如田之耕稼有益于人，故称田明之。这种重田，这种对于农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粮食的重要性的初步认识是对的。”方蠡指出，这种研究是一种极为有害的学风，不是引导人们进行科学的研究，而是满足于贴标签，根本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意义。方蠡提出研究哲学史应该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在分析古代哲学思想时，应该从直接占有的可靠材料出发，从古人的思想实际出发；不要把最初的萌芽的东西夸大成为高级的成熟的东西，把可能由之引申出来和推衍出来的结论和论断强加给古代思想。
第二，在运用现代的哲学语言，去解说古代哲学思想的时候，应该力求全面准确；不要随便把古代的哲学范畴“意译”为不恰当的现代语言，把现代哲学命题任意附会在古代哲学思想上面。
第三，研究古代思想，切切忌讳的是望文生义，无中生有的方法。这种方法其直接后果是歪曲历史的本来面貌，糟蹋祖国的哲学遗产。
第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来评价古代哲学家，既不随便非难古人没有提供他们所不可能提供的思想，也不盲目颂扬古人，把古人所不可能提供的思想硬挂在古人名下。[218]
方蠡指出，李景春的做法既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李景春在《周易》研究中脱离阶级分析方法，用超时代的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把君子和小人说成两种不同道德修养的人，抹杀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差别，混淆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差别，导致抹杀古代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事实。
阎长贵、以东、任继愈都对李景春把古人现代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任继愈指出，李景春《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存在严重不尊重历史的表现，把殷周社会说得跟现代社会差不多，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群众观点等安插到古人头上。这是十分有害的研究方法，照这样走下去，最终会背离马克思主义，走上不要证据的主观解经的道路上去。[219]阎长贵指出，把古代哲学的简单原则解释得跟现代哲学差不多，实际上是“抽象继承法”。防止把古人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推陈出新”的文化遗产继承方针，端正哲学史研究的出发点。[220]以东探讨了如何划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分析、评论古人同把古人现代化的界限”，“用现代的科学概念和术语解释古人的思想同把古人现代化的界限”的问题。他认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分析评论古人，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显示人类认识的螺旋上升过程，而把古人现代化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标签贴在古人身上，抹杀了时代、阶级的界限，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古已有之的东西。用现代术语解说古人，是把古人的认识的真实意义揭示出来，而把古人现代化则是把古人没有的认识说成是有，有一分、二分的认识，说成八分、十分，和马克思主义差不多，“没有分寸，完全改变了古人语句的面貌”。[221]
经过反复讨论，李景春认识到自己的研究确实存在把古人现代化的倾向。他撰文承认了这一点，并提出准备对《周易》研究进行较大的修订，一部写《易经》哲学，一部写《易传》哲学。[222]这次学术论辩就在研究《周易》时是否应将经传分开，以及贴标签和用一定的原理理解古人的区别等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推进了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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