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主义的悲观情绪

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物种，可能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也不是很大，这些都是上文所暗示的。即便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不必要担忧。我们可以不发生变化继续存活数百万年，像鳄鱼和许多昆虫一样。但是从哲学观点来看，我们还是避免不了沮丧的情绪。因此，我必须在进化论的某一方面有所深入，这样在朱利安·赫胥黎教授的《进化论》一书中我找到了论据；虽然如果按照他的看法，这方面的论点是得不到近来的进化论者的全部好评的。

由于生物体的被动性在进化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沮丧泄气的看法很容易从达尔文的理论中获得。突变自发地出现在基因组中——基因即所谓的“遗传物质”。我们坚信一点，物理学家所称的热力学涨落规律非常适合基因的突变，也就是说它们是由概率引起的。生命个体对于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与生命个体留给后代的遗传宝库一样，不发生任何影响。“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在出现的变异中发挥作用，再一次表明变异是一种概率现象。因为有利的变异在增加生物体生存、繁殖后代的希望的同时，还将被继续遗传给后代。由于变异的其他生命活性不对后代产生影响，因此这类变异似乎与生物学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的获得性状不会遗传给后代。比如，生物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和训练，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却不会被传递下来。于是，这种情况对于有智慧的生命来说，他们会发现大自然的无情，总是拒绝与他们合作。因此，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生命无所作为，陷于虚无。

其实，达尔文的理论算不上真正的第一部系统的进化论。在它之前有拉马克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下面的假设上：生物个体可以将在生育前的特定环境或行为中获得的新特征传递给后代，而且事实上也是经常传递给后代。虽然传递的这些特征不是全部的，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某些痕迹。因此，如果生活在沙土或砾石上的动物的脚底长出了茧，这是一种保护性的肌肉组织，并且这种茧获得了遗传特性，那么它的后代就可以获得这样的遗传特征，而不需要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无数次的磨炼而获得。同样地，为了特定目的而不断使用某个器官，并引起其器质性的变化都会保留下来，且至少部分会遗传给后代。拉马克这个观点让我们对生物体的那些精致细巧的身体结构和对环境的特殊适应能力有了基本的了解，而且更给予我们精神上的喜悦与鼓舞。与达尔文的悲观主义情绪相比，它更加具有吸引力。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生命的进化链条不会中断，智慧的生命可以做出生物学上的努力来改变自身、适应环境。虽然这种生物学上的改变极其微小，但是它却是物种进化日趋完善的一个部分。然而不幸的是，拉马克的理论假设是错误的——获得性状不能遗传。虽然那些自发的偶然的突变与个体一生中的行为无关，但是它们才是决定进化的关键因素。这样的话，我们又回到了达尔文的理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