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哲学史

什么是哲学？张岱年认为，应该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角度来认识。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来看，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169]列宁又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170]列宁的定义实际上只涉及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涉及对于“社会存在”的认识，所以张岱年又说：“从历史唯物论来看，哲学又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属于社会意识。”^[171]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张岱年根据恩格斯“理论思维”的概念，提出“哲学史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那么，“什么是理论思维呢？这就是发现客观规律、客观联系性的思维。这一思维也就是并用分析、综合的思维”。^[172]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派别，张岱年分别引用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关于两大阵营和党派性的观点，以及毛泽东“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论述进行说明。^[173]张岱年肯定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这个定义有两个层次，一是“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一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张岱年认为，日丹诺夫的定义指出了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强调了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纠正了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贬低唯物主义的偏谬，是有益的。不过，对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目的论史观缺点，张岱年还没有提出反思。关于哲学史的范围，张岱年指出，在西方，哲学包括逻辑（包括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中国没有“哲学”，与哲学相近的有《庄子·天下篇》中的“道术”，北宋的“义理”之学。清代人把学问分成义理、辞章、考据，其中的义理之学即是哲学；方以智提出的“通几”之学，也是哲学。梁启超认为“哲学”译名不如“道术学”。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可以分为自然观或天道观、认识论或方法论、伦理学三部分。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174]

张岱年指出，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过，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名词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先秦时代是天道观或天人关系问题，在魏晋时代是有无问题，到宋明则是心物和理气问题。“理气问题与西方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接近的，不过用语不同罢了。”他对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斗争的看法进行了批评。不过，在我们看来，天人关系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更多地属于本体论和境界论的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近代认识论转向后产生的问题，突出的是认识论问题，前者并不等于后者。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评价，张岱年认为：“唯物主义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解释世界，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肯定唯物主义是哲学史发展的主流。这是因为唯物主义代表真理，而哲学史就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历史。”那么，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强调主观能动性，补足了一些唯物主义者的不足之处；还提出了许多唯物主义者容易忽略的问题，促进了唯物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如老子提出了“无”的问题，庄子提出了认识的相对性问题，都是非常深刻的，推动了哲学向前发展。张岱年引述列宁对于唯心主义的评价^[175]指出，对于唯心主义不能简单地否定，要看到它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要看到它是把认识的某一方面片面地夸大，违背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