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伟大发现：领导者和同盟军

二、毛泽东的伟大发现：领导者和同盟军

（一）中国政治文明的“核爆炸”——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当今的现代化研究学者以人类社会进化论为分析框架，对历史上各个不同社会形态（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类型划分、基本特点、前因后果及其进化条件等，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比较具体的研究。因为学者们价值目标的差异、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历史文化背景及个人经历等诸多方面的特殊性，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进化论，对人类的历史发展提出了各不相同甚至在主要观点上的相反解释。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社会进化论有两派：主流派即形形色色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观点集中来说就是三条原则：

（1）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原则；

（2）社会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原则；

（3）社会有机体的原则，即社会生活中呈现的贫富、强弱、等级之类的差别，正如有机体各种构件之间的分工，是天然合理的。^[13]

非主流派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对上述三原则的合理性部分给予了借鉴、吸收和改造，主要是社会发展的观点，通过竞争或斗争促进发展的观点等；而对于其中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观点则痛加批驳，由此形成了在本质上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毛泽东曾经指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挡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变了方向。”^[14]这个“方向”的改变即政治理念的转换，这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来说，无异于是一次“核爆炸”——政治意识文明方面的根本革命，它的“冲击波”当然要向制度文明、行为规范及其他领域扩散，由此也就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面貌及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其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分析。

首先，在关于社会发展进化的方式上，庸俗进化论（其代表人物为英国的斯宾塞）主张社会发展仅仅是渐进式的，只是某种现象原有属性的增加或减少，否定发展的飞跃性。把这个观点用之于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并且视群众性的大革命为洪水猛兽。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即是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促进社会发展不是要求人们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去“拔苗助长”。这是因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任务的本身，也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然而历史过程的自然性并非完全渐进式，而是量变质变的辩证统一，是渐进式与飞跃式交替发展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基本原则概括为：社会进化在本质上是生产方式的进化，其进化的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在矛盾运动中量变——质变交叉复合作用的结果。这个基本原则对社会现实发展指导性的突出意义，是它更看重在社会质变条件已经大体具备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向垂死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上，认为以剧烈的社会重组乃至革命战争方式，即把暴力作为新社会的助产士，可能对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促进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更为有利，更为彻底。

其次，在关于社会进化的动力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讲社会进化的前提是：完全抹杀自然界的生物与社会界的人类在本质上的根本区别，认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前苏联学者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通常与优生学和人口问题上的马尔萨斯主义结合在一起，它是把社会生物化的最流行的样板。……它的最重要的社会学结论可以归纳如下：在人类社会中，比较适于生存的人（由于他们生来就有的智力的、意志的、办事的和其他的禀赋）支配着比较不适应的人和不能适应的人。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认为‘下等’人大量死亡是合理的，并且把贫穷、饥饿、流行病说成是自然的‘正常的’现象。”^[15]近现代以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特别是法西斯对人类的残酷屠杀，就是以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地批驳了这种反动理论，提出了一个科学的社会进化动力的图式，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在那篇赫赫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由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代化动力的基本原则概括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用这个基本原则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最突出的现实意义就是它为新兴阶级以革命手段排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现现代化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最科学、最完整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支撑。

再次，在关于社会进化的目标或价值理想上，19世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论者虽然突破了18世纪启蒙学者的局限性——把资本主义社会当成人类的千年王国，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是，相对于阶级社会而言，人类是否应当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呢？主流现代化学派对此不屑一顾，没有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从劳动人本理论的探索中明确地指出，对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很早就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对其现实状况作过描述与经济分析，但是不科学。关键是他们站在少数利益集团或有产者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没有从劳动人本主义理论的角度去理解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根源。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他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新贡献是：“（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人类最早的社会即原始社会里，与极端低下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原始公有制，是不可能产生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待到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当生产的产品有了某些剩余尤其是私有制出现以后，极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大多数劳动者的情况就出现了，于是阶级便得以产生，国家也由此出现。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不能不人格地化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斗争。由于国家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一切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但是，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其历史任务是要通过政治对各种资源的整合，创造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条件，使全人类共同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由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社会目标或价值理想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实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原则。虽然把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实施现代化的重点，则是放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放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和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的筹划中。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及其以后的状况是怎样的？人类最终的奋斗目标的具体图景又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陷入空想，更不可能作出空想式的具体而详尽的回答。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很明确地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三条基本原则：

（1）社会进化在本质上是生产方式的进化，其进化的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矛盾运动中量变——质变交叉复合作用的结果。

（2）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

（3）实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

（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分析

列宁又称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16]。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当前学术界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争论的问题也不少。我们在这里仅就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时间及其内容重点问题，略作阐述。现在，多数学者还是认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论断，即马克思主义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的，李大钊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至于个别中国人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当在此之前）。1919年5月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但是，从当时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上看，大体上在20年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阶级斗争学说为主，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急需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经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革命闹起来了之后又几经曲折，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中共党人在30年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就不能不转向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从俄国人闹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体认，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17]列宁还进一步地解释了什么叫阶级，他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部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8]列宁抓住社会经济结构中社会成员同生产资料关系的核心点，深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原理，为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提供了制定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战略与策略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9]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斗争原理及其对革命成败之关系的科学论述，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类似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的大国中），为了实现现代化，革命党人不但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达到目标的切实步骤和科学政策。这个政策的关键点就在于能起到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作用。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法，即根据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基本政治倾向来观察人们对革命的态度，并以此来划分敌人和朋友；而不是依据个人的好恶或小集团利益的需要来划分敌人和朋友。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文明首要特征；而且是使这个革命走上胜利之途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在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通过周密而详细的社会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科学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从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产生以来，就整个国际经济结构及其所规定的国际政局而造成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来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人民的国际敌人，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者及其为它们服务的忠实走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阶级利益的本质上说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为了获取这个共同的利益，必然要联合起来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就像当年“八国联军”联合抢劫物华天宝的中国财富并残酷绞杀人民反帝斗争一样。但是，在具体的利益争夺与分配中，它们之间由于实力与机会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平衡，又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斗争。鉴于它们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状况，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须在战略上坚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立场，视国际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为可靠的国际朋友，但是也不要放弃对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利用。就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划分社会阶级、确定敌人和朋友。

第一个层面是农村社区：其小农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资料为中小土地私有制，其中大量占有土地的，一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人”^[20]——地主，他们的主要剥削方式为收取地租（包括出管公堂和收学租）；二是富农。富农虽然自己也参加劳动，但凭其占有的土地、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其对雇工（请长工和短工）的剥削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按建国前城市化率10.6%估算，1928年中国农村人口约为3.9亿人，其中地主人数仅占农村总人口的3.44%，富农占4%，二者的人数不足农村人口的8%，却占有农村土地的50%～60%；而自耕农和贫农等劳动者占农村人口90%以上（据毛泽东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的个案材料）^[21]。

第二个层面是城市社区：其人口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主、小商人、小知识阶层等），半无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无产阶级（现代产业工人）；此外，还有游民无产者（流入城市的失地农民和城市的失业者）等成分所构成。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人口虽少（总数大约4000多万），但情况特别复杂多变，不但政局变化速度快，而且各阶层的变动情况也很频繁。1926年，毛泽东在其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中，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它们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城乡小生产方式的存在；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只有200万，他们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因此，他作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2]由于农村的自耕农、贫农被毛泽东包含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之中（雇农则纳入农村无产阶级范畴），所以，中国产业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且具有天然性质的朋友即同盟军——农村中的自耕农、贫农和雇农。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其正确的结论为我们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