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语文》教材的认识与思考

对《大学语文》教材的认识与思考

田兆耀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6）

1978年匡亚明倡导重开大学语文课以来，大学语文教学逐渐兴起，并出现了多种教材。其中，徐中玉、齐森华和王步高、丁帆主编的教材影响较大，1996年、2002年先后被推荐为普通高校通用教材、“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比较这两种教材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徐中玉主编本一枝独秀

徐中玉主编的教材有“五类九种”之多，1981年编写的《大学语文》，历经四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修订四版”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每阶段之后附有文学史概述。选材视野开阔，中国文学是主体，还有外国文学部分，有关“读书和写作”的课文专列一单元。最后有附录，包括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等九篇。没有忽视语文的工具性和知识功能，足见编者的卓识。教材规范性强，每篇课文后附有“思考和练习”，比如陶渊明一节，引用龚自珍《舟中读陶》设计了一道习题，和选文《咏荆轲》互相印证，突出了陶诗的二重风格。在中学教材的基础上，拓宽了学生对陶诗风格的理解，可谓别具匠心。“修订四版”为大学语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分量虽然略嫌不足，但易于教学。这是早期通行、权威的教材。

1996年6月徐中玉编写的《大学语文》有几点值得注意：（1）选文虽然有“品评、论文”一个单元，但是删除了“修订四版”的部分附录，由于编排体例的变化增加了中国文学史概述。对写作知识的忽视是这本教材的缺点。毛信德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含文学卷和写作卷，编者将“习惯上的‘大学语文’与‘应用写作’两门课程的教材合为一个整体”。吴振清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大学语文》“特别增加了应用文写作知识”。现在许多大学生对论文格式懵懂无知，表达能力亟待提高，写作等语文知识的安排是需要的。（2）没有外国文学部分。现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学生应当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大学生中喜欢外国文学的大有人在。这扇窗口应当开大而不是关闭。（3）为了弘扬人文精神，教材在整体上按潜在的专题——品格、爱国等分九个单元编写，“本书既不以文学史知识为线索，也不以写作知识为重点”，而以精美文章为实体，来达到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的综合效应。主编也承认这种尝试“出版后反应不一”。这种编排方式值得商榷，因为每篇文章自有其内容主旨，但又未必只有一端的意义，必然会有交叉的现象。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体例符合人们普遍的接受心理，脱离接受的基础，不利于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

该教材发行之前，《大学语文》版本不是很多。此后，新编教材像雨后春笋般涌现，至今已不下30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2001年6月，徐中玉在1996版基础上修订出版增订本，容量明显增加，隐含的专题明朗化，许多问题得到了重视。增订本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五大问题，并加以克服。（1）选文增加了现当代文学的分量。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了解到现当代文学是学生欢迎的部分。（2）增加了几篇外国名作。所选作品大都见于“修订四版”。有胜于无，但仍没有外国文学概述。（3）增选了爱因斯坦、邓拓等自然科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家的文章。这是新颖独到的增选。（4）编排体例仍然根据文章内容来归类。按品格·胸怀、人生·世态等分十个单元，外加中外小说两个单元。结尾增加了按时代顺序为主的“篇目索引”，和目录互相映照。这种编排先难后易，不利于学生吸收消化。如果两者互换，全书重新编排，肯定会是另外一种风貌。另外，附录中删去了简化字总表，有关写作等方面的附录仍没有增加。

二、争奇斗艳，王步高主编本脱颖而出

王步高一直重视大学语文教育，还在南京金陵之声电台讲课授学。1999年他主编的《大学语文》打破了徐中玉编本一统天下的局面。2001年的简编本在选文篇幅上没有增删。改动在两个方面：（1）删去了部分附录，比如中国小说史概述、中国现代小说述略等，共约20万字。（2）全编本在排版上采用尾注，一篇《滕王阁序》近百注，翻阅极为不便，简编本改用脚注。2002年7月再版的全编本也采用脚注。

简编本仍然具有明显的试探性，部分保留的内容是否需要删去，比如王国维“三境界”说涉及的另两首词；已经删去的内容，当删不当删，比如中国小说史概述，仍值得探讨。一些内容删去之后，造成残缺，比如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述略被删去之后，学生很难从文体和文学史的角度把握现代文学30年的整体风貌，当代文学也是如此。

王步高的全编本有一些特点：（1）按文学时代先后为顺序，兼顾文体、专题知识，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本教材在点上具体讲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在宏观上具有梳理功能，像给学生针和线一样，将已有的零星知识和新知识贯穿起来，形成经纬错综的知识结构。（2）分量厚足，近80万字。编者一直主张大学语文不能短斤少两，要改变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现象。附录部分有近千首诗歌和华章美文。笔者课后曾分班带领学生做《大唐诗录》等游戏，结果发现一首诗歌无论“难易”，要么几乎全班都会背，要么几乎没有人会。文学是最个性化的学科，但在统一教学模式下造成了学生知识视野的雷同。丰厚的内容有助于学生扩大知识面。除课堂教学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眼光随手可以选择一些阅读内容。（3）集评、汇评以及赏析等部分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准和学术前沿性，把一些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介绍给学生。编者认为大学语文应当给学生以多元化的学术观点，使学生不迷信权威和书本，继承宋代以来疑古的优良传统。

诚然，作为一本教材还有一些急需完善的地方。（1）没有外国文学内容。诚然国内外的大学语文教材都以本国文学为重点，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在教材中必然占有相当的分量。但是有的部分比重不尽合理，比如唐代文学，包括初盛中晚四个部分，包括山水田园诗歌、边塞诗歌等流派，包括唐（宋）散文、唐（五代）词以及后面的传奇多种文体，约160多页，占全书的1／5强。（2）在规范化方面仍要下工夫，比如要增加富有启迪性的“思考和练习”，这样能增强教材的实用性。与此相关的教育部立项电子音像教材正在完善这方面的工作。（3）编者在附录和总附录中严谨地给出了参考书目录，但是大多数学生并不重视这份厚礼。作为教材更应该珍惜篇幅。（4）没有学生需要的写作等语文知识。

三、彼此影响，互相借鉴

这两种教材彼此影响、互相借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上文说过，王步高的教材吸收了按年代编排、文体编排、内容主旨编排的经验，在整体上采用时间顺序，但是把主旨专题、文体编排方式用在适当的位置——附录部分。教材每章后面的附录，比如忧愤诗、民生疾苦诗词、中国小说史概述等专题，能够打破时空界限，拓宽学生的思维定势，使新老知识融会贯通，使学生读完本书后对一些重要题材的演变有较全面的了解。这样做形成了全编本“网络式”的一大特点。

（2）有意义的是，王步高1999年的全编本和2001年的简编本，一厚一薄；徐中玉1996年和2001年出版的两种教材，一薄一厚，在价格上形成错位，反映了编者对教材分量的斟酌。事实上，在教学中让学生一学期学完近80万字的内容是难以操作的，为此，王步高试探性地出版60万字的简编本。徐中玉以前“受一个无形的共识限制教材容量最多不超过30万字，比教师能够讲完的分量略为超出即可”，后来了解到学生欢迎把教材编得厚实一些，2001年编本扩大容量，从33万字增加到70万字，并且采用16开本。部分课文还增加了“辑评”和“提示”，这类似王步高编本的“汇评”和“赏析”，比如《氓》篇后有朱熹、王夫之等人的评论。但是，就文体而言，金元戏曲只选一些散曲，杂剧未有节选，现代戏剧也未入选，这未尝不是增订本的一个瑕疵。

大学语文选材既要符合青年学生的心理和需求，具有亲和力，又要尽量避免和中学教材重复，兼顾分量、文体、名家，其中学问很多。需要强调的是王步高的教材和中学语文的重复篇幅较少，只有《归园田居》（其一）、《大偃河——我的保姆》等10余篇，徐中玉2001年的教材有《项脊轩志》、《少年中国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很多篇。与中学语文重复太多不利于学生扩大视野。

四、培养文学审美能力是核心

当前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大学生道德、情操、心理都存在许多误区，再加上社会上道德滑坡的现象、丧失名节事件时有发生，现实的原因再加文以载道的传统，使两位主编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大学语文要承担人文精神的传播和道德情操的熏陶的使命。文学能提高做人的品位，启示人生的真理，比如从苏轼《定风波》中，学生可以学习作者“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处世态度，正确地对待人生的坎坷。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大学语文课责无旁贷。但是，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和德育教育。道德水平、人文精神的提高不是开设一门课就能解决的。大学语文要和其他众多的人文类课程一起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学校课堂教育和社会教育要结合起来。

孔子说过，诗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首先是“兴”，诗歌具有审美功能，可以抒发情感，表达体验，得到审美感受。文学是作家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来表现他对人生的审美感受和理解的一种艺术样式。大学语文教育要让学生感受到语言艺术形象的魅力，意会到“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妙处”，而不应承担不能承受之重。

我国的高等教育总结了应试教育的经验和不足，逐渐进入科学技术和人文素质相结合的素质教育阶段。大学语文能完善学生应有的知识结构，丰富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口。培养充满生活情趣和创造性思维活力、具有完善的人格的人，没有人文类课程是不行的。杨振宁在《美与物理学》指出了科学和人文、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不无感慨地说，科学远离了哲学、文学和艺术之类的其他活动是现代文明的问题，片面的抽象化趋势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在古希腊，直觉和抽象处于相互平衡之中，“所有这些文化活动都是和人心很靠近的。一个人可以像欣赏几何学那样欣赏诗。”学校教育一定要把学生当成血肉丰满的人来对待而不能当作被动的器皿、材料。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只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个专家。”

200多年前，席勒就已认识到近代文化开始出现了裂痕和危机，人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他提倡审美教育来“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只懂科技缺乏审美情趣和人文情怀的“单面人”。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审美需求的匮乏乃至被剥夺，意味着自我实现的失败。在当代社会重视大学语文的审美功能更有深远的意义。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大学语文的受教育面逐渐扩大，多媒体教学、电子版教材信息量大，视听结合，化静为动，化无声为有声，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为大学语文教学服务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徐中玉．大学语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　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王步高，丁帆．大学语文．简编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德］席勒；冯至译．审美教育书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6］　许良英译．论教育．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　［日］汤川秀树；周林东译．创造力和直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原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