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应该成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与此相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三个方面，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范式，首先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应该说，至少从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起，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研究。然而，在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相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时甚至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或环节而受到少数研究者的重视，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至多也只是被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按照这种观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是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的，甚至是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往往只有某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人才会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几乎从未关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虽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是绝对必要的，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展开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它的标志性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实践层面，它的标志性成果是成功找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其中，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是说，从其本来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个根本目标，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必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范式。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其他领域就会因其自视为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甚至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出现目标迷失现象。近些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文本崇拜”和“洋教条迷信”，就是这种目标迷失现象的突出表现。

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是指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心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不断创造出与时代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的标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基本经验及其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的异同，目的在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则意味着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要求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属于一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属于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决不是相互隔离、毫不相干的，而是有着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创造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能获得它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得到切实的推进；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目标并自觉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也才能真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其实，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初就已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要求。1938年10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以便与上下文的表述更相契合，因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实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后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引者注)，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又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9]所谓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指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提出新的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至此，毛泽东才真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它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两个基本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特别是后一方面也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要求，即倡导人们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正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所以毛泽东才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创造。也正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创新。今天，我们也只有高度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