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日报》

一、《东南日报》、《正报》回迁杭州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政权，将其军队、接收人员纷纷派往曾被日本占领地区，企图独占胜利之果。在新闻传媒方面，国民党也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抗战时期的沦陷区。9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厂、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根据这一暂行办法，在浙江，日伪所办报纸、电台及通讯社，除已停办的以外，两个月内全部被国民党接收，用以抢占新闻阵地。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即策划返回杭州出版。1945年8月，战时的该报云和分社派出采访课长郑文蔚、文书课员侯定远回杭筹备，接着又由秘书严芝芳带一批员工进入杭城。先期到达杭州的郑、侯，从25日起，与报界最先返杭的《民族正气报》（主持人娄子匡）出了几天联合版。严芝芳一行与郑、侯会合后，接收了日伪《浙江日报》的印刷设备和办公处所，经3天筹备，9月1日正式出版《东南日报》。11日，收回被日军宪兵队盘踞的杭州众安桥畔原社厦，报社各部门陆续迁入办公。10月下旬，副社长刘湘女率云和分社所有人员返回杭州，并总管《东南日报》杭州版社务。总编辑汪远涵，副总编辑先后为单建周、徐世衡，许绍棣一度是名义上的社长。杭州版初出4开4版，后改对开4版、6版，期发2万份以上，最多时2.6万份。

1945年9月，身在重庆的胡健中派原南平版业务经理刘子润赴沪，筹办《东南日报》上海版事宜，南平版其他人员随后均到上海。次年四五月间，胡摆脱《中央日报》总社社长职务辗转抵沪，加紧上海版的筹备工作。胡决心到上海办报，这出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因为他已不愿屈居于地方报纸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自从抗战后期《东南日报》一分为二，南平版虽是总社，总不能和在浙江的云和版去争抢接收杭州产业，因此他早有到上海闯局面的计划。要到上海去办报，比当年从金华迁到南平出版还要困难。上海大报多，人才济济，前往接收者后台都硬，再说人家是去接收现成的，《东南日报》却片瓦也无。胡健中当时仍滞留重庆，只能遥控指挥。他便通过函电要南平《东南日报》的人员、器材运到福州，经海路再运上海。胡得以在上海另起炉灶，得助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特别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支持，据说给了他20万美元外汇。胡还利用CC关系，得到杜月笙、宣铁吾等人的帮忙，使他解决了房子和设备、器材问题。

上海版《东南日报》在1946年6月16日创刊，陈果夫主持首刊仪式。该报出对开1张，期发数约2万份。总编辑杜绍文，副总编辑杨虹邨，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穆逸群，参加编务的有严北溟、陈向平、陈虞孙等。杭版、沪版《东南日报》，名为一家，管理上貌合神离，而作为国民党党报，其反动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给国民党打气，《东南日报》的宣传，不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为人所不齿。明明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东南日报》上却是“捷报”频传，甚至造谣污蔑共产党和解放军，什么“苏皖边国军奏捷”、“徐州国军三路追剿，犯匪全面溃退”、“黄兵团毙匪九万俘降八千”，什么“平古线展开激战，林匪死伤极重”、“冀东未来大会战，国军具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¹⁾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东南日报》所刊言论，可以骂共产党，也敢批评省政府，但绝不能批评国民党，尤其不允许批评国民党CC派。1949年2月6日，编辑项孔言写了一篇政治述评，题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和谈之门尚需人民努力推开》，文中转引新华社1月25日广播的中共发言人对国民党和谈代表一事的反应，其中说到“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系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文章在《一周间》评论专栏刊出后，杭版社长许绍棣批示“荒诞离奇，一至于此，殊堪痛恨”。胡健中也从上海发来指令：《一周间》“不能再让这些人胡搞下去了”。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败势已日益明显。胡健中准备将《东南日报》沪版机器与人员运往台湾，杭州版则暂留继续出版，维持到最后。1949年农历除夕前夜，装载着《东南日报》部分印刷器材的太平轮在舟山洋面与建元轮相撞（一说触礁）失事，人员、器材沉入海底。这次海难，《东南日报》沪版损失尤为惨重，胡健中不得不修改应变计划，改变杭版去衡阳、广州的盘算，令杭版将主要印刷器材拆运上海，从上海启运台湾。杭版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虚与委蛇，拖着不办，以迎接解放。1949年4月下旬，东南日报的主要负责人胡健中、许绍棣、刘湘女先后去了台湾。4月30日和5月3日，沪版、杭版《东南日报》相继终刊。

纵观国民党“东南”喉舌《东南日报》刊行15年，它自始至终坚守“党的立场”，言论和报道倾向从不偏离国民党政策方针。全民族抗战前，竭力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西安事变”真相也不予披露。《东南日报》老报人对此有一段回忆文字：1936年12月的一天傍晚，忽闻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晚上有内部通知说，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密商，各报发稿须以中央决议为准。报社按通知精神，便把其他各版先行编就付排，单在国内要闻版头条留一方空白。夜半零时后，电文来了，内容是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决定“讨伐”张、杨。夜班编辑照此发稿，等报纸大样出来已经黎明。⁽²⁾抗战初期，《东南日报》宣传抗日，但在“皖南事变”后，反共反人民论调逐渐增多。解放战争时期，对“戡乱建国”的鼓噪更是不遗余力。在杭州版《东南日报》1947年一次社务会议上，刘湘女阐释言论编辑方针时就说：“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动员戡乱’的国策必须遵循，决无依违两可的余地。”⁽³⁾胡健中容许副刊有各种倾向，而对要闻版和言论则抓得很牢，反映国民党反动立场。如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蒋介石意欲撕毁旧政协的协议，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单独召开“国大”。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电讯之前，胡健中抢先刊出消息，以作试探的气球。同年7月，民盟李公仆和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引起全国公愤。刚创刊的沪版《东南日报》冒天下之大不韪，于23日一版刊发一组报道称，“昆明暗杀案，已得确实线索”，“共党也有无声手枪”，妄图为国民党开脱，甚至想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中共。解放战争时期，《东南日报》更作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宣传。

需要提到的是，《东南日报》内部聚集了一批编辑和管理人才，其中有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巧妙地利用有限的“自由色彩”，在经手编发的一些新闻、言论及副刊中，打出一只只“擦边球”，不时透出民主、自由、解放的信息，受到读者的瞩目和好评。1948年11月7日，杭州版“一周间”栏第6期，刊有这样的几篇述评性文章，分别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政局酝酿变动》、《山穷水尽疑无路》、《挥泪别东北，两年六月十四天》。杭州版从1948年起，陆续发表《略论豪门资本》等专文，矛头直指四大家族。有的社论、专论还以中共土地改革纲领为依据，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浙江省“和平土改方案”作过激烈而又巧妙的抨击。1949年1月14日和3月17日，全文刊登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新华社批驳“台独”的电讯，这就不再是“擦边球”了，俨然有共产党外围组织报纸的味道。1948年，国民党军事败局已定，中共地下党员钟沛璋编写杭州版“一周间”军事述评，常透露一些真实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抗日战争时期，该报副刊《笔垒》，因是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编辑或撰稿，当时也颇有名气。

上海版《东南日报》副刊《长春》，编者仍为陈向平，这是比较进步的一角，经常撰稿者有王西彦、秦牧、许天虹、谷斯范等。谷斯范的《桃花扇底送南朝》（连载的新章回小说），以《桃花扇》传奇为蓝本，写了南明亡国故事。

作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另一份报纸，《正报》从抗战时期开始，追随省党部左右迁徙流离，在金华至浙南一带几经停刊复刊，还出过油印报和临时版。有记载说，1945年夏，社长吴望伋去重庆时，曾将《正报》合订本呈送蒋介石，受到蒋氏赞许，由国民党中常会拨款奖励。抗战胜利后，《正报》也即回迁杭州，并于1945年10月底起出版，社址设清泰街378号。先是日出对开1张，后曾扩为对开2张，早期标榜的所谓“小报大办”特点早已失去。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为国民党CC系列所控制的《正报》，其反动的言论立场和报道倾向，与《东南日报》如出一辙。1949年5月杭州解放前夕，该报终刊，吴望伋先期逃亡。