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第三节　中国哲学史

一、历史概况与研究队伍

甘肃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当时人员少，力量分散，但研究成果已在全国产生影响。方孝博虽从事物理教学，但一直潜心于《墨经》的研究，1957年发表《墨经的时间空间学说》（《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郑文主要研究汉代文学，同时探索杨雄、王充的哲学思想，1958年出版《王充哲学初探》（人民出版社）。赵俪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同时一直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领域辛勤耕耘，他于1957年从山东大学来到兰州大学，同年在《光明日报》著文《哲学遗产的具体主义与抽象主义的区别》（后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这几位前辈学者的工作，为甘肃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60年代，喻博文从研究甘肃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符入手，发表《王符的哲学思想》（《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走上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甘肃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一度中断，后来又受到“四人帮”导演的“评法批儒”的严重干扰。

1978年以后，特别是80年代，甘肃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领域向纵横两个方面拓展。在老一辈学者当中，郑文的重点转向扬雄研究，方孝博仍以《墨经》为中心，赵俪生则在宋明理学和《周易》两个方面进行开拓。同时，涌现出一批中年和青年专业研究工作者。兰州大学哲学系1978年成立中国哲学史教研室，1985年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研究人员比较集中。刘文英从研究屈原《天问》入手，继而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空观念、意识观念、无神论思想以及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进行了系统地分析。马序从研究宋明理学入手，继而涉及佛教、道家思想，最后以“一多”问题研究为中心。王棣棠和杨子彬一直集中研究先秦儒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喻博文先后在甘肃师范大学和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研究与讲授中国哲学史，重点则逐渐转向张载的著作和《周易》的思想。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王步贵主要研究王符思想，尚乐林主要研究刘尔灯斤思想。一批硕士研究生不断为研究队伍注入新的血液，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在学术阵地上活跃起来。

二、学术著作与通俗读物

随着队伍迅速壮大和研究工作的深入，甘肃学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13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不少著作在全国学术界引起反响。这13部著述中，郑文的《王充哲学初探》是20世纪50年代唯一的成果，其它12部都是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按时间先后依次为：

郑文《王充哲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8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对《论衡》的缜密分析，认为王充继承了荀子的天道论，在反对当时封建神学的斗争中，建立了古代唯物主义的学说。

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主要考察了中国时空观念的起源和历代时空观念的发展，包括时空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关于时空观念的抽象，时空的客观实在性、无限性、相对性与绝对性、间断性与连续性等。不但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同时对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天文学史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后由日本东方书局译为日文。

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内容虽属科学史的范畴，但涉及时间空间、运动静止和物质不灭等许多哲学问题。作者明确肯定了《墨经》在有关问题上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性质，其特点是把文字上的精密考证与现代科学的深入分析结合起来。对此，1984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出版年鉴》和《社会科学》（甘肃）第1期都有专文评论。

刘文英《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主要考察了中国意识观念的起源和历代意识理论的发展，内容包括初民对意识的想象、意识概念的形成和演变，形神、心物、闻思、言意问题，以及意识修养、思维器官和关于“人工智能”的猜测等。1987年《哲学年鉴》有专评。

王棣棠《中国无神论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无神论的产生，以及从先秦到“五四”的历史演变；突出了历代著名无神论者的思想内容和思想特点；概括了无神论与宗教迷信斗争的规律；揭示了无神论传统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

王步贵《王符思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潜夫论》为根据，综合考察王符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哲学观点和无神论及其文风与历史地位。是近世全面研究王符思想的新成果，《人文杂志》1992年有专评。

王棣棠《孔子思想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以求实的态度，系统地论述了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倾向，深入探讨了孔子的历史观及其人生哲学、历史命运，对历代尊孔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肯定了孔子对现代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的价值。

尚乐林、穆纪光组织集体编著的《甘肃历代著名哲学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评传形式介绍了甘肃历代著名的、并且现有资料可供研究的11位哲学家的生平活动、学术著作、哲学思想及在甘肃和全国的影响。具体人物依次是：东汉时的王符（王步贵撰），三国曹魏时的周生烈（尚乐林撰），魏晋时的傅玄（穆纪光撰），唐代的李翱（晓闻撰），明代的段坚（马序、施培新撰），清前期的李南晖（王步贵撰）、萧光汉（尚乐林撰），清中期的卢政（郭宝宏撰）、陈育仁（王步贵撰），清后期的刘一明（马序、盛国仓撰），清末民初的刘尔（尚乐林撰）。其中大多数哲学家过去无人进行全面研究，而该书的作者们钩沉索隐，进行了广泛地挖掘和整理，从而填补了对甘肃地区哲学史研究的空白。对此，1989年《中国哲学年鉴》曾进行了相关报道，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刘文英《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中国古代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一个侧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全书分三编，上编系统考察中国古代占梦迷信的产生和演变，下编全面总结中国古代梦说的成就，外编介绍现代世界梦说的进展，提出“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本书不但揭示了中国宗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而且对精神学和人体科学具有重要价值。《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11月24日、1992年5月13日）、国内版（1990年7月26日）、《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新闻出版报》（1992年1月11日）均有报道和专评。钱学森认为本书为精神学奠定了基础，是“中国人的胜利”（《哲学研究》1991年第6期），台湾晓园出版社1992年出版发行了该书的繁体字本。

喻博文《正蒙译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对北宋著名思想家张载的代表作《正蒙》全文进行了注释和翻译。注释尽量点明引文出处，揭示思想内涵，翻译以直译为主，并力求保持原文风格。每篇之后有主旨分析和思想评价。书后附有张载生平和后世评论《正蒙》的有关资料。本书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处处可见作者的研究心得，是我国现代注译《正蒙》的第一部著作。

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对中国古代梦书的性质、形式、来历、占断方法及文化价值作了全面论述，对唐宋类书所见梦书佚文和敦煌卷子中发现的梦书进行了辑佚、校勘和注释。其中《新集周公解梦书》在历代书志中未见注录，是中国现存唯一完整的一部梦书。

马序合著《颜元哲学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在分析颜元的全部著作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颜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不同意近世许多学者对颜元的评价，认为其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心物二重化世界观，其社会政治思想是封建末世的意识形态，其学术思想为“理学别传”，本人亦终生“力行古礼”。书后附有颜元研究论著目录和颜元遗迹的调查报告。

马序《中国古代哲学史新编纲要——从一多关系研究传统哲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认为一多关系可以概括哲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由此出发，对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分析研究，上自孔子，下迄颜元共15个人物或学派。本书为作者从事教学研究的心得，许多评论与目前观点不尽相同。书前有潘富恩写的序言。

三、中国历代哲学研究

先秦哲学一向是甘肃学者研究的重点，范围最宽，成果最多。赵俪生《我对〈易〉的一些看法和体会》（《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认为，《易》是中华民族综合文化的起点，它本来是原始综合的。《周易》是《易》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易传》为第三阶段，后世种种“易说”为第四阶段。他还对《周易》的系辞、象辞的具体内容进行过剖析（《东岳论丛》1991年第5期、《齐鲁学刊》1990年第3期）。刘文英《“易”的抽象与“易”的秘密》（《天府新论》1988年第2期；《大易集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认为“易”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范畴，由“易”推演而来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思想模式。“易”的抽象本受圭表和日影的启示，“易”的抽象及其本义确在阴阳消长。阴爻阳爻符号和“爻”的字形均与圭表和日影有关。尚乐林认为《易经》一方面同古代的迷信相联系，同时它的数理、哲理和思维方式又有许多合理内容（《社会科学》（甘肃）1988年第6期）。喻博文具体研究了《周易》经传的“中道”思想（《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和“亨通”思想（《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他认为《小象传》中的“中正也”，除指爻位居中处正外，具体指每卦《大象传》所说的道理。刘怡祥主要探讨了《周易》的辩证思想（《周易·同人》）与矛盾同一性原理（《祁连学刊》1990年第1期）。

关于孔子的思想核心，或谓之“仁”，或谓之“礼”。赵俪生《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问题的辩析》（《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认为，孔子“仁”、“礼”兼重，不能偏执其一。孙希国《“仁”、“礼”关系探析》（《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认为，“仁”属道德范畴，“礼”为政治范畴，论其核心应具体分析。刘文英《“仁”的抽象与“仁”的秘密》（《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仁”作为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长期发展的产物，孔子主要是完成了“仁”的抽象。而“仁”的抽象则同“德”的参合与超越，“礼”的深化与内化，“爱”的推广和扩大以及人的自我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他的《“仁”之观念的历史探源》（《天府新论》1990年第6期）认为，“仁”的观念则可溯源到原始时代夷人的一种礼仪，即两人见面屈腿作揖的“相人偶”，其本意就是郑玄所谓“以人意相存向”，以人待人、互相关照。王棣棠以《论语》为基础，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肯定了孔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和辩证特色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后来综合撰成《孔子思想新论》一书。他的专著《孟子研究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年）和《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上的论文，对孟子的认识论、历史观、自然哲学、人性论等进行了广泛探讨。赵俪生《读〈孟子〉札记》（《齐鲁学刊》1988年第3期）认为，孟子的“民为贵”可称做“古代民主主义”，孟子的“有本”、“自得”、“固有”等思想则要求主体发扬其内部潜存的认识能量和修养能量。朱岚与王维平还将孟子与尼采的人论进行了比较（《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关于先秦道家，张加才主要分析老庄自然主义的思想特征，认为其“自然”的概念包括“自化”、“自律”、“自性”、“自成”等内容。而自然主义则以“道法自然”为总纲，以“天道自然”为基石，以“人道自然”为实践，以境界自然为归宿（《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纽福铭认为，庄子的处世哲学，一为与时进退的现实态度，二为追求逍遥的理想境界，均深受《周易》的影响，在《周易》中都可找到其雏形（《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白奚认为“庄子精神”同庄子的形神论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4期）。范鹏认为《老子》关于“象”的学说，是《易传》有关思想的重要渊源（《文史哲》1987年第5期）。

白奚对稷下学用力很多。他认为齐桓公养士所形成的文化历史传统对齐国建立稷下学宫有直接的关系（《管子学刊》1990年第3期），而荀子对稷下学术的吸取和改造，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思想特征及其对诸子之学的总结（《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关于战国时期楚国屈原的《天问》，刘文英认为不单纯是一篇文学作品，而是一篇“奇特而深邃的哲理诗”（《文史哲》1978年第5期）。他认为《天问》的题意是“关于天道的问难”，主旨是“敬人不敬天”，形式是“意在问中”。《天问》在中国科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天问〉科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而《离骚》的哲学倾向同《天问》是一致的（《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由此出发，他还对朱熹《楚辞集注》和王夫之《楚辞通释》中的《天问篇》也从哲学上进行了研究（《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4期，《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由此对照，还从纳西族的《创世纪》分析了纳西族的原始宇宙观念（《哲学研究》1982年第11期），这篇论文被广泛转载和引用（见《东巴文化论集》、《纳西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哲学年鉴》1983年）。

两汉哲学是甘肃学者研究的又一个重点。关于西汉时期，喻博文考察过汉初黄老与儒法斗争（《史学月刊》1965年第6期），马序考察过董仲舒哲学同当时自然科学的联系（《董仲舒思想研究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道湘分析过《淮南子》的天体演化学说（《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刘文英分析过司马迁的无神论思想（《中国无神论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郑文对扬雄思想倾注了很多心血，他的《太玄学说初探》（《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认为，《太玄》依据当时的天文历法，有唯物主义成分，但摹拟《周易》的形式，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而扬雄的社会伦理观点仍以孔子思想为宗，但适应当时需要而有所变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3年第4辑）。他还对扬雄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若干考证（《文史》1985年第24辑），认为《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中国哲学史论文集》1980年第2辑）。

关于东汉王充，郑文著有《王充哲学初探》。关于王符，由于其故里安定临泾今属甘肃镇原县，研究者很多。喻博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王符的思想进行新的探索，认为王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是二元论（《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20世纪80年代，王步贵围绕王符的哲学、政治思想、历史观和认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由此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后来撰成《王符思想研究》。刘文英对30年来的王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述评（《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同时对王充的无神论倾向及其思想特色（《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经济思想（《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交际论（《社会科学》（甘肃）1991年第1期）进行了研究。他还对王符生平进行了若干考证（《兰州学刊》1990年第4期），认为王符生年应为公元82年，生平应属东汉中后期，而不是流行所谓“后期”或“末世”。“俗鄙庶孽”也不限于安定，而属中国固有的宗法观念。孙希国认为王符《潜夫论》尚未突破两汉流行的天人感应的思想模式。颜华东还考察了王符的逻辑思想（均见《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魏晋哲学和隋唐哲学研究成果较少。马序比较过王弼与老庄的一多思想的差异（《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分析过郭象《庄子注》中的“两重化世界观”（《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喻博文分析过王弼易学的方法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刘成有重新考证了《涅般木无名论》，认为汤用彤从前提出的五点怀疑难以成立，其著作权应还给僧肇（《文史哲》1990年第4期）。刘文英曾系统考察过中国古代的言意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2期），特别分析了魏晋的“言意之辨”与文学理论（《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认为言尽意论不能完全肯定，而言不尽意论亦不能完全否定，争论双方各有合理内容，又各有片面性。赵俪生根据南朝佛、道、儒三家思想的交融，对当时诗、书、画进行过分析（《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马序的《法藏一多思想辨析》（《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后来收入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新编纲要》。

宋明哲学关注者也比较多。喻博文研究过“横渠《易理》”及宋代学者重《易》的原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分析过程颐的易学方法论（《洛学与传统文化》，求实出版社，1989年）。马序分析过张载的“神”（《齐鲁学刊》1983年第4期）和朱熹的“理一分殊”（《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赵俪生特别注意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及其学派，早年曾有“亭林学派述”、“船山学派述”、“梨洲学派述（《读书通讯》1948年第151、153、160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在研究顾炎武及其《日知录》，代表作有《＜日知录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和《〈日知录〉导读》（巴蜀书社1991年）。刘文英分析过王夫之意识论的贡献（《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和方以智“脑髓说”的历史价值（《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清代哲学研究，除马序、解成《颜元哲学思想研究》外，李道湘对颜元的宇宙论（《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纽福铭对颜元性论中的辩证法（《社会科学》（甘肃）1986年第2期）作过探讨。马序还对甘肃著名道教学者刘一明的道教哲学进行过分析（《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3期）。

四、中国哲学史论研究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特征，或认为重直觉、轻论理。刘文英强调，主要是逻辑的而不是直觉的。其不同于西方的逻辑特征就在于，概念是多相式的而不是单相式的，推理是模式型的而不是命题型的（《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喻博文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儒家唯心、法家唯物”的谬论（《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他还对哲学史研究中的批判与继承进行了综合分析（《《社会科学》（甘肃）1980年第1期）。张加才联系刘文英对中国古代时空观念和意识观念的研究，论述了发生学对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尚乐林认为，“大而化之之谓圣”反映了儒道传统思维方式整体性的基本特征，它与西方原子论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同，而与当代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在某些方面却可以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