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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优化研究

时间:2022-11-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优化研究余荣华姜明君理论生态,即理论的认同、发展、创新环境。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李大钊、高一涵等在北大组织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优化研究

余荣华 姜明君

理论生态,即理论的认同、发展、创新环境。生态是“生物的居所”,生态直接关系到生物的生存,理论生态关系到理论发展兴衰。本文无意创立式阐述一个完整的理论生态学体系,只是想从理论生态学视野讨论高校理论生态的现实以及优化,从一个视角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提供一条可选择的思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理论生态学分析框架

原本意义的生态学是研究生物、生命系统与环境、环境系统间相互关系,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揭示生态活性,即在通常物质规律的基础上,探寻生态信息的反映和生态信息能量的作用。理论建设中引入生态概念,追寻的是理论系统中保持系统的平衡,协调理论及其结构、功能之间,以及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和价值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保证能量的持续有效供给,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

理论生态学视角关注的是理论建设的环境,包括:理论的价值系统,即价值指向的发展和变异、价值指向的丰满和展开、价值指向的贯彻和实现等等环境条件;理论创新体系,即创新体系的健全、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理论建设的社会系统,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社会运行系统的现代化程度、居民的消费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社会制度技术发育程度等等;社会政治环境,即政治稳定程度、民主和政治文明程度、社会成员的独立性意识;社会文化环境,即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发程度和文化的包容吸收消化能力;人的思维资源环境,即与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创新同样需要人力资源的质量,需要思维潜质和思维积极性,思维惰性不可能搞好理论建设;社会制度环境,即制度的成熟程度、制度技术发达程度;信息环境,即信息的质量、信息流通渠道畅通程度、信息技术的发达程度,以及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和价值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协调程度等;最后是社会对理论建设的投入能力和投入水平。

二、高校理论建设的现实基础和理论生态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历史是随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展开的,这一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1918年,李大钊、高一涵等在北大组织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国后,全国各大学先后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先后开设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任务的政治理论课或公共政治理论课(1949~1977年)。1998年党中央审定了新的“两课”课程设置方案,新的“两课”课程方案大体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为主体的课程设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属于基础理论教育的内容;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两次理论飞跃的成果为主题的课程设置,如“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性和时代性;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当代世界和人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主题的课程设置,如“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三个层面构成一个整体,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统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2003年2月教育部社政司发文《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教学基本要求修改说明》,原“邓小平理论概论”调整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改革和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恢复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主要是纠正“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主要是突出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四门课为主的课程体系。1985~2004年为第二阶段,是“两课”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段:1985~1997年是“两课”形成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课程设置由原来的老四门变为新四门,即“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2004年是“两课”的发展时期。1998年4月23日,党中央批准了“两课”课程设置新方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八门课程,并于同年秋季实施。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于2003年调整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第三阶段,从2005年初开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即深化改革时期。新的改革方案规定,本科段思想政治理论课将设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必修课,另外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设,高校理论建设也在不断前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也是高校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特征。解放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基本上局限于中共党员和干部层次,以后逐步扩大,在青年学生中特别是入党积极分子中扩展开来,50年代至70年代又把加强在教师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化,在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理论教育作为坚定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必需途径不断得到加强。为了更好地领导、指导高校理论建设,同时也作为高校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学习进一步制度化,党委、总支两级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教师和党员的理论学习每周都在制度内安排有理论学习时间。与此相伴随,也作为高校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各种研究机构和团体的发展,以及学术刊物、出版物,各种研究课题等逐年发展。

历经几十年发展,高校的理论建设取得相当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现在的高校理论生态,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理论工程建设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保证;

第二,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价值认知体系,长期以来,高校理论建设较为稳定的几个层面的价值认知上,主要是作为服务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并使之不断强化为信念;

第三,形成了一套与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的理论建设体系。理论建设既是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建设,也是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从而使理论工程建设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动力和制度资源,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了充足的活力;

第四,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较高素质的理论工作队伍。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为两万多人。近年来,国家提倡教师在职攻读“两课”硕士学位、举办骨干教师培训班、培养学术带头人等,较大程度地提高了高校理论工作的整体素质;

第五,逐步摸索了一套理论教学经验,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际、贴近时代、贴近国情、贴近学生;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更加多样化,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课程体系更趋科学;

第六,建立了较稳定的物质支持制度;

第七,以理论建设基地和刊物为基础,构筑了高校理论建设工程可基于的平台;

第八,构筑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流通渠道,信息流量加大、速度加快,信息收集的空间范围扩大;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资源增多;

第九,理论建设学科化加快;

第十,已开始研究建立理论评价体系,理论研究和实施、操作技术逐步研究开发。

同时,高校理论建设工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

一是由高等教育转型引起的,理论建设的功能与学生素质结构要求的矛盾。理论建设遇到培养目标认同的挑战,问题的实质是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化教育,高校的培养目标实际上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干部,从而使素质结构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实就业市场要求高校毕业生具备适应就业市场竞争的素质,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已不存在包分配概念。这一态势在高校的现实反映是,高校从领导到教师、到学生对理论建设的选择指向已从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使命转向对市场负责,理论建设的价值单一指向转向多元选择。现实给高校理论建设出的命题是,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必须做出适应性结构调整。

二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引起的,思想政治理论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与市场功利导向的矛盾。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要以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为核心,通过高等教育,目的是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特征,正是立足于历史时代基础和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但同时面临市场经济以功利为核心的价值指向的挑战,思想理论工作战线习惯于将其叫做负面效应。在市场竞争中,能不能获得利润、赚到金钱,成为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水岭,成为能不能进入令人羡慕的时尚物质生活的门槛,成为在世俗社会中是否具有社会地位和能力的标志。虽然市场经济带给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不都是负面的,甚至是在很多情况下正面效应还多于负面效应,但无论如何,一种由于是价值认知体系变换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留给思想政治教育任务都是相当重的。

三是,新科技革命在科学技术领域引起的新一轮学科整合与高校理论建设中轻学科的矛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适应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发展,理工科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整合不断加速、交叉融合,边缘学科不断增多,学科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社会科学领域虽相对滞后,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趋势也在加速,特别是学科意识的强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强烈的时期。然而这一趋势在高校理论建设上似乎影响不大。表现是:首先,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归属混乱,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基本褪去了学科色彩。理论建设由党委直接领导,党务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的发展。但由于这种模式本身存在外部性特征,实践中便难以保证理论建设的学科性发展。具体表现为:学科归属模糊,教材体系和内容陈旧;教师自身素质中,党性、政治性强,科学性研究能力弱;教学方法和模式陈旧,“抬头率”的获取过分依赖外部化手段,教学失“道”、失“范”现象严重。其次,学科的渗透力差,理论教育、理论建设的目标仍停留在精英教育时期的目标要求,理论建设中很少考虑向工科、理科和人文其他学科渗透。除了自然辩证法和少数高校延伸发展有与工科理科融合的边缘交叉学科之外,绝大部分高校都停留在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上。再次,科研竞争力不强,长期以来高校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都被限制在党建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上,甚至被限制在保证学校不出乱子上,理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实际上承担了学校行政管理的很大一部分职能,使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科研,久而久之,在理论队伍中养成了思维惰性,很多人直到评职称时才想到科研,或者是要求政策倾斜。这几年虽然有显著改观,但长期以来的累积,科研能力的培育仍是一项艰巨任务。最后,理论队伍的“学缘”结构劣化趋势至今未能遏制,主要原因是由我国的高考制度引起的,从高中阶段开始就实行文理科分设,理论队伍的来源基本是理科相对较弱的毕业生,而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深厚的理科功底,在理论上能做出显著成就的不多,特别是能成为理论大家的更少。

四是,国学的振兴尚需时日,我国的传统文化经“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打击之后,至今仍然未能达到应有的普及程度,不要说在年轻人中,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底蕴浅薄,甚至包括建国以后出生的至今临近退出工作岗位的几代人,对国学都知之不多。国学功底不光是弘扬传统文化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成效,关系到理论创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凡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建树丰富的,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研究和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之外,还有是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素养。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泽民。没有对本民族的了解,何以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基础基本上也就是现时高校的理论生态。

三、高校理论生态优化

(一)我国社会发展基本趋势预期和高校理论建设环境基本走势

得益于改革所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将超越人们的预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在进一步加速中稳健地迈向预期目标。随着工业化中期建设任务的完成,经济发展无论总量和结构、质量、速度都会在人们的疑虑的目光中继续创造中国奇迹。现代化目标虽然不可能像有的学者预期的那么乐观,但原先确定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只会提前实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具深远意义的是社会的变化,人的变化。而且可以预见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所引起的人的和社会的变化会越大。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校理论建设环境的基本趋势:

一是价值观多元带来的理论建设目标多元。虽然在“和谐”发展观主导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存在不可能改变,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仍会是我党的奋斗目标,集体主义价值观将不断主导社会和人们的思想朝着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和谐社会建设。但基于所有制结构的多重性,经济主体多元构成和市场经济的价值结构固有特征,社会成员价值选择上必然是多元的。基于这一背景,理论建设的目标和职能构成也必然呈现出多重性特征。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复杂化、技术化。现代社会的演绎,使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复杂化,诸如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大,发展目标越来越多重,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种,涉及的和要处理的关系越来越多和复杂;使社会问题的处理越来越细腻化,运行目标越来越人本化,社会协调越来越技术化;现代科学技术运用普及化,如信息技术、计量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被广泛运用,形成了大量以现代科技为表征的社会运作技术,如政治信息收集和分析技术、网络管理技术、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等等。许多社会运作技术,如利益表达技术、利益综合技术、制度交易技术、博弈技术、沟通技术、结盟技术、谈判技术、控制技术、平衡技术、反馈技术、说服技术、政策制定技术、信息交流技术、领导技术、管理技术、输入技术、输出技术、预测技术、动员技术、参与技术、调查研究技术、抽样分析技术、统计技术、协商技术、协调技术等等,都具有普适性。

三是理论建设资源配置的全球化。20世纪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往后不仅不会放缓,而且将会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不断加快推进。借助于这一趋势和新技术支持,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的发展,无论哪个领域,资源配置的空间都被不断地放大,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等领域概莫能外。这一背景对高校理论建设的影响至深至远,正面,资源配置空间扩大,意味着资源总量扩大,资源种类更为丰富,意味着信息流量、速度和信息空间增大,意味着使自己始终能置于理论前沿,使自己站在更高更远处,增强对客观世界的洞察。这无疑将有益于理论创新,有益于把握人类社会趋势,有益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负面,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为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文化侵略提供了便利,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是在文化演进史上,历来是强势文化处在有利位置。因此,基于这样一种背景,高校理论建设,所要面对的问题将比以往要多得多。高校理论战线不仅要研究和回答国内因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同时要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给高校带来的更多的复杂理论和现实问题。

四是高校学生思想观念新的变化规律。人生活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于不同的物质基础,其思想观念及其变化规律会有较大差异。当代大学生的心理、思想与以往的大学生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一趋势还会加速演进。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和思想有其鲜明特点:他们希望正确认识社会,但又缺乏辩证思考的能力。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变革,但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辩证的思考,容易出现心理困惑;他们追求理想,但动机趋向功利化,同以往的大学生相比,在理想的实现途径上,更注重个人的奋斗,功利色彩浓厚,在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等问题上,他们更愿意选择后者;他们的自我设计愿望强烈,但自我评价片面,往往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过高或过低估计自我;他们有较强的独立意识,但自理能力和自控能力都不强,碰到问题、遇到困难挫折时,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家;他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理解能力,特别是对现代科技的认识能力远远强于对身边社会的理解力,尤其是在“怎样做人”问题上,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总体是,群体思想意识积极活跃,创新意识、尝试心理强烈,主流是好的,但同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等,心理和思想的成熟程度迟于以往的大学生。

(二)优化高校理论生态建议性思路

1.以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为契机,继续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要把教学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重心,管理体制是具有根本性的长远机制,教学管理体制等问题牵涉到高校资源配置,不能完全靠教师个人去想办法。学校在课堂讲授、实践环节、排课方法、选课办法、多媒体教学等方面,都需要下大气力推进改革,不能以个别代替一般,一堂课或个别教师好并不能代表思想理论课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要深入探索思想理论课效果不好的深层原因。

2.调整思想理论课职能结构。长期以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承担了较为单一的政治和理论宣传职能,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高校培养目标锁定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时,更有特定意义。但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也实际上承担了其难以承担的职业责任。因为即使在政治信息、价值选择一元化(集体主义作为唯一选择)、政治信息和政治理论信息垂直传递、有时理论课教师能享有优先获取权的条件下,理论课教师所处的社会角色、位置和资源量都不足以能承担课程赋予的政治职能。难能可贵的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倾自己所能,为完成课程赋予的任务,为党的政治和理论宣传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高校培养目标由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转向社会主义劳动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职能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考虑到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职能仍应坚持,有些情形下还需要强化,但职能结构则必须加快调整。应根据培养目标,即高校的培养任务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职能结构。当前的一个基本方向是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努力增加教学中的科研含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理论课的主要目标是理解能力和理性思维的训练,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向“为什么”方向的提高。任课教师要努力加强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用这些科学研究中的成果支撑教学,用自己深刻理解和已掌握的理论去讲解,去说服学生、打动学生,真正实现使科学理论进学生头脑的目的。但理论课也必须增加应知应会的知识层面的内容。特别是要从理论的技术层面上使学生更多地掌握实践中用得上的知识,以改变现时理论课课程结构中过于强调高远层面、过于宏观远大目标的内容安排。

3.加快党务队伍、政工队伍学科化进程。我党的党务和政工队伍有一个值得继承的优良传统,这就是以身作则,即所谓身先士卒,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影响群众。高校党务和政工队伍继承了这一传统。高校党务和政工队伍建设历来强调的是党性、政治性,这点上笔者至今认为仍应坚持,问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忽视了另一重要方面,这些队伍的学科归属,忽视了这些队伍的教育工作者身份,忽视了政治和党务工作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本文在此提出这一问题更深远的是高校理论建设的生态意义。在高校,党务和政工队伍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实践者,又是最能理解理论工作的生力军,只有让他们有了学科归属,才能推动他们从事理论研究,并且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实践经验,他们也许更能实现理论创新,最终会由于他们有了学科归属,加快高校理论生态优化。

4.振兴国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依据的基础,主要是中国的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内化性融合。以往我们大多数情况将国情仅仅理解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和以经济社会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的历史,在这种国情概念中基本上排除了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从广义上说,理论本身也属于文化范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意义,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能在革命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创立毛泽东思想,除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熟悉马列,熟悉中国的现实国情之外,还在于他们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国学,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5.发展边缘学科,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理工科、人文等学科渗透的路径。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从而使自己的理论不断有新的活力注入。而长期以来,高校理论建设中,除了自然辩证法外,基本上属于自循环式研究和发展,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自觉不自觉地空置于其他学科之上,给人以高高在上之感觉。这实际上有悖于理论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只是思维的演绎,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中获得创新动力和资源。高校理论建设中应该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发展与本校学科相对紧密的边缘学科。

6.强化高校领导层的理论建设,关键是健全学校和院系两级中心学习组的学习制度。这里说的健全不仅仅是一般的学习组织、学习制度,更重要是的考核体系,要使领导的学习能真正地学起来、学进去。不妨设想一下,当学校以各种考核机制考核教师的科研成果时,领导的学习成果也能以某种方式考核一下,并且也能与收入分配、与岗位的升迁挂钩。

7.加强高校理论信息渠道建设。首先,现时的高校理论信息渠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倒置。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者,往往处在理论信息链条的末端。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抑制了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理论水平的提升;其次,要大力增加高校的理论学术活动;再次,要从机制上推动理论研究的组织方式,改变目前高校理论学术研究上的单干现象;最后,要从机制上解决理论学术研究上的短视现象。现时高校普遍实行的学期科研成果考核,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催生学术短视,甚至是在催生学术腐败。

(本文第一作者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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