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阀地主的兴起与地权兼并
军阀地主是握有军权，直接凭借军事势力兼并土地、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的军人地主，对近代农村地权分配及其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
军阀地主形成于辛亥革命后，但起源于19世纪中叶。当时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出现了湘军、淮军和各省团练等一批地主武装。他们自行建制，自筹饷需，自造军火，自有地盘，拥兵自重。以后又逐渐掌握了地方乃至中央的一部分政权，羽翼更加丰满。农民起义失败后，这些武装以及清末新成立的练军等，逐渐蜕变为私人武装，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共同统治中国的总代理人，各自急于物色和培植新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直、皖、奉、桂、滇各系以及其他各地的大小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互相火并，争霸称雄，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发钞收税，敛粮派款，征兵抓夫，搜刮民财，并用所发纸币或搜刮来的钱财，大肆强买和贱买土地，或直接凭借手中军政大权，赤裸裸地掠夺田产，成为新兴的大地主。
一般中小庶民地主扩大田产的方式，尽管也带有这样那样的封建强制性，但主要还是价买，使用的是经济手段。军阀地主则不同，他们占有和扩大田产，主要是依靠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权势，采用暴力手段，勒买贱买甚至强行霸占民田是他们兼并土地的基本途径。如湖北督军王占元，在任湖北军务帮办、湖北督军兼省长等职的8年中，搜刮民财8000万元，再用这笔钱财在其老家山东贱价购买土地，发展为田地横贯4县的大地主。每亩地价竟低至2元。[43]军阀萧耀南以为沪汉案（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汉口6月10日太古公司惨杀华工案）救济会捐款为名，搜刮钱财5000元，实际仅捐了2000元，其余3000元则派人送回老家黄冈勒买土地，建造“将军府” 。[44]直隶军阀津京警备司令陈光远在天津附近一次就买进土地3000亩。那里原是一片荒野，后被一韩姓大地主圈占，招雇逃荒农民开垦成田。1917年陈光远将这片土地买了去，取名“陈家圈” ，立营房，派管家，设公堂，俨然成了陈光远的独立王国。[45]曾经充任北洋军阀旅长的安徽巢县大地主丁香涛，用在广东南雄抢劫的钱财在老家购进大量土地，成为当地豪富。当地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故旅长，丁香涛，抢南雄，成富豪” 。[46]四川的刘存厚、曾南夫、黄逸民等川军军、师长，也都用在军阀混战中抢劫的钱财，在郫县等地购置了3000亩以上的田产。[47]
各地军阀在贱买勒买和掠夺民田的同时，还大量圈占官地官荒，霸占公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减轻关内人口压力和充实边防，在东北、内蒙古地区推行放荒招垦和“移民实边”政策。地主、商人大肆包揽，大小军阀也乘机大量报领和圈占荒地。在东北，张作霖，及其家人、师长和黑龙江省长吴俊升以及鲍贵卿、孙烈臣、杨宇霆等都是成千上万亩地侵占官、旗荒地。1916年，张作霖强迫开放达尔汗亲王旗辽河南岸肥地4000余方，[51]张及其岳母、鲍贵卿、冯麟阁等分割了其中千余方；1922年，张作霖又圈占通辽以西好地2800余方；1924年，吴俊升强迫租借博多勒格台旗斯卜海土地2000晌，租期99年；次年又按每晌奉票50元（合每亩5元）强迫租借博多勒格台旗阿林塔拉最上等耕地5000晌；是年，吴俊升和杨宇霆侵占该旗松林哈塔耕地二千二三百晌。[52]此外，吴俊升还随着铁道的敷设，在四平—洮南、洮南—昂昂溪铁路沿线占买了大量土地。特别是车站附近的土地，多为吴俊升所独占，仅在洮南就有土地2万亩。其他一些军阀，也都趁东北放垦之机，大肆报领和收买荒地。这些荒地多在铁路沿线或预期铁路经过之地。并在铁路修筑时，在自己土地范围内决定车站的位置。[53]
表1具体反映了大小军阀在东北地区侵占官、旗荒地和兼并民田的大致情况。军阀占有的土地，多的达10余万至数十万晌，合百余万至数百万亩。土地种类除耕地、荒地外，还包括森林、果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1所列只是举例，远非东北地区大小军阀占有土地的全部。
表1 东北地区军阀占地情况示例
续表
资料来源：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18页；李尔重、富振声等：《东北地主富农研究》，第2～4页；以及本书有关各页资料整理编制。
这些土地，绝大部分都是无偿占有，即使少数缴价承领、购买或租借，价格也极低。如上述吴俊升租借的土地，租价仅为当地地价的10%左右，实际上等于“白借” 。张作霖等军阀兼并土地的惯用手法是，凭借军政权势，按特别低廉的价格将有前途的地点买进，再慢慢侵吞四邻。因此，凡是军阀所有地的附近，地价常比时价低廉，但是一般百姓都不敢购买。
这些军阀在占有的土地上，“各自形成部落” 。尤其是张作霖，竟派遣“地政委员”经常管理其事，张的胞兄及义弟常驻当地担任总管，“其势力足以颐使地方官吏。如通辽县知事者，简直可以说事事受其压迫，仰其鼻息，仅得维持一己地位而已” 。[54]
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关内许多地区，军阀都大量侵占官旗荒地和公田。在热河北部，军阀强迫蒙旗王公割让大片肥沃土地，并派军队将蒙族平民驱逐，由他们与官僚、豪绅合资开垦。汤玉麟、阚朝玺、米振标、张连通等军阀和官僚由此攫取的土地面积难以估计。[55]绥远托克托旗等地，军阀也各自割据，“时谋侵占” 。[56]
一些地区的公田，也不少被军阀攫夺而成为其私产。湖田、沙田等更是大小军阀侵夺的重要目标。安徽郎溪的花赛圩，本是清政府工、吏两部修筑的公圩，有田地万余亩。辛亥革命后，军阀们在那里组织“湖丰公司” ，由张之洞的盐栈经理计兴芳兼任经理，地方公产变成了军阀小集团私产。1924年又由计经手，以3万元的低价卖与卢永祥部的一名团长吴南陔。吴为避免地方绅民反对，从中拨出1800亩“赠与”郎溪育婴堂。这样，花赛圩完全成了吴南陔一人的私产。[57]南方地区的一些大型湖泊如太湖、洞庭湖以及其他大湖泽的新淤土地，也大部分为军阀、官僚等所圈占。[58]庙田、学田和其他公产同样逃不出军阀之手。如军阀韩复榘的族叔韩世蔚就霸占了所在村庄火神庙的54亩香火地。[59]吉林官商合办的东宁屯垦公司，也落入军阀手中。该公司创设于清末，民国初年倒闭后，段祺瑞凭借权势，在该公司经营的土地上又开办裕宁屯垦公司，轻而易举地将原本属于东宁公司的官公田地万余晌变成了自己的私产。1922年，段又以4．3万元的价格将公司转让给了时任绥宁镇守使的张宗昌。[60]
军阀通过上述各种暴力和非法手段，大肆侵夺和兼并官田民田，其田产迅速膨胀，占地规模明显超过原有的官僚豪绅和商人地主，成为占地最多的新兴的大地主阶层。
军阀占有的土地数量往往同其割据地盘、握有军权的大小成正比。一些大军阀占有的土地动辄万亩乃至数十数百万亩。如张作霖在东北占有的土地，有数字可查的即达150余万亩。段祺瑞在东北东部边境有地20万亩。[61]吴俊升在任黑龙江省长时，据说攫取的土地更是“遍及全省” ，难以数计。另外在奉天洮南（现属吉林省）尚有土地2万亩。[62]袁世凯在彰德、汲县、辉县等地，约有田产400顷。[63]另有资料记载，袁世凯家占有彰德全部土地的1/3。[64]冯国璋的华成垦殖公司（与张謇合办），占地达75万亩。[65]曹锟则是天津静海地区的最大地主，不但占有巨额土地，而且垄断了那里的水利设施。[66]阎锡山在老家山西五台县等地占有的土地，累积总价额在600万元以上。[67]如平均以每亩30元计算，占地面积超过20万亩。
其他一些地方，军阀占有的土地数量也十分惊人。如广西督军陆荣廷、谭浩明，据说得势时占有的土地占全道的三分之一。[68]曾任湖南督军、张作霖属下司令的张敬尧，曾任安徽都督、巡按使的倪嗣冲，1927年前，分别在其老家安徽霍丘、阜阳拥有土地七八万亩。[69]历任福建镇守使、护军使、巡按使、督军和省长等职的李厚基，在苏北有地200多顷。[70]曾任云南总督的刘楷堂，在老家河南罗山拥有土地2700多石，约合25000亩。据说他买地“买心不买边” ，占有的全是好地。[71]此外，湖南水陆军总司令、省长赵恒惕，四川陆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督军刘存厚、成都卫戍总司令刘文辉等，也都占有大量土地，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
大小军阀的一些部属，诸如参谋、师长、旅长乃至团长、营长等，也都分别拥有土地数百、数千亩，及至上万亩不等。如前述张作霖的部属军事部参谋次长于国翰、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各有土地5000余亩，旅长李桂林有地2000余亩。四川刘湘的部属刘存厚、曾南夫、黄逸民、白驹等军、师长，仅在郫县一处，每人就有3000亩以上的土地。其余旅、团长百亩千亩的，“更不可胜计” 。[72]
总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及其部属，无不占有巨额土地，他们和各级官僚构成了辛亥革命后农村大地主阶层的主体。如四川郫县，约有耕地34万余亩，有20万亩被操在地主手中，其中大地主均为川军中旅长以上军官。[73]广西合浦（现属广东），20年代末收买田产的，“军政界人物占十之八” 。[74]陕西武功，占有地权的，虽军政商农各界都有，但军政界“多为较大之地主” 。[75]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正如当时论者所指出，“几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军阀、官僚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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