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品词论曲

梁启超称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他就是王国维。

回顾王国维的一生，学术是他生命中分量最重的两个字。对于学术，他始终抱着一颗纯粹的、敬畏的心。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之后，康有为等一些学者将西方学术作为一种谋求政治的手段，王国维对此极为反感，他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925年，清华大学邀请王国维到国学院任导师，并希望他能够出任国学院院长，但王国维始终辞而不就，因为他认为出任院长后要管理院中大小事宜，使他无法专心治学，王国维对于学术的专心可见一斑。

一次，一位友人去王国维家里拜访，他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书架上放的都是有关这本书的资料。朋友与他聊天，本来说的是别的事情，可他总是找机会把话题引到戏曲上来，与对方讨论，事后甚至把讨论的内容和结论都一一记录下来。后来，这位朋友又去家里拜访王国维，此时他的《宋元戏曲史》已经快要出版了，原来桌上和书架上的那些资料也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下一本书的资料，聊天时，王国维再也不谈戏曲方面的内容，而是转向他正在研究的题目。他的这位朋友因此说：“王静庵写书的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

王国维给学生上课，最喜欢学生向他提问题，只要谈到与学术相关的事，就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平日里的王国维性情冷僻、不善言谈，鲁迅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般。”胡适也说他：“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风流才子呢！”风流未必真才子，才子无须尽风流。王国维的心全在学术上，在国家的危亡上。

1927年，时局动荡不安，李大钊等人被害，接着又发生“四一二”政变，四月间，北伐军逼近北京，传来学者王葆心遭受极端侮辱致死的消息，王国维因此感到极为惊心，他是清廷遗臣，北伐军一旦进入北京，不知道要遭受多少侮辱。

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起床，妻子照例为他梳好辫发，洗漱过后，他和家人共进早餐，之后一个人出门，准时到清华国学院上班。中午，有人发现异样，到处都不见王国维的身影，既不在办公室，也没有回家吃饭。清华校门口的一位黄包车夫说看见王国维坐着车往西走了，大家立即赶到颐和园，颐和园的门房说有一位老人跳湖自杀，此时，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昆明湖边的亭子里，只留下“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言。

王国维的死来得太突然，人们一面惋惜，一面回顾他毕生的学术成就。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一生研究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人们说他保守、说他抱残守缺，不可否认的是他永远是人们心中的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