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文化观

民主的文化观_中国式民主的文化解读

人类的任何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积累、变迁与发展,从中国文化演进的逻辑来看,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用的民主性精华,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为指导,同时要借鉴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思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36]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式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37]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又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38]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革命文化传统也需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通过与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的汇流丰富营养,不断地推陈出新。邓小平结合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卓越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坚持并将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些理论,这成为当前在我国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江泽民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39]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40]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道: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41]。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42]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能够系统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长期性问题,但是他们对于民主政治制度阶级性质的揭示以及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界定,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深远影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了不同于以往民主的一种新型民主,他认为: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43]他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阶级性质,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即人民当权。这一指导性思想在我国宪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恩格斯认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的保证。^[44]列宁也明确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45]因此,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通过发动、教育、训练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和有效监督,社会主义民主就能够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中三权分立的历史局限性,创造和它的性质、使命相一致的管理和监督的新形式。^[46]列宁特别强调:“我们愈是要坚持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47]这些论述中体现出的民主监督理念已经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式民主

国外比较政治学者在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特点时,通常会联系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历史。劳伦斯·迈耶等撰写的《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一书中指出:“当19世纪末中国统治者承认需要发展时,中国传统文化却表现出罕见的抗变性。直至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数的价值与信念都还持久不衰。中国文化虽遭受了外来价值的反复冲击,经历了急速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但还是保持着相当独特的‘中国性’。”^[48]“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1949年至今),中国文化在决定国家政策、问题及发展等事项中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只是修改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49]撰写《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一书的英国作家马丁·雅克也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一个过程,一个重新提取传统文化中一些深层次、重要的元素,使它跟目前的现实环境和条件相融合的过程”^[50]。

中国的文化传统能够对当代中国政治发挥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解释。

(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条件的继承。儒家思想的主流应当是民本主义,不能把中国上千年的专制政治归咎于儒家思想本身。中国儒家思想之所以源远流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代统治者将其作为工具的功效,它与中国百姓对民本主义政治的向往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就将批孔的重心放在揭露当时统治者利用儒学以维护专制统治上,而不是孔子思想本身。他在1917年2月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说:“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51]他还提出了“使孔子为我之孔子”的命题。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格。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2]他在1944年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讲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思想问题,他说:“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我们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53]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多次演讲中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无一不是在呈现与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习近平在论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时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54]。

(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推进政治发展,也必须尊重中国政治自身运行的规律性。钱穆先生认为:推行新政治有三个要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是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世界趋势。因有前一项,所以必要尊传统。因有后二项,所以传统虽要尊,但必须随时变。但无论如何变,不能丧失了自己的传统。^[55]

(三)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需要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些正面、积极的因素融入新的时代,促进国家的团结与凝聚,有效抗御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汤一介先生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可能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56]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发出警示:“俄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向西方的急剧倾斜说明,如果对西方思想价值不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不考虑俄罗斯文化特点,而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向俄罗斯土地移植,就不可能完善祖国文化,而是使它遭到破坏。”“在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俄国虽自身的麻烦和问题不少,但也还是积极努力地在保持与自己伟大历史相称的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一复兴过程也包含着一定的危险——丧失自己精神世界的某些珍贵特色、生活方式和独特文化的危险。”^[57]江泽民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58]

(四)中国文化传统仍然在一些问题上影响着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价值观。在1993年和1994年针对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的一项比较研究发现,当前大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大,尤其在道德领导权、政府责任等问题上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59]李泽厚先生认为:虽然儒家的思想理论在历史上所依托的传统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家族制度已经解体,但是它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60]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61]这说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根基。

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将自身的理念与行为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的优质文化土壤之中。

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只有根源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才能稳定而持久地运行。美国学者郝大维与安乐哲在多年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基础上认为:“要注意到在中国的传统里存在这样的支持民主化的资源,因为至少,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将民主的概念变为更与中国人传统相吻合的条件,……”^[62]。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63]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作主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64]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掘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以民为本”思想中包含着统治者必须回应社会整体性愿望与要求的民主意愿。毛泽东在思考构建新中国真正的民主制度时,强调必须要体现“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5]。这一重要论断就是“以民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光大。“为民作主”思想强调只有具备更高才德、能够为民尽职的贤良之士,才能得到民众认可并获得政治权力,以制定并执行得民心的政策。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聚焦了一大批先进分子与优秀人才,他们在代表、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以及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成为可能。此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尊重并践行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务实观,愿意尊重并听取一切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见,努力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尊重并践行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谐观,把谋求和谐的社会政治关系(各阶级、各阶层、各政党、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执政党与民众、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政治关系等)看作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目标；尊重并践行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观,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力求避免“过”与“不及”的两种极端的民主类型,将追求合宜而理性的民主形态作为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理念。

三、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式民主

中西文化的交汇和碰撞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景观。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侵入国门的过程,也是西方文化输入、传播的过程。较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以发达商品经济为载体的西方资本主义处于优势地位。它在向落后的文化土壤居高临下的渗透过程中,必然对传统文化观念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受到广泛、深刻的抵制和排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又一个各种文化形态大交流、大碰撞的帷幕。对外开放使外国的资金、技术、人才、产品等蜂拥而入的同时,也使西方的各种文化形式通过刊物、广播、影视、网络等传媒手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了解。国际反华势力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攻势更是加大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渗透的频度和幅度。一部分社会成员对于西方国家文化领域极端民主和自由的思潮倍加推崇,盲目吸收和引进所谓现代思潮、民主意识,力图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以文化多元取代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甚至以文化多元为由,主张推动以政治多元为取向的政治变迁。由于传统中国文化遭受异域文化新思潮过度冲击,也有一部分社会成员难以适应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了狭隘的民族排外情绪,主张关闭文化交流的大门,中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求得社会观念体系的一致和思维方式的统一。文化多元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加以必要的治理,将难以保持社会的动态稳定状态。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66]

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思想,反映了近现代西方社会人民的政治智慧与历史经验,奠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曾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67]我国的宪法是全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立足本国,以我为主,同时吸取了包括资产阶级制宪经验在内的国际经验”^[68],因而,克服了资产阶级宪法的局限性。立足于本国实际,以自己的方式混合、过滤与甄别西方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样是必要的。

1982年修改宪法时,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查阅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宪法资料,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和设立审计机关的规定,在得到领导同志的支持后,结合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新宪法中规定:“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69]以后的实践证明,审计监督在保证对经济工作的民主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审计工作应着力从法律上、制度上加强对财政预算执行的规范和约束,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意见。国务院审计部门每年公告审计结果。2013年1月16日国家审计署发布2013年1号审计结果公告——《关于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底,各被审计单位通过上缴国库、归还原资金渠道、补征税款、收回贷(借)款、调整账目等方式整改问题金额1 055.98亿元,通过补办手续、清退土地等方式整改违规征地用地30.75万亩,挽回和避免损失137.14亿元；根据审计建议,制定完善规章制度1 600多项。审计发现的112起案件线索及其他问题移送有关部门查处后,已有660多人被依法处理。^[70]

政府信息公开,是任何一个正在不断提高民主化程度的国家必须具备的条件。改革开放之前,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政府信息大多处于保密状态,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在当时,“不公开是惯例,公开是例外”。1997年国家保密局、财政部等一些部门出台的《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指出:财政年度预、决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历年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不得向社会公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信息公开,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与制度,逐渐开始被中国所了解、借鉴与吸收。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指出: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透明度,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政府的透明度是世贸组织的一项重要原则。这就要求中国及时开放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使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为更多的人所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从此,信息公开不再是政府可做可不做的“选项”,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当前政府信息公开、知情参与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

任何政府公务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收支,只要控制政府的行政收支、抑制可能出现的谋私机会,就能监管政府行为和公权力的使用,这是预防政府过程出现行政腐败的关键性环节。政府信息公开是体现政府对民众负责的重要方式。定期将政府公务开支信息进行公开,有助于推动政府将纳税人委托给它的一部分财富在阳光下使用,有助于建立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监督机制,对政府和官员们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后,增强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财政信息的公开已经成为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重要内容。2010年3月20日财政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第一时间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公开了中央财政预算,具体包括: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表、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表、2009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以及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2011年5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财政预算工作,要求中央财政预算部分重点支出的公开要细化到“项”级^[71]科目,地方政府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三公”经费。这对于加强政府自我约束,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有92家中央部门公布了2010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2013年10月1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要求对各级政府机构落实该意见提出刚性要求,尽快做到最大程度的信息公开。201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总则第四条规定,要求坚持公开透明,除涉及国家秘密事项外,公务活动中的资金、资产、资源使用等情况应予公开,接受各方面监督。

当前我国政府正在或即将要公开透明的不只是财政信息。201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其中强调,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继续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深化财政预算决算、部门预算决算、重大建设项目和社会公益事业信息公开,推进电子政务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注释】

[1]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2]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5]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6]列宁:《关于废除对犹太人权利一切限制的法律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7]列宁:《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页。

[8]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70、171、692、1047页。

[9]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10]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8—39页。

[11]2005年6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12]李铁映:《论民主》卷首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14]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15]闫健编:《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6]袁峰:《比较政府与政治·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8]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19]参见孙关宏:《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

[20]王邦佐:《坚持民主一定要坚持“言者无罪”》,《复旦学报》1979年第2期。

[21]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2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2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人民网,http://yuqing.people.com. cn/NMediaFile/2013/0731/MAIN201307310846000551586960919.pdf,2013年7月30日。

[24]袁峰:《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结构分析》,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3页。

[25]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页。

[2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27]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28]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1、172页。

[29]徐鸿武:《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第51页。

[30]参见徐鸿武《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需认清的六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第37—40页。

[31]转引自蓝瑛《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0页。

[3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33]闫健编:《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229页。

[34]民政部:《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11年1季度)》,民政部网站,http://files2.mca.gov.cn/cws/ 201104/2011042815534397.htm,2011年4月28日。

[35]《中央纪委: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设政务微博近千个》,人民网,http://fanfu.people.com.cn/n/ 2013/1120/c64371-23596415.html,2013年11月20日。

[36]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9日。

[3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8]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3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0]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4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42]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4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5页。

[44]恩格斯:《致格·特里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45]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络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46]李铁映:《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47]列宁:《论无产阶级民兵》,《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48](美)劳伦斯·迈耶:《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49](美)劳伦斯·迈耶《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50](英)马丁·雅克:《当“文明国家”中国统治世界时》,《参考消息》2010年2月10日。

[5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5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53]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54]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的发言。

[55]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56]汤一介:《关于复兴儒学的思考》,陈来、甘阳编《孔子与当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57](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7日。

[58]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5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6—487页。

[6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61]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62](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6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64]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1/2241298. html,2003年12月10日。

[65]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6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2页。

[67]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68]李铁映:《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69]鲁书月:《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196页。

[70]国家审计署办公厅:《关于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国家审计署网站,http://www.audit.gov.cn/n1992130/n1992150/n1992500/3213672.html,2013年1月6日。

[71]中国的政府预算科目设置了四个级别的指标,分别为类、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