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大公报》记者

毛泽东会见《大公报》记者

王　鹏

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主席毛泽东两次会见《大公报》记者。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接受一些中外记者的采访,但用两个半天时间单独会见一家报社的记者是没有先例的。在重庆,《大公报》地位比较特殊,它不但是一家民间报纸,而且消息灵通,发行量大。在旧中国,报纸的发行因交通不便,渠道不畅通,各报的发行量都不多,能印上几万份就很不容易了。抗战时期,是《大公报》发展的鼎盛时期,尽管当时陆路、航路不畅,到抗战胜利时,重庆《大公报》已每天发行10万多份,《大公报》是重庆的第一大报。蒋介石在重庆时,很奇怪为什么出那么多钱办的《中央日报》以及其他官报,其销路总是赶不上《大公报》。因此,毛泽东对《大公报》给予特殊关照,理由就不难猜想了。

9月5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重庆红岩新村中共南方局办事处会见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王文彬在谈到这次会见时,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进入客厅后,很快见到了毛主席,他和我们一一握手。谈话开始时,我们还有些拘谨,看到毛主席那样诚恳、慈祥,平易近人,我们的紧张也就消除了。毛主席和王芸生谈话最多,孔昭恺和我插话很少。在旁记录的,只有王炳南一人……当时,我们的思想认识,是幻想抗战胜利,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团结,不打内战就好。毛主席对我们不理解的问题反复作了解释。毛主席深知大后方人民热望和平,反对内战,曾反复强调‘和为贵’。毛主席对我们讲解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讲得很透辟。此外,还谈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

这次会见持续了3个小时,直到天色已晚才结束。毛泽东留他们在办事处吃便饭,同席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饭后,毛泽东先生让王炳南安排车子,把他们送回李子坝《大公报》社。

在会见时,毛泽东与王芸生约定,关于这次会见不要在报上作详细报道。5日夜,王芸生要孔昭恺、王文彬写一条短消息,并经他过目,登在6日《大公报》重庆版的显著位置上。这条消息是这样写的:“毛泽东氏昨日午后接见本报记者称:来渝5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边区解放军情形与其他地区不同,有民选政府,有自卫军,无保甲长。保甲长为统治人民者,最要不得。协商之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对代表问题则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实行普选。毛氏评论中苏条约谓:该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物。有人认为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实则相反,可拭目待之。又有人因苏联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而惊讶,实则除国民政府而外自无可为对象者。然条约亦并未束缚苏联对中国政治批评之权,舆论仍可说话,前数日苏联《红星报》撰文谓中国应走民主政治,对我两党团结寄以殷切之期望。中国获得强有力之盟邦,可勿疑心于被其他国家侵略,毛氏表示愿商谈,早获结果”。

9月20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又一次会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双方又谈了3个小时。这一次的谈话内容未予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