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13．1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13．1．1　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日益高涨，作为绿色运动核心力量的绿党纷纷产生，从而在西方国家兴起了20世纪最具规模的社会运动之一——绿色政治运动。其中生态社会主义要求建立一个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能充分保证社会公正和民主权利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相结合。它作为绿色政治运动的激进思潮和派别，颇有影响。而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更是引人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复杂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社会背景。

第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把军事竞争转向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并重，随着苏联的解体，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占据主要地位。作为先发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致使其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调整劳资矛盾，普遍实行福利主义，从而使无产阶级运动处于低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基础上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方面的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资产阶级追求经济增长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同时，垄断资本主义追求高额利润的本质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必然是扩张型经济，对外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从而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残酷剥削，导致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生态运动此起彼伏，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中产生的。

第二，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政治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高速恢复和发展时期，国家矛盾逐渐被国内各种矛盾所代替，西方发达国家的群众运动逐步兴起和发展。1959年，英国一些青年社会主义者由于匈牙利事件和反斯大林运动的兴起而对“旧的社会主义”感到幻灭，于是他们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紧接着在英、美、法、德、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类似的团体，史称“新左派运动”，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种族、民族、性别歧视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的革命行动从请愿、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展到占领机关学校，甚至同军警武装对抗，流血冲突不断发生。1968年4月4日，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被种族主义者暗杀，激起了席卷美国172个城市的黑人抗暴斗争。同年5月，巴黎学生为反对美国侵越战争起来造反，占领学校大楼，鼓动罢工罢市，数百万工人占领了300多个重要工厂、矿山，致使全国陆、海、空交通中断，银行、邮局关闭，酿成了著名的“五月风暴”。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新左派运动”达到高潮。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组织逐渐分化，加之遭到各国政府镇压，运动逐渐衰落。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长期陷入“滞胀”阶段，给人类造成了带有全球性的各种危机，作为“新左派运动”延续的“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新社会运动”是一种基础十分广泛的群众运动，包括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大学生运动、民权运动、残疾人运动等。其中绿色运动和绿色组织发展最为迅速，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影响也最大。参加绿色运动和绿色组织的成分十分复杂，大体可分保守派、改良派、激进派几种主要类型。而在激进派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群众运动发展的产物。

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背景。生态马克思主义是绿色运动发展中生态学原则和系统论相结合的产物。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许多科学家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19世纪始，拉马克、洪堡、华莱士、达尔文等科学家曾把生物机体与其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次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这个概念，它含有研究有机体生存环境之意。到20世纪初，生态学被公认为一门独立学科。近30年来，生态学获得迅速发展，形成了诸多分支学科，并出现了生态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发展趋势。系统论的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他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要素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强调事物的整体和各部分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性。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开始把生态学和系统论结合起来，观察认识生物有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生物有机体与自然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的自然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环境污染已不再是局部或某一地区的问题。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和生态学、系统论的传播，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根除人们对大自然所采取的掠夺性索取的态度以维护生态平衡，否则人类自身的生存必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在这种生态意识的支配下，从70年代开始，各种生态组织相继产生，绿色运动蓬勃兴起，作为激进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第四，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价值观念日趋崩溃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滞胀”阶段后，一系列全球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为解决这些问题，一大批生态学、系统论、科学学、未来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闪特米尔的《地球兄弟：危机时代的大自然、上帝与生态学》（1970年）、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舒马赫的《小即为美：对经济学的估价》（1973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4年）、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1974年）、格鲁尔的《被掠夺的星球》（1978年）、洛夫洛克的《盖娅：关于生命与地球的新视角》（1979年）等，尽管他们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看法不一，但围绕着生态问题却有许多共同点。如强调世界的整体、联系和统一；阐释保护生态平衡的伦理意义；把保护生态问题与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对传统观念如消费观、幸福观进行批判等。这对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提出了有力挑战，使资产阶级那种相信社会生活就是为生存而竞争的观点，大量消费就可以导致经济无限增长的观点日益为人们所唾弃。人们要求摆脱单纯的物欲，希望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开始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内在精神的充实。这就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反映。

13．1．2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

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阶段。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亚当·沙夫、鲁道夫·巴罗是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而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奠基人。这一阶段被看作是“红色”的“绿化”，其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亚当·沙夫是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马俱乐部”最早成员之一，1980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共产党人中第一批介入生态运动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东德共产党人鲁道夫·巴罗是生态运动和欧洲和平运动中欧洲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论上主张生态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谋求“红色”（共产主义运动）和“绿色”（生态运动）政治力量的汇合，率先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付诸实践，其代表作是《从红到绿》。马尔库塞，出生于德国，纳粹上台后移居美国，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成为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推行的“强制性消费”，把本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度地刺激起来，使人把这种“虚假的需求”当作“真正的需求”而无止境地追逐，造成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成为物质的附庸而日趋单面化、畸形化，完全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提出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和自然危机的根源。

第二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阶段。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就生态危机的根源、遏止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应当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都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特别是明确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要求，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重要标志。这一阶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的结合，其典型的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即生态马克思主义已和其他生态理论思潮平起平坐。该时期具有较大影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有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威廉·莱易斯，加拿大左翼学者，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出发，批判异化消费，提出建立“稳态经济”。其作品《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本·阿格尔，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从考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发展出发，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论。其代表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中有专章论述“走向生态马克思主义”。安德列·高兹，法国重要的左冀理论家，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及其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其《劳动分工的批判》、《生态学和政治》、《经济理性批判》也具有重要地位。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意大利理论家卢西那·卡斯特林那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建树一方面见之于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全面推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完全改变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多多少少地接受生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的局面。随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其对生态运动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绿色红化”现象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特征，生态运动中“红色”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呈现出“红色”后来居上的趋势。这一时期，除了原有的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比较活跃外，又涌现了一批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和大卫·佩珀。乔治·拉比卡早年参加过法共，后为法国左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80年代末苏东事变后，连续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着力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工人运动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瑞尼尔·格伦德曼，德国左冀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是深刻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并为其理论辩护，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造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大卫·佩珀，90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是《当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他自称是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